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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社会根源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原因和社会政治影响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体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其具体表现,就是郡县制的存在.一种政体是否属于中央集权制,关键在于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如果中央与地方间只有松散的政治联系,地方政权有较大的独立性,就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分散割据;如果二者间有紧密的政治联系,地方严格服从中央政令,就是中央集权.战国,秦,汉以后,我国郡县官吏由中央政权任免,调迁,向中央政权负责,在政治,法律,军事上服从中央政令,所以体现了中央集权精神.
西方很多国家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只有到十三至十五世纪时,才开始产生了中央集权的倾向.东方国家一般多具有中央集权制形成较早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情况与西方迥然不同,原因亦与东方其他各国互异,我们还是应当就中国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
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确立较早呢 直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与东方处于沙漠地带的国家相同,也是由于大规模灌溉工程的兴修迫切需要集中统治的政府进行组织,所以产生了中央集权制.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与东欧国家相同,是为了抵抗附近民族的进攻,捍卫民族独立,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确立的经济基础是所谓封建土地国有制.实际上,世界各民族中央集权制形成的原因既然各不相同,那末,中国封建社会确立这一政体形式的原因也可以和各国都不一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途径,还在于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
仔细分析起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包括下述两个方面:第一,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性质的上层建筑.运用这一理论解决国家性质问题,就是要看政权归哪个阶级所掌握.第二,经济基础的形式能够决定上层建筑的形式,当经济基础的本质不变,形式改变时,上层建筑也可以本质不变,形式改变.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情况就复杂化了,即相同性质的经济基础可以产生相同形式的国家政权,也可以产生不同形式的国家政权.列宁曾经指出,奴隶社会的国家在性质上相同,但政体形式却有君主制,贵族共和制和民主共和制之别;同样是封建社会,也出现过君主制和共和制等不同政体.1由于政体形式的变化与经济基础形式的变化有关,所以不能因为以上复杂情况,就认为一个国家采取何种政体形式是任意的,具有偶然性,不能给以科学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2很明显,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这一重要理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给以科学的说明.
中国封建社会从始到终采用中央集权制的根本原因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的特点.十五世纪以前,西方没有出现中央集权制,是由于封建领主不但能够世代相承地,稳定地占有领地,而且能够终生占有农奴;他们不但具有固定的等级身份,而且在领地上亲自掌握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领主不需要在地方上另设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就能够在庄园中对农奴进行统治.与西方相反,我国的封建地主是采取租佃制剥削佃农,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是不固定的,对佃农的占有也不稳定,地主本身不能亲自掌握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这些权力从土地所有权游离出来以后,必须归专门的官吏掌握,于是在地主经济之外,驾乎整个社会之上,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复杂的官僚机构.这种机构体现在地方政权上,就是历代流行的郡县制,也就是贯彻中央集权精神的关键所在.土地买卖使我国缺乏严格的等级制,地主的经济身份也很难固定在某个人身上,"以末致富"的商人可以转化为地主,破产的地主在卖尽土地以后就不再成其为地主,这种特色反映到郡县制上,就是"官无定守,民无定奉".3统治者任用官吏的原则是"择人以尹之","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4所以"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5按照这样的原则办事,官职对于个人不是固定的,永久的,官吏就只能对皇帝负责,一切权力就只能最后集中于中央.可见中央集权,专职官吏,郡县制度是三位一体的.秦代李斯概括地指出,"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6是一语道破了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的核心所在.汉人班彪也尖锐地看到了此点,故认为秦汉以后是"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7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正是由于"臣无百年之柄",皇帝才能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集全国大权于一身,而有了"专己之威".
行政权,司法权及军事权尽管从土地所有权那里游离出来,集中在中央政权手中,但这与土地国有制并无内在关系.决定政权性质的关键,是看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为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服务,而不是看封建国家采取了什么样的政体形式.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政治总代表,各级政权中实际掌握统治权的官吏,都是地主分子.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就是向封建政权输送地主分子的主要渠道.郡县地方政权中还有大量胥吏,往往是当地的土豪劣绅.明代顾炎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善乎叶正则之言曰: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之子,见以是传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8正如乡里,保甲基层政权掌握在乡绅地主手中一样,郡守,县令也只有依靠当地的豪绅,才能有效地进行统治,宋朝曾有明文规定:"州县责任乡豪更相统制,三年能肃静寇盗,民庶安堵者,并以其豪补州县职以劝之".9可见各级封建政权并不以保护土地国有制为自己的基本职能,它实际是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地主阶级镇压人民的工具.
虽然如此,我们并不否认,国有土地的大量存在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有一定的作用;但应特别声明,只能从财政意义上来理解这种作用,它本身并不反映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汉武帝时实行"告缗",没收了大量土地,对国家财政收入颇有裨益,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但西汉政权的经济基础却仍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土地国有制.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是推行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的前提.租庸调制,尤其是府兵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当均田制破坏后,中央集权就被藩镇割据所代替了.然而我们却应当看到,唐政权的职能仍然主要是为地主土地所有制服务.在看到国有土地对加强中央集权发生作用的同时,却不能反过来认为,凡是中央集权强化的时期,必然存在大量国有土地,因为国家的财政来源很多,国有土地的收入并不占主要地位.宋朝中央集权比较巩固,但国有土地却比汉,唐,明等朝少得多.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也须要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不应该把国有土地同中央集权机械地联系起来.
秦汉以后,国家确实组织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中央集权制也的确有利于抵抗周边民族的攻掠,有助于巩固边防,但我们却不能认为中央集权制产生的根源就是地理条件和民族战争.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王亚南同志的下述论断是十分中肯的:"进行水利工程也好,抵御外侮也好,选贤举能也好,都是维持一个专制王朝必要的措施.我们不能倒转过来,说这些措施的任何一方面是专制官僚政治产生的基本原因.没有封建的地主经济作基础,中央集权的专制官僚政体是不可能因为任何理由而发生与发展的".10东方某些国家是由于处于沙漠地带,气候和土壤因素使人工灌溉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所以土地国有制与中央集权制孪生在一起.中国的黄河流域并非沙漠地带,灌溉固然对农业有利,却不是农业生产的第一个条件.战国以后,中央集权制恰恰是在西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井田制崩溃以后,土地私有制空前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水利工程的兴建不能把中央集权制与土地国有制媒介在一起.俄国,匈牙利和奥地利是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产生了多民族国家和中央集权制.我国在战国,秦,汉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出现是华夏族(即汉族)内部各国相互兼并的结果,而不是为了抵御匈奴而自愿联合的结果.所以,边防的需要也不是我国中央集权制与多民族国家孪生的真正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到别国去找现成的答案,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具体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很早就形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体,但这一国家结构并不巩固,有时往往会出现割据和分裂状态,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之间存在矛盾.西方的中央集权制是和国内统一市场,近代民族等同时形成的,其政治的集中与经济的集中平行发展,齐头并进,因而中央集权制一旦产生之后,就相当巩固,很难遭到严重破坏.中国中央集权制形成于自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时期,分散的个体农业是社会组成的主要经济细胞,因此,中央集权制尽管有形成的必要经济基础,却缺乏使它巩固的经济前提.在这种条件下,它的不稳定性,割据,分裂状态在某种程度上的保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虽然国内民族市场的形成是西方中央集权制产生和巩固的前提,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是我国中央集权制不巩固的原因,但我们却不能认为,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程度上的提高都在相应程度上有利于中央集权制的巩固,每一次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集权都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实际上,由中央集权走向分裂割据,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集权,是取决于很多条件的,并不单纯取决于商品经济水平的一高一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程度,超经济强制的强弱,商品经济的繁荣与衰落,民族关系的简单和复杂,都对政体形式的变化能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譬如唐代初年,商品经济水平比较低,中央集权制却比较巩固;开元,天宝以后,商品经济有了显著发展,中央集权却正走向藩镇割据.又如五代十国时期及北宋初年,商品经济水平并不比唐代有显著提高,统一集权的国家却终于再度重建.我们所以不能简单化地对待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分析问题不能解释上述矛盾现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在理论上,民族市场的形成必须以区域性分工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商品经济微小的发展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自然经济的分散性,不可能为政治的集中提供充分必要的经济集中的条件.
此外,还应看到,即使在中央集权制最巩固的时期,由于我国仍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当时也还存在割据的因素和成份,统一集权的程度不可能达到十五世纪以后西方的水平;另一方面,即使在分裂割据状态最严重的时期,也还存在局部地区的中央集权制,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或是五代十国,各个小国内部仍然实行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把任何时期的中央集权或分裂割据绝对化了,都容易流于片面.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两种因素都有,然而毕竟前者占支配地位.在两千年漫长的历史中,统一集权的时间大大超过了分裂割据的时间,就是有力的说明.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社会政治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对社会经济,阶级斗争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方面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首先,这种政体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影响占支配地位.斯大林曾经指出:"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割据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的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11对于这一理论,须要结合具体史实加以说明和理解.
中央集权制是全国统一的重要条件,而全国大一统的局面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政治环境,即可以避免一些纷争和割据,可以减少某些统治阶级内部的有害战争.战国时各国间战争不休,一个大战役造成的损失,"十年之田而不偿也".12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人人自以为更生".13秦汉以后,割据分裂的时候战争就多,统一集权的时候,也发生过统治集团之间的内争,如西汉有"吴楚七国之乱",晋有"八王之乱",明有"靖难之变",但就总的情况而言,战乱毕竟比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少得多.因此,在汉,唐,明,清等统一集权的朝代,社会经济往往有大踏步的发展.
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形成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要兴修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但统一集权局面毕竟有利于治理黄河和修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秦朝的灵渠,汉朝的王景治河,隋,元两代的大运河,都是国家统一时期劳动人民兴修起来的重要水利工程.唐朝前期全国统一,"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而水利事业"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14这一事实也集中地反映,统一集权是发展水利事业,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政治前提.
统一集权的政治环境还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交流和商品流通.秦汉时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一统局面,"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5在西方,中世纪时贵族领主割据纷争,道路阻隔,经商缺乏安全保障,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绝大多数时期,商人都可以单独行动,远出经商,只有经营非法商业的私盐贩和私茶贩才必须进行集体武装贩运.这种商旅比较安全的情况,与中国没有西方那种拦劫商旅,杀人越货的领主和骑士有密切关系.
秦修驰道,隋,元广开运河都是出于政治,财政,军事的需要,但在客观上,统一集权国家所创办的水陆交通也有利于经济交流和商品流通.在谈到隋朝开通大运河时,杜佑就曾说:"自是,天下利于转输".16秦朝的驰道,历代的驿站,都具有类似的作用.
出于财政需要,统一集权的封建国家还往往实行全国一致的货币和度量衡.秦始皇在这方面的功绩最为显著,隋统一全国后宣布实行举国一致的五铢钱,这是最著名的两个事例.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对全国的商业发展,在客观上有积极作用.
全国大一统的政治形势还有利于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交流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秦统一后,大批人民"谪戍"五岭以南,把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和铁制农具传入越族. 西汉的屯田西域,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元代黄道婆能从海南岛把棉纺织技术传到松江一带,显然也与全国统一有关.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在分裂割据的条件下,这种生产技术的交流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却比较困难得多了.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西欧的面积与中国约略相当,在近代却形成为很多单一民族的国家,未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领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原因就在于中世纪时西欧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汉族在封建主义时代就采用了中央集权政体,成为一个相当巩固的人们共同体,并且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故能作为一个核心民族,克服周边各族的离心力,使他们产生向心力.如果没有形成这一政治体制,则不但中国各族不能联合成一个国家,甚至汉族本身也可能分裂成很多国家.在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尽管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残酷的民族战争和民族征服,但我国今天的多民族大家庭毕竟是从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周边各少数族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般都比汉族落后.无论是各族的军事民主主义阶段的上层显贵也好,或是奴隶主贵族也好,往往对汉族发动掠夺战争.汉族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体制保证了本民族的统一,有利于在民族战争中保卫自已.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消极影响虽然只居次要地位,也应加以分析.
首先,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意味着国家须要豢养大量的专职官吏和职业兵,这就必然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和兵役等负担.西方中央集权制形成的时候,也出现了大批官僚和职业兵,行政,军事费用也突然猛增,不过当时社会生产已经相当的发展,而且有一个富裕的中等阶级支持王权.中国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财富还不能与西方比拟的情况下,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就好象一个还没有成年而且身体羸弱的人勉强地穿上了一套不胜负担的铠甲.这样,沉重的赋税落在人民身上,同时也延缓了扩大再生产的进程.唐代的国家开支中,"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 ".17宋人蔡襄也认为"兵冗为大,其次又有官冗".18明代也有"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的说法.19在兵饷,官俸中,又以前者所占比重最大.历代统治者尽管也想采取"革冗员,去冗兵,节冗费"20的措施,或者实行屯田制,府兵制,通过寓兵于农的办法解决财政支出浩繁的问题,但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兼并只要存在,问题就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沉重的赋役负担,总是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政治集中同经济分散发生严重矛盾,是中央集权政体消极影响的又一个表现.西方中央集权制与统一的民族市场同时形成,国都往往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而且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已很密切和成熟.所以,中央政权的大量消费并不造成严重的困难.中国从秦汉开始,国都一带就集中了大量的官吏和军队,须要从全国调运大量物资供其消费.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各地区间缺乏天然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交通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这种出于财政需要的人为大调运就是一个极大的浪费.汉代的桑弘羊就已经看到,"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索隐》引服虔曰:"雇载云僦,言所输物不足偿其雇载之费也".21明代的赋税分配情况是"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于京师者十有九",22所以江南漕粮达于京师的费用是"以石五六斗而运一石".23清人王心敬有一段集中而典型的议论:"国家建都燕京,廪官饷兵,一切仰给漕粮,是漕粮者,京师之命也.然其粮米则倚办于江浙湖广之南北,至近在二千里外,远者且四五千.中间公私不赀之耗,至有费过本粮原额一倍者"."究之官廪兵粮毫厘无加,而南民国力徒耗于无益之处耳.然其法终不可易者,漕粮系京师之必需,固不暇顾国力与南民也".24显然,这种浪费必然拖住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加重了农民的苦难.
商税的沉重和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央集权制对商品流通所起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侧面.
大量官俸,兵饷的需要迫使地主政权大肆征商.商税的沉重不仅削弱了商业资本,减少了商品流通,而且由于到处设置关津,大大阻碍了转运商业.宋代的"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25可见商税已在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历史上不但分裂割据的时候是"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26,就是在中央集权制相当巩固的大一统时期,统治者也总是遍设关卡,进行征商.明朝是"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27清代"国家设关通天下,凡十三处,皆相隔三四百里".此外,还有"攒典之设而各据口隘,横行村落,处处皆关,则处处有税",故当时有"关外之关"的设法.28这种情况对商业发展的阻碍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南宋时在沿江一带从池州至建康的七百里内设有六处场务,其间有"相去不满五六里者",因而使商旅"困于公家之征".29明代"客商俱怕征求,多至卖船失业".30因此,我们不能对中央集权制在商品流通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片面地估计过高,还必须承认大量兵饷的官俸对商业繁荣的不利影响.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是由于要满足封建政权的财政需要,同时,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和商品经济水平较低也是导致关津林立的重要条件.当时商人资本的力量还不足以扫除这些封建障碍.
商税是因地主政权的财政需要而征收的,在商业不发达的时候,商税往往较少,在商业比较繁荣的时候,商税随之增加.唐朝初年,商业不很发达,当时并不征收货物通行税.盛唐,中唐时期,商业空前繁盛,各道节度使,观察使因而"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 ".其后果是"商旅无利,多失业矣".31从明初到明后期,也经历了一个商品经济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所以"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32事实说明,商税成了商品经济的桎梏,这正反映了中央集权制与商业流通相矛盾的一面.
封建国家对商品生产,商品流通的政治干预,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商品经济须要在"自由"的空气中顺利发展,西方中世纪的商品生产最初是由摆脱农奴制束缚的城市手工业者发展起来的;以后又在行会所不能控制的地方,织布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第一个行业.采矿业在十四,十五世纪时,也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界上发展起来,成为工场手工业最早出现的部门之一.在这种地区,它既不受领主的干预,也不受行会的控制.当时西方虽然出现了中央集权制,但它不是作为商品经济的对立物而存在,恰恰是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得到了中等阶级的支持和拥护.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是纯封建经济时代的早产儿,专制主义封建政权不但严密地控制了城市,而且也有效地统治着广大农村.不但农村的纺织业要受课役的盘剥和干扰,就是矿冶业也完全不能摆脱国家的干预.马端临说:"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酒酤,征商是也".33 宋人石介也概括地指出:"国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酒茗皆有禁,布绵丝枲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34明代的市民运动首先从矿冶业大规模开始,就反映我国封建社会根本就不存在既不受官府,行会控制,也不受农村封建政权控制的城乡之间的边界地带.至于官府手工业所受的封建统治和它对私营手工业的影响,以后在讨论手工业时还要专门涉及,这里就不预为详论了.
最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是促使阶级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从中央到郡县的各级封建政权好象组成一个天罗地网,用行政,司法,军事等机构把整个社会紧紧地捆绑起来,劳动人民很难逃脱它的控制.因此,与西方相比,封建统治实际是更有效,更强化了.同时,大量的官俸,兵饷均来源于农民阶级所负担的课役,而赋税,徭役,兵役的"头会箕敛",往往是促使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化的催化剂.秦,隋,元三代农民起义的反课役色彩,是非常鲜明的.正如在物理学中,作用越大,反作用也越大一样;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统治,压迫的强化也带来了反统治,反压迫斗争的强化,课役的沉重也引起了反课役斗争的加强.
由于在中央集权政体下,地主阶级的统治非常严密,农民群众不进行大规模的发动,就很难进行有效的反抗和斗争.这是农民战争规模特别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自然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条件下,我国农民也是分散的,彼此间的联系不可能很紧密.但处于中央集权的环境中,尤其当斗争展开以后,各地区农民之间进行接触和联系,毕竟比处于分裂割据环境中方便得多.加之,集权中央也意味着中央政权是一切政治压迫的总枢纽,一切横征暴敛的总机关,所以全国农民的阶级斗争锋芒也必然首先指向皇权,这样,共同的政治斗争目标也容易把各地的农民斗争联系起来.恩格斯在总结德国农民战争时曾惋惜地说:"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化了的国家,说不定会创造出多么伟大的成果".35可见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中央集权制,对农民起义有重要影响.秦汉以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存在,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规模特别大的主要政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