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纪晓岚的简介生平事业与和珅的关系

刘墉、纪晓岚的简介生平事业与和珅的关系
刘墉、纪晓岚的简介
生平事业与和珅的关系

刘墉、纪晓岚的简介生平事业与和珅的关系
刘墉就是家喻户晓的“刘罗锅儿”,因为他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深得百姓喜爱.有关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当代的影视剧作家也很了解民众这种渴盼清官的心理,于是,刘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镜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其他两位是和珅和纪晓岚）.在剧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贪官和珅成了死对头和欢喜冤家,和珅在他面前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经常弄巧成拙,想算计人反遭算计.乾隆皇帝对他又爱又恨、又有点无可奈何.这个人物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愿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义的化身,甚至连他的罗锅儿也让人不惟不觉其丑陋,反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其实,荧屏上的刘墉和历史上的刘墉并不完全重合,从形象到事迹有许多地方源自剧作家的想像.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选官标准. 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的.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 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为观瞻所系,不能不特别强调. 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就曾在《北京晚报》上专门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指出过这一点. 还有一个旁证,可以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按照当时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相貌.“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所以,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总也不至于体有残疾. 当然,“刘罗锅”的称号,也事出有因.史书上记载,嘉庆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可见他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难免会驼背弯腰,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罗锅”,那就不准确了. 可见,从形象言之,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刘墉并不一致.那么,从为官行事的角度看,历史上的刘墉是不是像剧作家描写的那样清廉干练,不畏权势,是不是真的能将大贪官和珅戏弄于股掌之中,在乾隆皇帝面前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刘墉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棨（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说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 刘墉生长在这样世代书香、以科举仕进为荣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后来他成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也证明了其学识的渊深.但不知什么原因,满腹经纶的刘墉却迟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至少目前尚未发现他在30岁之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预备资格,一般从科考成绩优异的进士中选拔,然后在庶常馆学习深造,期满考试合格者,授翰林院编修.清代翰林虽然薪俸较薄,但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近臣,号称“清贵”,“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而且,大臣死后如果想得到皇帝赐谥的“文”字,则必须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举仕进者尤重翰林出身.应当说,刘墉在仕途上开局良好.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刘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后20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学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在做地方官期间,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诸城县志》称赞他：“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贿,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书,兴文字狱,捉拿会党,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刘墉做过提督安徽学政和提督江苏学政.提督学政是一省的教育长官,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厅长,但不同之处在于,学政不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独立开展各项事务,督抚大员也不能侵其职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学政离任,督抚才可暂时代管其事.学政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反映地方情况,吏治民风. 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有所建树.在出任江苏学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可见对刘墉抱有厚望.刘墉也不辱使命,很是严肃认真.据清人笔记记载：“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严肃峻厉,人多畏惮.”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相隔近20年,为官处事风格也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以刘墉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为例,因为把关严格,使得许多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 乾隆三十四年（1769）,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知府.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时算起,到此时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说来,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刘墉遭株连被革职,与诸兄弟一起下狱；后外放刘墉作安徽和江苏学政,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刘墉之父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颇佳.刘墉同样是不负重托,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正当刘墉以政绩迁冀宁道时,前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刘墉以失察罪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朝廷加恩命他赴军台效力赎罪长达一年,回北京后又在一个叫作“修书处”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两年.由此可见,这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亨通”. 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此时刘统勋圣眷正隆,先后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刘统勋七十寿辰之时,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匾额志贺,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第二年,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 刘墉也十分珍视这次机会,“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主要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虽然其中必然夹杂着弹词艺人的想像夸张和道听途说的内容,未必都是实录,但说明刘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有政声,是难得的贤能官吏.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短脰（dòu).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意思是说,刘墉到江宁后,对下属要求严格使其不敢耀武扬威,对百姓关爱拯其脱离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后,刘墉历迁江西、陕西、江苏,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刘墉被授湖南巡抚,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驻长沙,兼理军民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内,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垣,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墉的政绩可谓斐然.《清史列传》上面说他：“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峒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将其所办大事都列举出来了.《湖南通志》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所行诸事“民以为便”.乾隆四十七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书房行走.当时和珅炙手可热,刘墉遂“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这又表现了刘墉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刘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同时也是官场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包括应付上级和同僚的圆滑趋避之术.大体说来,他任地方官、能够独当一面的时期,主要表现了清勤刚正的一面,“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入京以后,正好碰上和珅专宠于乾隆,擅弄威权,排斥异己,刘墉只好以静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刘墉刚入京的几年仕途还算顺利,做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其间还处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国泰是山东巡抚,其父四川总督文绶是刘墉的老上级,更关键的是,国泰的后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红人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历城、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责成和珅、刘墉等同钱沣一起前往核查. 国泰,满洲镶白旗人,姓富察氏.国泰与和珅过从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办国泰等的消息后立即派家人通风报信,使得国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项填补亏空的时间.赴山东途中,和珅还以言辞威胁钱沣.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刘墉深知和珅与国泰的关系,因此常与钱沣密商对策.到山东历城县后,和珅说不用彻底核对,只要抽查几十个库就可以了,并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钱沣要求先封库,第二天彻底拆封.结果发现库里的银两“多系圆丝杂色银”,通过盘诘库吏得知,这些银两是从各商铺借来充数的.于是,出告示叫各商铺前来认领,“大呼曰：迟来即封贮入官矣”.于是商贾纷纷前来认领,库藏为之一空. 在这件事上,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他的态度对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显然,刘墉支持钱沣,同时也就得罪了和珅.从这件事我们看到,刘墉仍不失其“刚正”. 此后的几年里,刘墉似乎总是在犯错误,受指责,乾隆对他显然并不满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嵇璜、曹文埴（zhí）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诸生馈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结果刘墉受到处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应当说,措辞相当严厉. 乾隆五十八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皇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 嘉庆元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谕中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 嘉庆二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 刘墉像是变了一个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谨也看不到了,此期间的刘墉更多表现出的是滑稽和圆滑世故.清人笔记记载,一次在军机处吃饭,有同僚提起唐宋时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刘墉马上接口说：“但使下民无殿粪,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为之喷饭.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刘墉入朝为官期间的种种“劣迹”,是想探讨同样一个人,为什么前后差别如此之大? 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讲,是当时朝廷上的政治气候决定的.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一个颇具意味的细节：乾隆问和珅,你是做忠臣呢,还是作奸臣?和珅答,我不做忠臣,也不作奸臣,我要做的是让您高兴、逗您开心的弄臣.结果乾隆对和珅的回答很满意.这个情节很可能只是出于编剧的一种想像,但应当说,剧作家对乾隆心态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 乾隆皇帝有一个“本朝无名臣”的理论,他说,因为朝廷纲纪整肃,本朝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把所有荣誉归于圣主,大臣们所做的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出于圣主的旨意.所以,他下令禁绝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万民伞之类为官员扬名的活动.老年乾隆更是志得意满,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权力欲和虚荣心越发膨胀,此时他的身边更不需要名臣,而只需要忠心办事、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才. 再加上当时朝堂上宵小环绕,和珅弄权,勾结党羽,把持朝政,排斥异己,正直之士很难有所作为.御史曹锡宝曾经想通过参劾和珅家奴刘全以达到惩办和珅的目的,结果反遭陷害,被革职.所以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当刘墉为地方官时还做了一些兴利除弊的事情,而到了皇帝的身边却反而无所建树,唯唯诺诺.也许从适应官场规则、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刘墉这样小错不断、屡遭申饬、弄得自己名誉扫地,未必不是聪明之举. 在当时以滑稽方式为官的还大有人在.比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也是如此.据说他晚年每逢门生、旧吏来看望,他所言皆不关政治,全为诙谐之语. 这些以清正刚直著称的官员尚且如此,当时官场风气可见一斑.乾隆皇帝聪明太过,使得大臣们只好装糊涂；乾隆皇帝好名太甚,使得大臣们只得“平庸”.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汉高祖刘邦与承相萧何之间的关系.萧何作为大汉第一功臣协助刘邦夺取天下后,继续兢兢业业地办事,清正廉洁地为官,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极好.这使得刘邦很不放心,于是找借口将萧何抓了起来,虽然念及旧情最终又释放了萧何,但萧何出狱后汲取了教训,不再顾及名声,圈地、贪渎之事也颇做了几件.老百姓意见很大,也有人向刘邦告状,这下刘邦却一笑了之,不再追究.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岁.去世的当天,他还曾到南书房当值,晚上还开宴会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说他“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的善于解脱之意.不管怎样,刘墉可算得上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功德圆满. 纪晓岚简介生平 河间才子入翰林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六月十五日,纪晓岚出生于河间府献县崔尔庄.关于他的出生,长久以来就流传着种种神奇的传说.据朱为之写的墓志铭说,在他出生的前夕,“水中夜夜有光怪”,并有一道火光闪入其出生地对云楼,后遂被人们认为他是“灵物化身”.于是“昀”就被作为了他的名字.“昀”即日光的意思,晓岚是他的字. 这奇异的出生显然是后人编造的传说,但是,纪昀自幼就具有一种特异功能倒是事实.他本人69岁时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中自述：“余四五岁时,夜中能见物,与昼无异.七八岁后渐昏阍,十岁后遂全无睹.或半夜睡醒,偶然能见,片刻则如故.十六七岁以至今,则一两年或一见,如电光石火,弹指即过.盖嗜欲日增,则神明日减耳”.垂老之言,大概不会虚妄吧. 纪晓岚从小就有“神童”之称.关于他少年时非凡的才华,民间有很多故事流传.据说,纪晓岚一日在街上与同伴们玩球,正好太守经过,不巧球误扔进太守的官轿.别的孩子早四处逃散,他居然上前拦轿索球.太守见他憨态可掬,于是说：“我有一联,如果你能对上,就把球还你,否则就归我.”纪昀同意了.太守出上联：“童子六七人,唯汝狡”.纪昀不加思索地答道：“太守二千石,独公……”最后一个字迟迟不说.太守问他“何以不说出末一字?”他回答说：“太守若将球还我,就是‘廉’字；若不还,便是‘贪’了.”太守不禁大笑,自然把球还他了. 天资固然重要,但是后天的学习更是纪晓岚成为“一代通儒”的基本要素.纪昀从小就深受父亲影响,也受到家人严格督促.当然,他自己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加上他自己的聪颖禀赋,其学问与日俱增.雍正十二年,纪晓岚随父入京,受业于著名画家董邦达门下.董邦达是清代皇家画院中继王原祁之后的一代宗匠.名师自然出高徒.乾隆五年（1740）,纪昀返乡应童子试.乾隆十二年应乡试,其文章写得词采富丽,才气飞扬,引人入胜.这次乡试的主考官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阿克敦和刘统勋.两人不禁为之拍案称绝,被擢为乡试第一.十九年三月中进士,会试列第22名,殿试中名列二甲第四名.同年进入翰林院,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此后他先后担任山西、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并曾视学福建.纪昀在奔忙于学官和侍奉皇帝期间,每每君臣之间,同僚之间,多有酬唱应答,妙语佳对,不仅赢得广泛赞誉,而且也颇得乾隆帝嘉奖. 纪晓岚入主翰林后,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尽情发挥.有一年乾隆帝东巡泰山,纪昀随驾.至东岳弥高岩前,乾隆帝突然想起《论语》里的“仰之弥高”之句,欣然集成一幅颇难应对的上联：“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弥上也.”纪晓岚不假思索地念出了下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对得自然工巧,无懈可击. 宦途生涯多烟云 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三十三年（1768年）,是纪昀在翰林院春风得意、酣酒高歌的日子.这时与他交游的朋友中有王鸣盛、钱大昕、朱筠、卢文?、王昶等.乾隆二十年,纪昀在北京歙县会馆拜见了戴震.两人一见如故,并折节与交.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两淮盐政卢见曾因有营私贪污行为而被革职查办.纪昀则因为通风报信而被发配乌鲁木齐.这件事《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更为生动有趣：当时纪昀得知消息,想预先通知卢家.但又怕引火烧身,不敢轻易传话、写信.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一点食盐和茶叶封在一个空信封里,里外未写一字,星夜送往卢家.卢见曾从中终于悟出其中的隐语：“盐案亏空查封”.后经刘统勋等人的严密侦缉,纪昀终于败露,同年十月,被遣戍乌鲁木齐赎罪. 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奉召回到京城之前,纪昀在新疆呆了两年多.在这两年多时间中,其大儿子纪汝佶病亡,爱妾郭彩符在纪昀东归不久也撒手人寰.在这段日子里,纪晓岚对人生有了更深切的感悟,体会到了君主的无常、官场的险恶与世态的炎凉.一种人生的空幻感与弥漫感伤的情绪时时萦绕于心际.在这期间,他曾为自己的一块砚台赋诗：“枯砚无嫌似铁顽,相随曾出玉门关.龙沙万里交游少,只尔多情共往还.”他还曾为一幅《八仙对弈图》题诗,图上,韩湘子、何仙姑对局,五仙旁观,铁拐李酣然大睡.纪昀端详过后,无限感慨涌上心头,信笔写道： “十八年来阅宦途,此心久似水中凫.如何才踏青明路,又看仙人对弈图. 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哪似顽仙痴不省,春风蝴蝶睡乡深.” 重返翰林院,使纪晓岚的思想为仕与隐的抉择产生过激烈的斗争.他对人生世事的认识更加清醒,对胜衰荣枯之理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与其争强好胜,还不如酣然“痴不省”而来得快活. 但是,纪昀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过那种“水中凫”的生活,火热的经世情怀终于战胜了退隐的念头.纪昀生活后期,备受恩宠.他三迁御史,三入礼部,两次执掌兵符,最后竟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致仕.纪昀不仅居高位,享盛名,而且执学术牛耳,为士林所宗仰.洪亮吉就称他“当代无人可并论”,是名副其实的一代文宗.虽然如此,他晚年的内心世界却日益封闭.年轻时一度才华横溢、血气方刚的他,至此,日感疲惫,再“无复著书之志,唯时作杂记,聊以消闲”,其《阅微草堂笔记》正是这一心境的产物.所以当《阅微草堂笔记》脱稿时,他不无抱憾地吟咏道：“平生心力坐销磨,纸上烟云过眼多.拟著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 嘉庆十年（1805）二月十四日,一代鸿儒纪晓岚去世,终年82岁.嘉庆帝曾亲自前往祭奠,并追谥文达. 立身之道与交游 纪晓岚在清代官场上驰骋近半个世纪,又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另外他还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是乾嘉时期公认的文坛领袖.他官位虽大,但为人通达,礼贤下士,人情味很浓,所以交游甚广,其友朋知己、门生故吏不计其数.从其作品或一些文献里可以查证,当时许多著名汉学家、文人学士都和他有密切的交谊,诸如戴震、王昶、卢文弨、王鸣盛、钱大昕、余集、邵晋涵、孙星衍、王念孙、段玉裁、朱皀、朱筠、阮元、蒋士铨、洪亮吉、黄仲则、罗聘、刘墉等,乾嘉汉学风尚的形成,纪晓岚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乾隆二十年夏,纪昀初识戴震.当时戴震是来京避难的.两人情深意笃.纪昀还曾出资将戴震的《考工记图》付梓,并为之作序.戴震后来几次到京师都住在纪昀家.乾隆三十八年,戴震还因纪昀的推荐进入四库馆.戴震去世后,纪昀曾深情赋诗,说是“披肝露胆两无疑”的朋友.戴震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等扼杀人性的尖锐抨击,这在纪晓岚纂修的《阅微草堂笔记》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都有相当深刻的反映. 晚年的纪晓岚多次述及他和陆青来的结交经过.陆青来曾官至湖南巡抚、户部郎中.治学倡导经世致用.他与纪晓岚少年时代同受业于董邦达,是非常要好的同学.纪晓岚说,他小的时候常喜欢戏侮陆青来,但青来并不为忤,称纪晓岚的喜怒变化是真性情的表现.为此,纪昀颇有知己之感. 纪晓岚的同窗好友还有一个董元度.董元度,字寄庐,号曲江,山东平原人.乾隆十七年进士.二人相识于乾隆十三年,交谊甚笃,有多首酬唱诗传世.董氏性情洒脱,不喜欢受人约束.入翰林作官后,仍常乞假外游.后仕途不顺,穷困而死,所以其诗多清婉而感伤.纪昀《戏赠曲江》诗中曾说他“疏狂全未减,落拓久无聊”,并称：“爱尔如兄弟,结交三载余.每怜同寂寞,相与惜居诸.”《阅微草堂笔记》也多次表示对董元度所禀持的“人到无求品自高”的处世态度推崇备至. 纪昀和刘墉更有着不解之缘.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正是纪昀的乡试主考官.对刘统勋的知遇之恩,纪晓岚一直是感激零涕、念念不忘的.而后来纪昀被发配的案件,又恰是刘统勋负责.还有更巧的,举荐纪昀担任四库馆总纂官的,也是这位刘大人.刘墉,字崇石,号石庵,刘统勋长子.刘墉在民间是个颇具知名度的人物,家喻户晓的《刘公案》就是表彰他的.刘墉比纪昀年长4岁,都是一代才子.相传刘墉当年参加殿试时曾有上乘表现.乾隆皇帝让其以自身驼背为题赋诗,他不无自嘲兼揶揄地写道：“背驼负乾坤,腹内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跃龙门.丹心扶社稷,涂脑报皇恩.以貌取人者,岂是圣贤人!”和坤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唯刘墉、纪昀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臣始终不曾依附.他们一个善文,一个工书,却都有收藏砚台的癖好.有时相互赠送,也常为一个心爱之物而互相攘夺,但彼此都恬不为意,并以之为笑谈. 纪昀交游的名单当然远不止这些,还有像钱大昕、卢文弨、王杰、王鸣盛、朱皀、朱筠、王昶、洪亮吉等人,这些都是一代著名大师,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化脊梁.正是这么一批人,为盛世学术文化思潮的形成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 治学为人“近人情” 纪昀为人宽厚,学识渊博,是乾嘉时期官方学术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曾这样评论纪昀：“于书无所不通”.但他广博的学问与其通达的为人是相辅相成的.他治学为人皆讲求宽容,表现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就说他“其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