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具体是怎么被敌人发现被捕的?原因具体 具体,李大钊为什么会被发现呢?为什么?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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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具体是怎么被敌人发现被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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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日使馆“举报”
苏联使馆东边、隔着御河就是日本使馆.站岗的日本卫兵最早注意到苏联使馆不大对劲儿,常有中国人频繁出入.苏联使馆的西边毗邻一家法国医院,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听到隔壁俄国兵营的院子里半夜老有动静,有什么人深更半夜里讲话和争论,仿佛忙得顾不上休息,也不知疲倦.
1926年夏天,躲在俄国兵营里的李大钊的确很忙.彼此,国民军与“讨赤”联军正在北京南口鏖战,同时,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誓师北伐,一路战火不休,信息不畅.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俄国兵营里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转出去.情报的正面写上些不相干的话,背面用牛奶书写,火一烤才显得出字迹.
苏联使馆里的“动静”引起了法日使馆的注意.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将这一发现告诉了当时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次长吴晋.这个吴晋曾经在法国炮兵工程学校留学,任过驻法国使馆参赞,是个亲法派.他很快将“苏联使馆内可能有赤色活动”的消息汇报了上去.
东交民巷里之后就多了一些一天到晚趴活儿的“车夫”,眼睛一刻不离地盯着东交民巷西口北边的苏联使馆.
叛徒供出藏身地点
李大钊住在俄国兵营是许多人知道的事情.但他的具体地址30号院,只有少数领导同志才晓得.
当时已是冬去春来.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使馆内外联络工作的阎振山,有一天出去送信再也没有回来.送信、取报工作就由帮大家做饭、打杂的张全印肩负起来,可没过几天,张全印上街买菜的时候也失踪了.而大家还不知道,京师警察厅派出的4名暗探早已借招工之机扮成杂役混进了俄国兵营,专盯着兵营里中国人的一举一动.
但只凭所收集到的表面情况,警察厅还不敢贸然行动.
1927年3月的一天,警察厅里突然躁动起来.西交民巷有情况!
警察迅速赶到,当场拘捕7人,搜出了正在分发的秘密传单.恐怖随即蔓延开去,党的6处秘密机关暴露,100多人被捕.反动军警一下来了精神,“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沈维翰亲自出马,连续审讯了3个昼夜,终于发现有一个叫李渤海的嫌犯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就在李大钊身边工作.
李渤海是李大钊的学生.1923年,他由高君宇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避难后,俄国兵营内的共产党组织以及李大钊同外界的联系,多由他承担.李渤海被捕后叛变的情形,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沈维翰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回忆往事时,才道出多年鲜为人知的内幕.他说李渤海“经多方劝导,颇能合作,将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产人员名单供出”.为避免打草惊蛇,警厅悄悄释放了李渤海.除了当事人,此事再无人知晓.
所以,李渤海在李大钊牺牲之后还当过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1927年10月,他再一次被捕叛变.后来,李渤海改名黎天才,追随张学良左右.1955年,身居上海的黎天才以“叛徒、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改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此时,李渤海已死去20年.
最后的脱身机会
进入4月,内外情况都摸清楚了,敌人随时可能收网.但直到最后一刻,李大钊其实还有脱身机会.
张作霖一直有个很大的顾虑：全副武装冲进去抓人,这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历史上尚无先例,就算是打着“讨赤”的旗号,列强们能答应么?为防横生枝节,张作霖决定先派人与苏联之外的各国使馆联系.
4月4日,直鲁联军的总参议杨度听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杨度此时是联军总参议,暗地里却帮着国民党在各军阀之间周旋.那天,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朋友女儿的婚宴,正好碰上了当过外交部总长的汪大燮.杨度有意无意地攀谈：“外交方面可有新闻?”汪大燮回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此话怎讲?”杨度追问.汪大燮说：“张大帅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要派人进入俄国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
得知此讯,杨度找了个托辞,赶紧离席.
汪大燮并不知道,杨度早在1922年就在孙中山家里结识了李大钊,还常常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李大钊了解军政内幕.俄国兵营里住着李大钊,杨度是知道的.当晚,杨度就把从汪大燮那里听来的消息告诉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并传进了俄国兵营.据说,接到消息,4名革命者马上离开了俄国兵营.可惜的是,李大钊却没有走.
王德周（追随李大钊多年,当时是党在天津的负责人）有一段回忆：“在1927年元旦,我和李先生谈,北方区办公地点需要赶快想办法,因为在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以内,去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事情,应趁早迁出.当时李先生的答复是,不要太胆小了,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东交民巷,不容许中国武装入内,是载在条约上的,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绝不是问题的全部.李大钊之女李星华回忆：“那些日子里,父亲格外忙.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既然已经在销毁文件,就说明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
其实,早在杨度之前,就不断有同志、学生、亲人、友人劝李大钊离开北京,也不断有人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到南方参加北伐战争,或者被派往苏联学习.李大钊却总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
这个“事”是什么事?今天已无从知晓.与它相比,李大钊觉得自己的安危是次要的.
被捕
因为涉及外国使团,警察厅这次的行动可谓煞费苦心.
动手前,为保万无一失,他们派出一个名叫吉世安的警察,最后一次确认李大钊在不在俄国兵营里.这个吉世安从译学馆毕业后,曾被分配到京师警察厅做外事工作,跟驻华的各国使馆都有公私来往.他跑到苏联大使馆,先以私人关系找到了使馆秘书毕德诺,假称自己跟李大钊是朋友,有封信要交给李大钊,但他自己不便跑到俄国兵营里去,想请毕德诺代转.
所谓的信其实就是便条一张,上面写着“外面对你风声甚紧,请多加注意”,没有上下款.毕德诺一看也没多想,就叫了自己的中国仆人来,让他把信送去西院的俄国兵营,交给李大钊.吉世安由此确定,李大钊彼时确在俄国兵营里.安国军总司令部便命警察总监陈兴亚、宾兵司令王琦等人第二天马上动手.
1927年4月6日,恰好是清明节,天清气朗.一早起来,星华、炎华姐妹高高兴兴地换上了新夹衣.母亲赵纫兰带了炎华去兵营空场上散步,星华坐在外间长椅上看报,李大钊在里间屋里伏案工作.
包括吉世安在内,京师警察厅这天派出了300多人的行动队伍.带头的人揣着一份正式公文,公文上称：“苏联使馆内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局办事处、庚款委员会等处有共产党阴谋暴动的组织机关,须立即搜捕,事出紧迫,请各国公使准许.”
这当然就是做个样子,因为张作霖早已获得了以驻京公使团团长、荷兰公使欧登科为代表的各国公使的默许.据说,这位张大帅派人对公使团一通吓唬,说是苏联使馆里至少有4000多支枪械,共产党可能要搞暴动,对公使团很不利.对红色苏联本就充满敌意的公使团,也就以“苏联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之列”的托辞答应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当时的《晨报》上有详细的记载：上午10时30分左右,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突然来了许多洋车夫和穿便服的行路者,过往行人都觉得不大对劲儿.11时,150多名警察、100多名宪兵全副武装,从警察厅出发分路直扑东交民巷.一部分人把守各路口,剩下的人包围了苏联大使馆.
李星华当时就和父亲在一起,她在回忆录里清晰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座小屋子……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在这许多军警中间,我发现了被捕的那位工友阎振山,被绳子牢牢地拴住胳膊……他们把他带来,当然是叫他认人的.那个身材粗大、满脸横肉、长着一双恶狼般眼睛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山：“你认识他吗?”阎振山只简单地摇一摇头,表示不认识.“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呢!”胖侦探狡猾而阴险地一笑.
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赵纫兰母子等33人,以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
吉世安在解放后交代说,他们闯进去时,屋内正在烧文件.但文件只烧毁了很少一部分.因为是上等纸印的,不爱着火,没有烧透.而且,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因为抓捕队居然是带着消防车来的!消防队员还特别装备了水银,用水银灭火,以防对纸质的文件造成伤害.
据说,当天从苏联使馆里拉走了7车文件.
各方营救
事发后,京津各报社评,都为李大钊呼吁.
4月9日,政府校务讨论会席间提议“李大钊虽属共产党员,究系迷信学说,与故意扰乱治安者情形微有出入,应请当局略迹原情,贷其一死”.9所国立大学校长商定自10日起分途营救.北大校长余文璨、师大校长张贻惠随后前往文昌胡同8号拜访张学良.
政府政治讨论会也在9日召开,全场推举讨论会会长梁士诒、杨度为代表,赴顺承王府向张作霖陈述意见.第二天,两人约同当时的司法总长罗文干一同会见张作霖,杨度将自己在北京的爱宅“悦庐”变卖,所得的4000多大洋全部用来营救李大钊.
章士钊则找到了张作霖身边的红人、奉系元老杨宇霆,历数李大钊得名之盛,言辞恳切地奉劝杨宇霆“切不为以一时之意气,杀戳国士,而遗千载恶名”.据说,杨宇霆“闻之悚然,乃向张作霖陈说”.
河北乐亭同乡白眉初、李时等300多人此时联名上书陈情,请求军方保全李大钊的性命,并先行释放赵纫兰母子.
此时,西方各国对张作霖的做法也颇有微词.苏联人更是怒气冲冲,事件一发生就向北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苏联代表驻华大使率领馆员30余人数日后离华,扬言断交.苏联首都莫斯科发生了10万工人、职员大游行,抗议军阀擅闯大使馆,行凶抓人.各国站在不同立场上纷纷敦促张作霖尽快拿出切实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李大钊等人蓄意暴动、反抗政府.
最重要的证据其实就是从使馆搜得的大批文件,有中文的,大部分都是俄文的.
张作霖成立了“搜查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但凡懂点俄文的政府工作人员几乎全被调用.编译会的人日夜加班,搞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发现组织暴动的计划.苏联则发表声明称,那些文件都很普通,在任何一国的使馆里都能搜得出来.
李大钊光明磊落,问到后来,他干脆说：“你们拿纸笔来,我自己写好了.”于是,就有了后来被广为传诵的“狱中自述”.对于共产主义学说,李大钊承认“崇信不讳”.
除了“狱中自述”,其实还有一份“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里,至今尚未公开.字里行间,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跃然纸上.
力主“讨赤反共”的张作霖想要的绝不是这些.他甚至派出自己手下、李大钊的同乡杨宇霆做说客,许以高官厚禄,但也没能从李大钊口中得到苏联“赤化”中国的证据和共产党组织工农运动的情况.所以,警察厅一方面对外界宣称“李大钊口供颇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认“李无确供”.
神秘的“前方来电”
李大钊就义前遗照
“李无确供”怎么判刑?张作霖似乎也没了主意.张作霖亲信杨宇霆也建议保李大钊性命,认为李大钊本为北方著名学者,不如判个终身监禁,让他在奉天的监狱里继续研究《资本论》.
4月23日,张作霖最终决定派参议何丰林就任审判长,组成由军方一手控制的特别法庭.
4月28日上午,特别法庭突然开庭,草草审理了70分钟,便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决,立即执行.
张作霖为何突然下定决心,残忍杀害了李大钊和另外19位革命志士?有种说法：是来自前方将领的一封电报影响了张作霖.
4月29日的《晨报》发表了快讯“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快讯里提到这样一个细节：“而前晚又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这个拍电报来的“某将领”和“南方某要人”究竟是谁?1927年5月12日出版的《民国日报》（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报道了此事,并提出“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根据这篇报道,“南方某要人”是指两手刚刚沾满“四一二”死难志士鲜血的蒋介石,而前方某将领是张学良.
张次溪则在《李大钊先生传》中说是“张宗昌忽由山东前线拍来一电,谓李大钊是北方革命领袖,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究危险”.
这个用一封电报将李大钊等人置于死地的“某将领”究竟是谁,至今也没有定论.
事实上,张作霖本就是绿林出身,匪性不改,再加上反赤将领的怂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榜样”力量,仓促做出杀害李大钊等人的决定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容就义
1927年4月28日12时30分,6辆汽车押送着李大钊等人,从京师警察厅出来,开进了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
张作霖不敢在天桥刑场公开处死李大钊,便决定使用从国外进口的绞刑架（这个绞刑架解放后被送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馆里的001号文物）,在看守所里秘密进行.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架,英勇就义,时年38岁.
至于临刑前的种种,有各种传言和说法.有人说,刽子手用残忍的“三绞法”杀害了李大钊,绞一会儿就放他下来用冷水浇醒,连续3次以延长他的痛苦；有人说,李大钊曾想讲话,却被宪兵一拳打倒；也有人说,李大钊曾要求纸笔写遗书没有得到允许,他便不再说话,神色未变.
如今,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李大钊临终前的模样,有就义前为其拍摄的照片为证.照片上的李大钊身着布棉袍,淡定从容.
赵纫兰母子在李大钊被害当天获释,第二天才知噩耗.报纸上说“李大钊身后事凄凉”,李妻闻耗悲痛而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五人环榻哀号,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李大钊被捕当日,大儿子李葆华恰好外出郊游,躲过搜捕.多亏周作人冒险将葆华安排在自己家里,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李大钊牺牲后,是同乡白眉初等人带着星华姐妹赶往下斜街长椿寺收尸,并为先生更换了一口崭新的红柏木棺材.新棺材则是梁漱溟等人帮忙张罗的.
地下的墓碑
牺牲之后,李大钊的灵枢在宣武区的浙寺里存放了6年.
1933年4月中旬,蒋梦麟、章士钊、白眉初等北大教授、民主人士共同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
94岁高龄的刘导生是当年公葬的参加者,提起往事,老人说：“互济会负责筹备,在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购买了墓地.出殡前,浙寺堆满了花圈、挽联.出殡的队伍有100来人,主要是革命学生,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北京8大左派组织也去了不少人.”
队伍从浙寺出发,沿宣武门、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前进.在西单路口,队伍突然停下来,有人拿出一面早已准备好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盖在李大钊的棺木上.
众人护送灵枢到了万安公墓,公墓看坟人跑过来说：“今天一大早,有一辆骡车拉来了一块石碑,说是给李先生坟前立的.”大家围上来一看,石碑的顶端刻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内刻镰刀斧头,碑文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之墓”.大家商量再三,觉得在当时的情形下不便将这样的墓碑立于墓前,于是便埋在了墓旁地下.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万安公墓内建立李大钊烈士陵园,移灵安葬时,人们想起那块墓碑,一挖果然挖到了,如今就保存在陵园的纪念馆里.

主要是张作霖太nb了
二话不说直接冲击苏联大使馆
苏联竟然没和中国开战

一九二七年春，国内的革命形势继续高涨。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抵长江流域，吴佩孚、孙传芳均遭惨败，北洋军阀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可是，隐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蒋介石正磨刀霍霍，准备向工农开刀；奉系和直系军阀，除拼命抵抗北伐军外，在他们盘踞的北方则加紧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搜捕革命者，疯狂进行迫害。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先是杀害了《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接着就把屠刀指向了李大钊同志。

全部展开

一九二七年春，国内的革命形势继续高涨。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抵长江流域，吴佩孚、孙传芳均遭惨败，北洋军阀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可是，隐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蒋介石正磨刀霍霍，准备向工农开刀；奉系和直系军阀，除拼命抵抗北伐军外，在他们盘踞的北方则加紧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搜捕革命者，疯狂进行迫害。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先是杀害了《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接着就把屠刀指向了李大钊同志。
根据帝国主义者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更不准携带武器入内。于是“安国军”（此时奉军称安国军作者）总部派人先找荷兰公使欧登科（当时任公使团团长），接着又与英、法等国公使交涉，最后经签订《辛丑条约》的八国公使会议讨论，默许奉军派人进入东交民巷搜捕李大钊同志等人。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奉系军阀和“京师警察厅”的三百多名军队、警察、宪兵、侦探，全副武装，身佩红线为记，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半进入东交民巷，其头子在荷兰使馆内坐镇指挥。他们首先把住各个路口，随后就进入苏联大使馆及旧俄兵营内进行搜捕。（关于奉系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搜捕李大钊的情况，请见《国闻周报》四卷十五期《俄使馆党案始末》。亦可见《东方杂志》二十四卷十二号《时事日志》）

收起

......真是个问题，被捕就是被捕，因为他反对三大军阀之一勾结日本人的张铸灵，被便衣侦探发现，最后就被捕了，不信你看《十六年前的回忆》上面就有说便衣侦探！

他是在一间小屋里被发现的，并被带到了监狱里。李大钊在狱中时，那些敌人用竹签插入他的指甲里，最后把他十个手的指甲全部取下，并对他行刑时长40多分钟。

因为是一位叫阎振三的工友告诉警察李大钊的藏身的地方

自己看6年级语文书

法日使馆“举报”
苏联使馆东边、隔着御河就是日本使馆。站岗的日本卫兵最早注意到苏联使馆不大对劲儿，常有中国人频繁出入。苏联使馆的西边毗邻一家法国医院，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听到隔壁俄国兵营的院子里半夜老有动静，有什么人深更半夜里讲话和争论，仿佛忙得顾不上休息，也不知疲倦。
1926年夏天，躲在俄国兵营里的李大钊的确很忙。彼此，国民军与“讨赤”联军正在北京南口鏖战，同时，国民革命军从广东...

全部展开

法日使馆“举报”
苏联使馆东边、隔着御河就是日本使馆。站岗的日本卫兵最早注意到苏联使馆不大对劲儿，常有中国人频繁出入。苏联使馆的西边毗邻一家法国医院，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听到隔壁俄国兵营的院子里半夜老有动静，有什么人深更半夜里讲话和争论，仿佛忙得顾不上休息，也不知疲倦。
1926年夏天，躲在俄国兵营里的李大钊的确很忙。彼此，国民军与“讨赤”联军正在北京南口鏖战，同时，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誓师北伐，一路战火不休，信息不畅。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俄国兵营里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转出去。情报的正面写上些不相干的话，背面用牛奶书写，火一烤才显得出字迹。
苏联使馆里的“动静”引起了法日使馆的注意。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将这一发现告诉了当时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次长吴晋。这个吴晋曾经在法国炮兵工程学校留学，任过驻法国使馆参赞，是个亲法派。他很快将“苏联使馆内可能有赤色活动”的消息汇报了上去。
东交民巷里之后就多了一些一天到晚趴活儿的“车夫”，眼睛一刻不离地盯着东交民巷西口北边的苏联使馆。
叛徒供出藏身地点
李大钊住在俄国兵营是许多人知道的事情。但他的具体地址30号院，只有少数领导同志才晓得。
当时已是冬去春来。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使馆内外联络工作的阎振山，有一天出去送信再也没有回来。送信、取报工作就由帮大家做饭、打杂的张全印肩负起来，可没过几天，张全印上街买菜的时候也失踪了。而大家还不知道，京师警察厅派出的4名暗探早已借招工之机扮成杂役混进了俄国兵营，专盯着兵营里中国人的一举一动。
但只凭所收集到的表面情况，警察厅还不敢贸然行动。
1927年3月的一天，警察厅里突然躁动起来。西交民巷有情况！
警察迅速赶到，当场拘捕7人，搜出了正在分发的秘密传单。恐怖随即蔓延开去，党的6处秘密机关暴露，100多人被捕。反动军警一下来了精神，“京师警察厅 ”司法科长沈维翰亲自出马，连续审讯了3个昼夜，终于发现有一个叫李渤海的嫌犯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就在李大钊身边工作。
李渤海是李大钊的学生。1923年，他由高君宇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避难后，俄国兵营内的共产党组织以及李大钊同外界的联系，多由他承担。李渤海被捕后叛变的情形，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沈维翰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回忆往事时，才道出多年鲜为人知的内幕。他说李渤海“经多方劝导，颇能合作，将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产人员名单供出”。为避免打草惊蛇，警厅悄悄释放了李渤海。除了当事人，此事再无人知晓。
所以，李渤海在李大钊牺牲之后还当过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1927年10月，他再一次被捕叛变。后来，李渤海改名黎天才，追随张学良左右。1955 年，身居上海的黎天才以“叛徒、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改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此时，李渤海已死去 20年。
最后的脱身机会
进入4月，内外情况都摸清楚了，敌人随时可能收网。但直到最后一刻，李大钊其实还有脱身机会。
张作霖一直有个很大的顾虑：全副武装冲进去抓人，这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历史上尚无先例，就算是打着“讨赤”的旗号，列强们能答应么？为防横生枝节，张作霖决定先派人与苏联之外的各国使馆联系。
4月4日，直鲁联军的总参议杨度听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杨度此时是联军总参议，暗地里却帮着国民党在各军阀之间周旋。那天，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朋友女儿的婚宴，正好碰上了当过外交部总长的汪大燮。杨度有意无意地攀谈：“外交方面可有新闻？”汪大燮回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此话怎讲？”杨度追问。汪大燮说：“张大帅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要派人进入俄国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
得知此讯，杨度找了个托辞，赶紧离席。
汪大燮并不知道，杨度早在1922年就在孙中山家里结识了李大钊，还常常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李大钊了解军政内幕。俄国兵营里住着李大钊，杨度是知道的。当晚，杨度就把从汪大燮那里听来的消息告诉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并传进了俄国兵营。据说，接到消息，4名革命者马上离开了俄国兵营。可惜的是，李大钊却没有走。
王德周（追随李大钊多年，当时是党在天津的负责人）有一段回忆：“在1927年元旦，我和李先生谈，北方区办公地点需要赶快想办法，因为在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以内，去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事情，应趁早迁出。当时李先生的答复是，不要太胆小了，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东交民巷，不容许中国武装入内，是载在条约上的，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绝不是问题的全部。李大钊之女李星华回忆：“那些日子里，父亲格外忙。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既然已经在销毁文件，就说明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
其实，早在杨度之前，就不断有同志、学生、亲人、友人劝李大钊离开北京，也不断有人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到南方参加北伐战争，或者被派往苏联学习。李大钊却总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
这个“事”是什么事？今天已无从知晓。与它相比，李大钊觉得自己的安危是次要的。
被捕
因为涉及外国使团，警察厅这次的行动可谓煞费苦心。
动手前，为保万无一失，他们派出一个名叫吉世安的警察，最后一次确认李大钊在不在俄国兵营里。这个吉世安从译学馆毕业后，曾被分配到京师警察厅做外事工作，跟驻华的各国使馆都有公私来往。他跑到苏联大使馆，先以私人关系找到了使馆秘书毕德诺，假称自己跟李大钊是朋友，有封信要交给李大钊，但他自己不便跑到俄国兵营里去，想请毕德诺代转。
所谓的信其实就是便条一张，上面写着“外面对你风声甚紧，请多加注意”，没有上下款。毕德诺一看也没多想，就叫了自己的中国仆人来，让他把信送去西院的俄国兵营，交给李大钊。吉世安由此确定，李大钊彼时确在俄国兵营里。安国军总司令部便命警察总监陈兴亚、宾兵司令王琦等人第二天马上动手。
1927年4月6日，恰好是清明节，天清气朗。一早起来，星华、炎华姐妹高高兴兴地换上了新夹衣。母亲赵纫兰带了炎华去兵营空场上散步，星华坐在外间长椅上看报，李大钊在里间屋里伏案工作。
包括吉世安在内，京师警察厅这天派出了300多人的行动队伍。带头的人揣着一份正式公文，公文上称：“苏联使馆内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局办事处、庚款委员会等处有共产党阴谋暴动的组织机关，须立即搜捕，事出紧迫，请各国公使准许。”
这当然就是做个样子，因为张作霖早已获得了以驻京公使团团长、荷兰公使欧登科为代表的各国公使的默许。据说，这位张大帅派人对公使团一通吓唬，说是苏联使馆里至少有4000多支枪械，共产党可能要搞暴动，对公使团很不利。对红色苏联本就充满敌意的公使团，也就以“苏联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之列”的托辞答应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当时的《晨报》上有详细的记载：上午10时30分左右，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突然来了许多洋车夫和穿便服的行路者，过往行人都觉得不大对劲儿。11时，150多名警察、100多名宪兵全副武装，从警察厅出发分路直扑东交民巷。一部分人把守各路口，剩下的人包围了苏联大使馆。
李星华当时就和父亲在一起，她在回忆录里清晰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座小屋子……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在这许多军警中间，我发现了被捕的那位工友阎振山，被绳子牢牢地拴住胳膊……他们把他带来，当然是叫他认人的。那个身材粗大、满脸横肉、长着一双恶狼般眼睛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山：“你认识他吗？”阎振山只简单地摇一摇头，表示不认识。“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呢！”胖侦探狡猾而阴险地一笑。
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赵纫兰母子等33人，以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
吉世安在解放后交代说，他们闯进去时，屋内正在烧文件。但文件只烧毁了很少一部分。因为是上等纸印的，不爱着火，没有烧透。而且，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因为抓捕队居然是带着消防车来的！消防队员还特别装备了水银，用水银灭火，以防对纸质的文件造成伤害。
据说，当天从苏联使馆里拉走了7车文件。
各方营救
事发后，京津各报社评，都为李大钊呼吁。
4月9日，政府校务讨论会席间提议“李大钊虽属共产党员，究系迷信学说，与故意扰乱治安者情形微有出入，应请当局略迹原情，贷其一死”。9所国立大学校长商定自10日起分途营救。北大校长余文璨、师大校长张贻惠随后前往文昌胡同8号拜访张学良。
政府政治讨论会也在9日召开，全场推举讨论会会长梁士诒、杨度为代表，赴顺承王府向张作霖陈述意见。第二天，两人约同当时的司法总长罗文干一同会见张作霖，杨度将自己在北京的爱宅“悦庐”变卖，所得的4000多大洋全部用来营救李大钊。
章士钊则找到了张作霖身边的红人、奉系元老杨宇霆，历数李大钊得名之盛，言辞恳切地奉劝杨宇霆“切不为以一时之意气，杀戳国士，而遗千载恶名”。据说，杨宇霆“闻之悚然，乃向张作霖陈说”。
河北乐亭同乡白眉初、李时等300多人此时联名上书陈情，请求军方保全李大钊的性命，并先行释放赵纫兰母子。
此时，西方各国对张作霖的做法也颇有微词。苏联人更是怒气冲冲，事件一发生就向北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苏联代表驻华大使率领馆员30余人数日后离华，扬言断交。苏联首都莫斯科发生了10万工人、职员大游行，抗议军阀擅闯大使馆，行凶抓人。各国站在不同立场上纷纷敦促张作霖尽快拿出切实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李大钊等人蓄意暴动、反抗政府。
最重要的证据其实就是从使馆搜得的大批文件，有中文的，大部分都是俄文的。
张作霖成立了“搜查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但凡懂点俄文的政府工作人员几乎全被调用。编译会的人日夜加班，搞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发现组织暴动的计划。苏联则发表声明称，那些文件都很普通，在任何一国的使馆里都能搜得出来。
李大钊光明磊落，问到后来，他干脆说：“你们拿纸笔来，我自己写好了。”于是，就有了后来被广为传诵的“狱中自述”。对于共产主义学说，李大钊承认“崇信不讳”。
除了“狱中自述”，其实还有一份“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里，至今尚未公开。字里行间，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跃然纸上。
力主“讨赤反共”的张作霖想要的绝不是这些。他甚至派出自己手下、李大钊的同乡杨宇霆做说客，许以高官厚禄，但也没能从李大钊口中得到苏联“赤化”中国的证据和共产党组织工农运动的情况。所以，警察厅一方面对外界宣称“李大钊口供颇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认“李无确供”。
神秘的“前方来电”
李大钊就义前遗照
“李无确供”怎么判刑？张作霖似乎也没了主意。张作霖亲信杨宇霆也建议保李大钊性命，认为李大钊本为北方著名学者，不如判个终身监禁，让他在奉天的监狱里继续研究《资本论》。
4月23日，张作霖最终决定派参议何丰林就任审判长，组成由军方一手控制的特别法庭。
4月28日上午，特别法庭突然开庭，草草审理了70分钟，便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决，立即执行。
张作霖为何突然下定决心，残忍杀害了李大钊和另外19位革命志士？有种说法：是来自前方将领的一封电报影响了张作霖。
4月29日的《晨报》发表了快讯“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快讯里提到这样一个细节：“而前晚又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这个拍电报来的“某将领”和“南方某要人”究竟是谁？1927年5月12日出版的《民国日报》（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报道了此事，并提出“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根据这篇报道，“南方某要人”是指两手刚刚沾满“四一二”死难志士鲜血的蒋介石，而前方某将领是张学良。
张次溪则在《李大钊先生传》中说是“张宗昌忽由山东前线拍来一电，谓李大钊是北方革命领袖，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究危险”。
这个用一封电报将李大钊等人置于死地的“某将领”究竟是谁，至今也没有定论。
事实上，张作霖本就是绿林出身，匪性不改，再加上反赤将领的怂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榜样”力量，仓促做出杀害李大钊等人的决定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容就义
1927年4月28日12时30分，6辆汽车押送着李大钊等人，从京师警察厅出来，开进了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
张作霖不敢在天桥刑场公开处死李大钊，便决定使用从国外进口的绞刑架（这个绞刑架解放后被送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馆里的001号文物），在看守所里秘密进行。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架，英勇就义，时年38岁。
至于临刑前的种种，有各种传言和说法。有人说，刽子手用残忍的“三绞法”杀害了李大钊，绞一会儿就放他下来用冷水浇醒，连续3次以延长他的痛苦；有人说，李大钊曾想讲话，却被宪兵一拳打倒；也有人说，李大钊曾要求纸笔写遗书没有得到允许，他便不再说话，神色未变。
如今，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李大钊临终前的模样，有就义前为其拍摄的照片为证。照片上的李大钊身着布棉袍，淡定从容。
赵纫兰母子在李大钊被害当天获释，第二天才知噩耗。报纸上说“李大钊身后事凄凉”，李妻闻耗悲痛而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五人环榻哀号，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李大钊被捕当日，大儿子李葆华恰好外出郊游，躲过搜捕。多亏周作人冒险将葆华安排在自己家里，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李大钊牺牲后，是同乡白眉初等人带着星华姐妹赶往下斜街长椿寺收尸，并为先生更换了一口崭新的红柏木棺材。新棺材则是梁漱溟等人帮忙张罗的。
地下的墓碑
牺牲之后，李大钊的灵枢在宣武区的浙寺里存放了6年。
1933年4月中旬，蒋梦麟、章士钊、白眉初等北大教授、民主人士共同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
94岁高龄的刘导生是当年公葬的参加者，提起往事，老人说：“互济会负责筹备，在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购买了墓地。出殡前，浙寺堆满了花圈、挽联。出殡的队伍有100来人，主要是革命学生，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北京8大左派组织也去了不少人。”
队伍从浙寺出发，沿宣武门、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前进。在西单路口，队伍突然停下来，有人拿出一面早已准备好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盖在李大钊的棺木上。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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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日使馆“举报”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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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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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春，国内的革命形势继续高涨。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抵长江流域，吴佩孚、孙传芳均遭惨败，北洋军阀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可是，隐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蒋介石正磨刀霍霍，准备向工农开刀；奉系和直系军阀，除拼命抵抗北伐军外，在他们盘踞的北方则加紧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搜捕革命者，疯狂进行迫害。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先是杀害了《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接着就把屠刀指向了李大钊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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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春，国内的革命形势继续高涨。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抵长江流域，吴佩孚、孙传芳均遭惨败，北洋军阀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可是，隐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蒋介石正磨刀霍霍，准备向工农开刀；奉系和直系军阀，除拼命抵抗北伐军外，在他们盘踞的北方则加紧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搜捕革命者，疯狂进行迫害。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先是杀害了《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接着就把屠刀指向了李大钊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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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搬屋，没逃离北京

李大钊生平简介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1913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次年为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1916年5月回国，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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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生平简介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1913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次年为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1916年5月回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旋辞职，任《甲寅日刊》编辑，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号召全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对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26年3月领导北京群众反对日英美等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18日因组织请愿示威游行被段祺瑞政府通缉。北伐战争期间协助冯玉祥制订军事行动方针。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著作编为《李大钊文集》
还有：
李大钊(1889-1927)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1907年夏至1913年夏，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1913年底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期间，曾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卖国的斗争。1916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晨钟报》主编。1917年1月又任《甲寅》日刊编辑。在此期间，在《甲寅》、《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进步的文章。1917年底，入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并参与编辑《新青年》，先后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经济、历史等系教授。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率先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著名论文，和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并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作坚决斗争。1920年春，和陈独秀开始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在北京创建共产党小组，11月小组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任书记。中共一大后，成立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任书记，负责领导北京和北方地区党的工作。1922年8月，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为候补中央委员，赞成国共合作。1923年6月，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北京委员。会后，组建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1924年3月兼任委员长(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委员长改称书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负责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同年6月，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离苏回国。1925年1月，当选为中共四大中央委员。同年10月，取消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制，分别组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和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任北方区委书记。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积极组织和领导北方的革命运动，多方与冯玉祥国民军合作，开展推翻北京军阀政府的斗争，组织北方人民支援北伐战争。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遂避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兵营，继续坚持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60余人被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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