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90年代,中国的边疆危机

19世纪70－90年代,中国的边疆危机
19世纪70－90年代,中国的边疆危机

19世纪70－90年代,中国的边疆危机
一 西北边疆危机
　　19世纪60年代后,伴随世界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俄国与英国在我国新疆展开激烈争夺.1864年俄国割占我国西部44万平方公里领土之后,又力图染指新疆、侵占帕米尔地区.因为新疆是中国的西大门,帕米尔是西部边疆的天然屏障,又是沟通中亚与印度南亚次大陆的捷径,占领新疆和帕米尔地区,既可为侵略西藏打开方便之门,而且能够增强同企图从印度北上西藏的英国争夺亚洲霸权地位的实力.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各地回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占据汉城（今疏勒）.
　　1864年9月,南疆的封建主司迪克伯克及回族头目金相印久攻汉城不下,竟向中亚的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求援.次年初,浩罕汗王在英国支持下,派军事头目帕夏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并将逃亡浩罕的前和卓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遣回复仇.阿古柏借机以残暴手段相继攻灭南疆的一些地方势力,“尽有南路八城”.（曾毓瑜：《西征纪略》,载《回民起义》资料丛刊第3册,第44页)取金相印而代之.1867年,阿古柏又自称“毕条勒特汗”(意为“幸福人之汗”),公然建立“哲德莎尔汗国”(即“七城汗国”）；1870年,又先后攻占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在天山南北建立起一个入侵者的封建专制政权.
　　新疆的动乱和阿古柏入侵,给俄英争夺新疆提供了机会.俄国为阻止英国势力北上,英国为防止俄国势力南下插手印度,都主动支持阿古柏,通过争相控制阿古柏政权来遏制对方,并将其侵略势力伸入新疆.
　　早在1866年,阿古柏在天山南北扩大侵略时,俄国便主动同阿古柏达成“互不干涉”的协议.随后在1871年打着“维持边境安宁”的旗号,抢在阿古柏之前强行占领伊犁.英国侵略者看到俄国势力进入南疆对己不利,于1867年前后,多次派人到南疆活动,将商品和军火输入阿古柏占领的新疆地区.次年底,英印政府派人三次会见阿古柏,这是英国与阿古柏相互勾结的开端.同年,英俄为了协调各自的利益,在彼得堡秘商后确定双方在中亚的势力界线,阴谋划分双方在新疆南北的势力范围.1870年,英国派正式使团到达喀什噶尔,给阿古柏提供军事教官和大量武器.
　　1872年俄国与阿古柏签订商约后,英国不甘落后,于次年通过土耳其苏丹封阿古柏为“艾米尔”(统治者),并派出300人组成的特派使团,携英国女王的亲笔信到达喀什噶尔,1874年2月同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英国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阿古柏同意英国在其占领区享有通商、驻使、租地等特权.这样,阿古柏非法政权成为俄、英侵略和分裂中国领土新疆的罪恶工具.
　　19世纪40年代,清政府的注意力主要在东南海疆,而对西北边疆危机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甚至对阿古柏入侵新疆一无所知.直到1871年7月俄国强占伊犁,诡称“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新疆图志》,第54卷,交涉志2,第2页）后才任命景廉为钦差大臣,加强新疆军务.正当俄英勾结阿古柏企图分裂我国新疆领土而使西北“塞防”吃紧的时候,中国东南“海防”由于日本武力侵台也同时告急.
　　1874年,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引发了“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议.争议的各方都主张要加强边防,但在如何加强防务上有根本分歧.争议的焦点,实质是要收复新疆还是放弃新疆.以陕甘总督左宗棠、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一方力主收复新疆,认为首要之务在于注重“塞防”,因为“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而执掌实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在筹建北洋水师,从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出发,借口财饷困窘,胡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9页）而左宗棠则认为海防与塞防同等重要,但是当务之急是以武力驱除侵略者,规复新疆.他特别强调俄国居心叵测,若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则俄人得寸进尺,不仅新疆堪虞,且蒙古、陕、甘、山西各边“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在英国竭力怂恿下,李鸿章为了反对清军西征阿古柏,竭力散布“移西饷以助海防”的论调.
　　左宗棠明知万里征途诸多艰险,前有天山戈壁,后有朝中权奸,加之粮饷尚无着落,但他在边疆危机的关键时刻,不计个人得失,不顾年高体衰,挺身而出,勇于承担维护民族尊严、收复新疆、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的重任.他上奏清廷说：自己“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乌鲁木齐各城不克,……而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为安集延所踞……若此时即便置之不理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区区愚忱,窃有不放不尽者”.（《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6～38页)其一腔爱国热情,获得朝野内外大多数人的支持.清政府在对俄交涉中,也逐渐认识到俄国“一味狡展,断非空言所能有济”,（《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8卷,第38页）经权衡利弊,接受了左宗棠等人的主张,决定先平定阿古柏,再解决收回伊犁的问题.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仍任陕甘总督兼督办新疆军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