求 有关毛泽东的事例.议论文用.字数100字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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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处理人际关系一事例
1951年春,毛主席在石家庄“休养”期间,除了选编和修订《毛泽东选集》的文章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信函和电文.3月31日他亲笔写的两封《关于彭友胜工作安排问题的信》,读来耐人寻味,可谓我们共产党人正确、妥善地处理人际关系的范例.
彭友胜,是湖南衡东人,辛亥革命中,曾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任副目(即副班长),当时毛泽东在他那一个班当列兵.后来两人在广州又见过一面.可以说,彭友胜是毛泽东的老“顶头上司”、老同乡、老朋友了.建国后,彭友胜在家乡可能有困难,便写信给毛泽东叙旧,信写得很客气,其本意,明显是托毛泽东介绍安排工作.
毛泽东接到此信后,甚为高兴,也非常重视.虽然党和国家主席与一个退役小卒,地位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毛泽东对当年共过事的这位故人,充满了故旧的情谊.他没有假手秘书答复这一芥豆般小事,更没有象陈胜等农民领袖那样对当年穷哥们拒之于门外,置之不理,而是在百忙之中,亲笔写了两封长达干言的书信,为他介绍.当时毛泽东虽说自称“休养”,实际上对党和国家的大事日理万机,从抗美援朝的战略战役部署,镇反政策的制定执行,到经济建设的宏图大业,他都在运筹帷幄.他在石家庄休息三个月,亲拟的文电,单是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的,就有106篇.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过细地处理彭友胜的工作问题,反映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和群众的密切关系,以及他重情谊的性格特征.
毛泽东的两封信是分别写绘彭友胜本人和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规劝彭友胜安心在农村工作和生活,说你被划为贫农成份,如果是群众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乡下能过得去,以待下乡或暂住乡下为好,因为到外面怕难找到适宜的工作.这里,毛泽东没有讲大道理,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支使,完全是朋友间的维文善诱,入情入理.
第二、在写给湖南省政府负责人的情上,毛泽东如实证明了彭友胜参加辛亥革命的身份,恳切地说明：“据我过去的印象,[彭友胜]是个老实人”.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认真负责地说明,对彭友胜后来的历史和目前的情况并不清楚.这实际上是一份“证明材料”,写得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伟人与普通人打证明,反映了毛泽东伟大而质朴的品质.
第三、向湖南省政府依据政策提出具体建议,请他们对彭友胜加以考察,如果历史清白,则可“照辛亥革命人员例”,给以照顾,如给些钱安置,如介绍工作.毛泽东这里的建议,是“援例”,即照政策,而不是因为他的朋友要求特殊开后门.同时,毛泽东再三声明,由于对彭后来的历史不清楚,“不便提出确定的意见”,请湖南“酌定”.这里,毛泽东的组织观念可见一斑.
第四、在坚持以上原则的前提下,毛泽东也给彭友胜提供了方便,让拿他的信去找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程昱龄.但声明,“不一定能有结果”.
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有浓厚的人情味；既不违背政策和原则,又在办理渠道上提供帮助；既解决故人的困难,又不使他期望过高,更不给打保票；既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又不强加于下级.在这里,原则性、灵活性、政策性、做到了有机的完美的结合,实在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典范.
今天,我们许多领导人,也面临亲友托情办事、请批条子等问题,简单拒绝并非良策,无原则迁就又绝地不允许,到底如何对待这类事,读一读毛泽东的这两封信,是会受到启发而有助益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文化厚重的国度里,个人崇拜、皇权观念是比较容易滋生蔓延的.毛泽东对搞个人崇拜历来是十分警惕的,也是明确反对的.我们仅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就可以看到不少有关文献.这里择取的几件,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思想作风.
1949年3月,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向全党提出了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的号召.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会议还提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具体措施,规定“不给党的领导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总之,不要对个人歌功颂德”.
建国初期,在这些方面毛泽东一直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那时,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崇高的威望.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热爱总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1950年5月,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并在塔上铸一尊毛泽东铜像.为此,沈阳市人民政府致函中央新闻摄影局,请求他们代为拍摄毛泽东全身八寸站像四幅.因为涉及到要为毛泽东拍照的问题,中央新闻摄影局特请示毛泽东本人.5月20日,毛泽东对新闻摄影局的来函作了批复：“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在沈阳市人民政府的公函上,毛泽东在“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注“这是可以的”；在“铸毛泽东铜像”旁批注“只有讽刺意义”.
当时,想为开国领袖毛泽东铸像的还不仅仅是沈阳市一地.例如北京市也有同样的提议.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就通过了一项建议,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该提案送至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将其转呈毛泽东.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对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建议做出批语,指示“不要这样做”.
在湖南湘潭,家乡的父老乡亲对人民领袖毛泽东也有其独特的表达敬意的方式.50年代初期,在经济条件还相当落后的条件下,当地政府曾经打算为毛泽东在韶山的故居建房通路.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致信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信中说：“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的景仰,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案,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给予毛主席以最高荣誉勋章.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于1954年8月4日致电中央,请示“该大会是否可以通过此提案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速将电报报呈毛泽东.毛泽东8月6日批复：“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
建国初期,在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毛泽东本人也是十分谨慎和谦虚的.1953年4月3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该学会章程及宣言中有几处提到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阅后批复道：“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同年5月24日,他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等文件中凡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的地方,一律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1954年4月1日,他在刘伯承上报的一份部队工作文件中,不同意使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提法.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宣部于1954年12月5日拟定了一份“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稿”,通知稿指出：“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今后可用口头答复如下：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毛泽东在这个通知稿中加写了一段话：“在写文作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总之,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是不主张提“毛泽东思想”的,以至于中共八大没有像七大那样,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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