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写作风格是什么?

冯骥才写作风格是什么?
冯骥才写作风格是什么?

冯骥才写作风格是什么?
冯骥才,当代作家.原籍浙江慈溪,生于天津.从小喜爱美术、文学、音乐和球类活动.1960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市书画杜从事绘画工作,对民间艺术、地方风俗等产生浓厚兴趣.1974年调天津工艺美术厂、在工艺美术工人业余大学教图画与文艺理论.1978年调天津市文化局创作评论室,后转入作协天津分会从事专业创作,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文学自由谈》和《艺术家》主编等职.著有长篇小说《义和拳》（与李定兴合写）、《神灯前传》,中篇小说集《铺花的歧路》、《啊!》,短篇小说集《雕花烟斗》、《意大利小提琴》,小说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系列报告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电影文学剧本《神灯》,文学杂谈集《我心中的文学》,以及《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冯骥才小说集》、《冯骥才选集》等.短篇小说《雕花烟斗》,中篇小说《啊!》、《神鞭》,分获全国优秀短篇、优秀中篇小说奖.部分作品已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文字在国外出版.
　　冯骥才以写知识分子生活和天津近代历史故事见长.注意选取新颖的视角,用多变的艺术手法,细致深入的描写,开掘生活的底蕴,咀嚼人生的况味.冯骥才的写作风格：作家对民俗非常了解,文笔对准市井村民,雅俗共赏.他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体验生活再创作是他的准则.可以说是一位通俗小说家.在作者笔下,无论怀人记事,还是山水寄情或者谈文说艺……都显得情真辞美,意趣清雅,以内容哲理、知识、激情于一炉之魅力,撩人心情.作品的技巧姻熟,笔法潇洒,且注重从民族精神气质中挖掘情绪,因此,读来更觉得味道隽永而意义深长. 冯骥才在《神鞭》附记里表明了他的创作意图,即“要在《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这一条路之外,也在《铺花的歧路》、《走进暴风雨》等那一条路之外,另辟一条新路走一走.即写写地道的天津味儿.笔下纸上都是清末民初此地一些闲杂人和稀奇事.”《神鞭》便写了一个关于辫子的神奇故事.作品通过“神鞭”的兴衰变化,细致真切地再现了晚清时具有浓郁的天津味的市井生活.冯骥才走的这条“新路”,即是把荒诞手法与写实主义的社会风情画揉合在一起,从而使这一历史小说具有了现代意识.作者以出神入化、虚实结合的手法,生动地描写了神鞭如何在庙会上把大混星子玻璃花抽得鼻青脸肿,如何打败色厉内茬的所谓津门武林祖师爷索天响,如何把蔑视中国人的东洋武士打得晕头转向；写出神鞭之神, “挥洒自如,刚猛又轻柔,灵巧又恢宏”,“随心所欲,意到辫子到,甚至意未到辫子已到.这辫子上仿佛有先知先觉”,似乎是祖宗的精灵附在上边.这既荒诞又神奇的辫子功,之所以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正在于这些荒诞的情节非常贴切、巧妙地镶嵌在极其逼真精细的富有天津民俗特色的现实主义描写之中.冯骥才运用幽默诙谐的富于天津味儿的语言,不仅写出了道道地地的天津风俗地方特点,如天津卫的热闹非凡的皇会、“截会”,名声远场的“卫嘴子”,等等,还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天津的人物,如憨实正直,能跟随时代潮流而变革的傻二,武功高强、一身正气的鼻子李,蛮横无理、欺软怕硬、仪义气、缺心眼的大混星子玻璃花,如花似玉、心高气盛、爱出风头、出身贫贱的飞来凤,色厉内茬、一戳即破的号称津门武林祖师爷的索天响, 以及正如玻璃花道破的“拿中国东西唬洋人,再拿洋货唬中国人”,最后不当中国人的假洋鬼子杨殿起..通过这些描写,冯骥才向读者展示了不乏“国民性”写照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凝定着民族文化色彩的精神风貌.因此,他的对民俗民风的描绘,不是为了点缀、猎奇,也不是怀旧与复古,作一番民俗风情的展览,而是使整个社会生活的内涵更加地域化、民族化与深层化,表现了作家对于充满了民族性的生活的深刻开掘和剖析.他所塑造的种种人物的个性特点中,也无不显示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折光及传统意蕴.除傻二、鼻子李、刘四叔等之外,冯骥才也并不避讳那些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糟粕因素的展示,如玻璃花、死崔、杨殿起、蔡六之类代表的恶势力, 以及义和团在抗击洋人时所表现出来的愚昧落后,而以他敏锐、严峻的眼光,正视、剖析了中国人过去的历史,从流淌着的民族文化血液中寻找新的出路.作品最杰出的地方是傻二的神鞭敌不过洋枪子,失去了当日凛凛威风.但他没有抱着祖宗的“精血”不放,而是跟随时代、历史前进的脚步的变革,由“神鞭”变为“神枪手”,求得生存权.傻二说的“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我把‘鞭’剪了,‘神却留着.’”表现了我们民族的革新和进取的时代精神.整部作品“既有现实主义的风俗人情描写,又有现代主义的荒诞手法,互相交融,互相渗透,浑然一体,交映成趣.这种多样化的创作方法,正是时代生活日趋多元化的必然反映,也是冯骥才个人的艺术素质与特异才能所决定的.”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是冯骥才把视角转向市民文化心理的一个短篇.作家捕捉到一对“身高逆差一头”的夫妇,从他们所遭受到的冷眼和中伤中,揭示世俗心理中卑微、污浊的一面.那趋炎附势的势利眼光,那落井下石的市侩行径,那窥人隐私的奇异癖好,那搬弄是非的旺盛精力,充分表现了小市民文化心理中的污垢.这种市侩心理有历史积淀的文化垃圾,也有极左政治的社会遗毒,它们的共通之处,是对人的不尊重,对人的个性、自由的漠视和践踏.这种对人的生存价值的漠视,终于酿成了这对“反常”夫妇的悲剧.小说通过这个悲剧的产生,使人们看到市民文化心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小说抓住人生奇特的不规则的旋律展开艺术构思,充分揭示其背后的生活哲理.高女人在世俗冷眼和政治中伤中抑郁而死之后,鳏居的矮男人还像妻子在世时那样,出进总把雨伞举得高高的,“这时,人们有种奇妙的感觉,觉得那伞下好像有长长的一大块空间,空空的,世界上什么东西也填补不上.”这空间对矮男人来说,是无法填补的生活亏空,无法弥合的感情创伤；对于读者来说,是充分思考的广阔余地.它让人们思考,是什么造成了这生活的悲剧.作者留下这块艺术空间,把读者引入哲理沉思的境地,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情感意识去填充它,在这个空间里咀嚼复杂的人生内容与社会内容,获得一种余味无穷的艺术美感.而细节描写的成功,丰满了这篇小说的人生内容.除了雨伞下面那块空间的细节之外,邻居在吃团圆饭时无聊地把长颈酒瓶与矮礅罐头放在一起猜谜的细节,揭示了世俗心理的丑恶,显得同样精彩.作品在生活的不规则旋律中获得哲理的构思,又以生动的细节描写丰富了艺术形象,显示了小说创作的一个思维规律.
　　冯骥才也许甚至不是故事的创作者,而只是个故事的收集者、整编者和转述者.他的最大资源是天津卫那个五方杂处的水陆码头上的故事,天津那个地方的优势首先在于故事多,其次在于讲故事的多.那是个典型的市民社会,小老百姓忙碌一天后,以讲故事来缓解筋骨和情绪.民间通俗文化在那儿可以说比北京和上海要发达,相声、曲艺、杂耍、故事……都是全市人民的家常便饭；其力量之普遍和强大足以消磨天才的意志、遏制天才的发展；冯骥才之所以能从这种文化中冒出来,不是因为他鹤立鸡群地超越了这种文化,而是他幸运地做了这种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和代言者,是鸡立鸡群.冯骥才是个故事至上者,他说：“把故事写绝了是古人的第一能耐.故而我始终盯住故事.”他的小说的最大看点的确首先在故事,其次在人物.故事和人物,外加一点众所周知的寓意,这些小说的古法,正是冯骥才死死紧盯的东西.他善于讲故事——不是编,他的故事线条清晰、情节精彩,哪怕出奇、出格,也能让一个普通读者比较容易地抓住.《俗世奇人》共有19个人物的故事,都有头有尾,中间的过度和转折也有明确的交代.冯骥才自己说这些故事“各自成篇,互不相关”,但是,有好事者非得要把它们“集体”起来,做吃力不讨好的事.现在这个戏剧版本拉杂不堪,把《俗世奇人》里的众多故事笼统在一起,煮成了一锅大杂烩.分不清轻重和主次,中间似乎有个主题和线索,但就如同那幅画上的长线条似的,其实什么也挂不住；只因为它想挂住的太多.一开场就各色人等,纷纷登场,现场异常凌乱,情节的推进缓慢得让人气闷.天津大鼓重复出现,但是外在的把戏,流行歌曲、当代切口、小丑扮相和时尚言行这种种噱头的穿插,则把主题和线索碎尸万段了.地道和不地道的天津土话,更使外地观众难以抓住戏剧的内涵.这里头确实有许多民俗、民情甚至历史的折射,但太缺乏条理、编排和组织；这不是一个博物馆,而是一个跳蚤市场.这一切做法跟戏剧的原则——简洁、直接、集中、浑融等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