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三国志裴松之注本》白话文 电子书,或者书店的书都可以,好像只有 陈寿的三国志白话文,没有裴松之注本的白话文,有人知道有没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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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裴松之注本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50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评叙.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200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23字记之.裴氏引何邵《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刘备三顾茅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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