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主导思想是什么

辛亥革命的主导思想是什么
辛亥革命的主导思想是什么

辛亥革命的主导思想是什么
1.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辛亥革命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民国初
　　中华民国使用过的旗帜(3张)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这场革命多有论述和解读.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确认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革命的进程,诚如他在《八年今日》一文中的描述：“今日何日,乃革命党员熊秉坤开枪发难,清朝协统黎元洪被迫而起革命军于武昌之日也.随而冯国璋焚烧汉口,随而袁世凯病起彰德……无如党人遍布国中,响应四起,遂致清朝江山不可收拾,于是而南北和议开,于是而非袁莫属之论起,时予方在伦敦从事于外交问题之解决,正当着手举世同情,乃屡促共和国体之速定,正式政府之成立,欲乘时要求友邦之承认,乃迁延两月,头绪全无,加以远闻国人,尚有主张清帝之君宪者,予深恐革命大功亏于一篑,故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机,而奔驰回国……于是草创政府于南京,而共和国体乃定焉.”这既是孙中山的个人经历,实际上也勾画出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历史脉络,这正是辛亥革命的核心内容.同时也褒扬了革命党人肇建民国的历史功勋. 　　在这篇发表于1919年10月10日的纪念文章中,孙中山还鉴于当时时局,感慨“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今日之民国,竟成亡国士大夫之天下也”.尽管“革命军起矣,民国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革命尚未成功这一论断,以后得到了中国国民党的进一步发挥和解说. 　　2.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 　　民初执政北京的北洋系,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暧昧其词,语焉不详.1912年10月10日,由北京政府内务部举办追祭礼,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
　　袁世凯像集(10张)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 　　1913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他在长达万余字的《莅任宣言书》中,提及辛亥之役只有寥寥数语,只说“武昌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简笔勾勒了自己从武昌起义出山到上位临时大总统的历程,突出了五族共和的主题. 　　实际上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1912年由孙中山、黄兴等发起在北京举办革命纪念会,会期将届,接内务部通知,更名为共和纪念会.1913年底北洋系将领段祺瑞督鄂,对武昌起义门、聚义门之名颇为反感,认为“以二城门为标榜,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下令恢复其原名中和门、通湘门. 　　这种貌似怪异的表现,其实有其合理解释.首先这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经历有关.对于袁世凯的北洋系而言,武昌首义后,北洋六镇即担负起扑灭南方革命烈火的责任,在山陕、长江沿线与民军反复厮杀.在北洋系的经历中,恰恰是他们的力战,造成了五族共和局面.清帝退位诏书上分明写着“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其次,高举“共和”大旗,也是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民元4月以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居于执政地位,民国初建,政府的亟务是统一和稳定,“五族共和”已成国策,纪念中过分强调革命,显然不合时宜,不利于国内各族敦睦,稳固国基共建民国.无可否认,北洋政府要员原在清政府任职,辛亥之役中,一段时间曾效忠清朝,与革命军进行过正面的军事对抗,纪念之中宣传革命之功,无异于授人以柄,其执政地位尤显尴尬.这也是民元北京政府只宣扬“共和”,不愿也不能宣扬辛亥纪念中的“革命”的原因了. 　　3.“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 　　1919年,尚未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在批评辛亥革命未能联系广大民众之外,毛泽东说明了辛亥革命是由留学生、哥老会、士兵等群体发动参加的,还是取得了“倒去”“圣文神武的皇帝”,开始“建设”“大逆不道的民主”等成果,较为简练地道出了辛亥革命组织、发动的历程及其政治成果. 　　为说明民众联合的必要性,毛泽东还以辛亥革命为例,“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咨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这段话肯定了革命党和咨议局在辛亥革命中的同等重要作用. 　　革命党与咨议局分途并进,共同推动了辛亥革命,这种认识并非毛泽东独创.早在民元,梁启超就有类似的说法.1912年10月,自戊戌变法后即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应邀回京,受各方邀请发表演说,在题为《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演说中,他回忆“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俨然为一种事实,而政治之败坏已达极点,于是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之方法,分为二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即谚所谓‘苦肉计’也,故于其失败,不屑复为救正,惟从事于秘密运动而已；其一派则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 “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激烈派自然是指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温和派当然是咨议局立宪派了. 　　到1921年,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演讲中,继续谈辛亥革命是由两条路径进行的观点,“一面是同盟会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 　　与民初相比,梁也有观点的渐变.他继续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最后清朝被推翻“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迸现的结果”.10年前,梁氏犹且极力反对革命,于今 “革命党”大而化之,囊括了“立宪派的人”了.而且据此,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分别落在了同盟会和立宪派中人肩上. 　　4.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 　　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中央政权.此时,除延续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定位外,国民党在宣传中还做了不同程度
　　宋教仁
　　的发挥.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对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是指“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1940年潘公展在《辛亥革命与抗战建国》中,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反帝的意义加以阐发,赞扬辛亥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拓荒创举”.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1930年双十纪念日中,何应钦对此做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说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从此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可以自圆其说了. 　　20年代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时代特点的解读 　　192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告民众书中说,“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看见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国民党没有民众的基础,而只有军队,所以在十三年决心改组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发动群众. 　　抗战之际,面对共同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抗敌统一战线成爱国国人关切的问题.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 “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对辛亥革命的社会性质、地位以及成败做了述评.1945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做了进一步解说.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的论断,中国共产党是从反帝反封建角度来探讨的,这和中国国民党从是否实现三民主义任务的角度探讨,是不相同的.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关于辛亥革命性质、地位和成败的论断,后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