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翻译要的是“儒以文乱法...”那篇啊

英语翻译要的是“儒以文乱法...”那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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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儒以文乱法...”那篇啊

英语翻译要的是“儒以文乱法...”那篇啊
五 蠹(节 选)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强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求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译文: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功业；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吉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土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厂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悉学术的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城大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事业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足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所说的智,是指深奥玄妙的言辞.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就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制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民众就无从弄懂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期望华丽衣衫的.治理社会事务,如果紧急的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从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却去期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而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诈的办法.平民之间彼此交往,没有大宗钱财可以互相利用,没有大权重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如今君主处于统治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可以运用法术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类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现今的忠贞信义之十不满十个.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那么合格的人就会不敷需要；合格的人不敷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 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权术.而不欣赏忠信的人.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印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于.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五天下的资本,义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尽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实行连衡.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木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所以,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搞连衡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援救小国,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反而抬高了；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而私家却变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公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所谓统—天下,提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旺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下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
乡间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就是说,物质条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所以国家安定强盛,谋事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所以用于秦国的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用于燕国的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难成功.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国任用的人脑子必笨,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条件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弃秦国参予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吞灾了；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衡,仅半年工夫就被消灭了.这就是说合纵灭了西周,连衡亡了卫国.假使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谋,而将国内政治严加整顿,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力开发土地来增加积累,使民众拼死去坚守城池；那么．别的国家夺得他们的土地吧,好处不多.而进攻这个国家吧,伤亡很大.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不敢自我拖累在坚城之下,从而促使强敌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害处,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办法.丢掉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却去搞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外交努力陷于困境,内政建设陷于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人们的习惯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前进会被敌人杀死,后退要受军法处置,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放弃个人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就置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交加,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达到个人欲望,欲望一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里,民众怎能不去追求呢?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闭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行贿托情的风气很流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
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淫乱，商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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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淫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末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不需要做费力的事，给养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不需实行厚赏，不用采取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干体力活干得很劳累，可是给养还是很少，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他的住房简陋，茅草盖的屋顶都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都不加砍削；吃粗糙的粮食，喝野菜煮的羹；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现在的看门人，穿的吃的都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了农具干活，给百姓带头，累得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不长毛；即使现在奴隶的劳动都不会比这更苦了。按这样的情况推论，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脱离看门人的生活，摆脱奴隶的劳苦，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今天的县官，一朝死了，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让位的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却难以丢掉现在县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在山上居住却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在节日都把水作礼物相互赠送，在沼泽低洼地区居住苦于水患的人，却要雇工开挖渠道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小弟弟来了也不供饭；丰年秋收时，疏远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饭。这不是疏远骨肉兄弟而爱护过路客人，而是由于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不是什么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现在人们的争夺，也不是小气，只因财物太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是因为权势太重。所以圣人要研究财物多少、考虑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说古代刑罚轻不算仁慈，现在责罚严也不算残暴，要适应社会习俗而行事。因此情况随着不同时代而发展，政策措施也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情况。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眼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函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欀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时周文王住在丰、镐一带，土地只有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用安抚的手段使西戎归附了自己，终于统一了天下。徐偃王住在汉水以东，土地有五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向他献地朝贡的国家有三十六国；楚文王怕他危害到自己，起兵攻打徐国，便灭掉了它。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的政治终于统治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的政治却亡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的政治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变了，情况也变了。在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族不归顺，禹准备去征伐它，舜说：“不行。崇尚德教还做得不够就施行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德教，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作为道具跳起舞来，苗族才归顺了。在共工战斗的时候，兵器短的被敌人刺到，铠甲不坚固的伤到自己的身体，这说明持盾牌大斧跳舞来降服敌人的办法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变。上古时在道德上争胜，中世时在智谋上角逐，现在便在军事实力上竞争了。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国。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说得没有道理，可是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这些话所说的道理。”便起兵攻打鲁国，直到距离鲁国都门十里的地方划为边界线。所以说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灭亡了，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的国土削减了。从这方面来讲，施行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持国家的办法。抛掉偃王的仁义，废弃子贡的机变，凭借徐国、鲁国自己的实力，用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末齐、楚两国的欲望不可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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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在《五蠹》中说：“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整句话的意思是说，文人们总是靠笔杆子扰乱法制，侠客们总是用暴力触犯律例。韩非子是法家的大名人，非常反感这些文人和侠客，觉得好好的社会秩序都被这些人给搞坏了，而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应该是高于一切的。可是，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以武犯禁”的事情，那些以暴力来解决问题的人当中，也不乏有勇有谋的豪杰之辈，千百年来一直得到人们的景仰。司马迁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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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在《五蠹》中说：“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整句话的意思是说，文人们总是靠笔杆子扰乱法制，侠客们总是用暴力触犯律例。韩非子是法家的大名人，非常反感这些文人和侠客，觉得好好的社会秩序都被这些人给搞坏了，而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应该是高于一切的。可是，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以武犯禁”的事情，那些以暴力来解决问题的人当中，也不乏有勇有谋的豪杰之辈，千百年来一直得到人们的景仰。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里特地给一些“以武犯禁”的人以大量笔墨。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527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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