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汶川地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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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抱着已死儿子值岗一夜 直到遗体变僵硬
对话人物
邓波，34岁，都江堰市公安局太平街派出所民警，目前负责所内的内勤工作。5月12日下午地震发生时，他年仅6岁多的儿子正在幼儿园里午睡，崩塌的房屋将儿子掩埋。邓波将儿子的尸体抱到派出所继续上岗执勤了一夜，直到儿子的身体从柔软变僵硬……邓波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
“我是一个外向乐观的人，如果没有这次地震，我从没想过我会这样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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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抱着已死儿子值岗一夜 直到遗体变僵硬
对话人物
邓波，34岁，都江堰市公安局太平街派出所民警，目前负责所内的内勤工作。5月12日下午地震发生时，他年仅6岁多的儿子正在幼儿园里午睡，崩塌的房屋将儿子掩埋。邓波将儿子的尸体抱到派出所继续上岗执勤了一夜，直到儿子的身体从柔软变僵硬……邓波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
“我是一个外向乐观的人，如果没有这次地震，我从没想过我会这样痛哭。”在记者面前，34岁的邓波黯然神伤。说起儿子小邓沛，邓波依然难掩悲痛。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天堂，如果孩子在天堂上，我想跟他说句‘爸爸对不起你’。儿子六年半的成长岁月里，我陪他的时间实在太少了。”泪水从邓波黝黑的脸庞上滑落。
瘦弱儿子小名叫“小壮”
邓波手机的图片文件里都是小邓沛的照片。他长得很像父亲，一双大大的眼睛特别有神。
邓波说小邓沛有个小名，叫小壮。后来，小邓沛逐渐长大，却有了厌食米饭的毛病，而且也不爱吃零食，非常消瘦。“他不爱吃饭让我尤其恼火。我给他洗澡时，还拍着他的小屁股说他是皮包骨。”邓波说，叫儿子小壮，也是希望儿子快快长壮。“但现在不管儿子是瘦是壮，我都没有办法再唤他了。”
邓波从警已有12年。从警之前，他曾在部队服役，当过三年侦察兵，当兵那年他18岁。“当兵的经历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可以说改变了我的性格。”邓波说自己以前是个比较害羞而内向的人，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很多事情都不会做。但是当兵后，他学会了挑水、耕地，集体的兵营生活也让他的性格逐渐外向、开朗而乐观。
邓波说，从军的经历以及从警后的见闻让他坚定地认为，必须从小培养儿子的独立性。
“可以说我是一个比较严厉的父亲。”邓波说，在家里他和妻子张娟分担着各自的角色，妻子是红脸，他是白脸。妻子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但是他却总是给儿子“挑毛病”。邓波说，儿子如果有什么错，他肯定会骂，有时也会动粗。
邓波回忆幕幕往事，不由得瞧了瞧自己的手掌。“当时他的屁股肯定很疼吧?”邓波轻声地自问。
倒在儿子身上放声大哭
“在到派出所前，我做过三年交警，对于生离死别的事情，我看得很多。我曾经一直以为自己对这样的事情有足够的承受力，但是我想错了。”邓波用这样的话提起了儿子的离去。
“其实地震那天，我担心更多的反而是老婆。”邓波说，地震发生之时，他知道儿子正在幼儿园午睡——幼儿园下午的上课时间是下午2点半。幼儿园的房子是两层的砖木结构，结构比较牢固，他觉得儿子一定能够被老师救出来，而妻子因为在服装店上班，反而有可能出事。所以在地震发生约10分钟之后，他先是打了电话给妻子，但是通讯已经完全中断了。“打不通就打不通吧，如果妻子还活着，她一定会到派出所找我的。”邓波说，当时派出所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方案，他和五六名同事担负起看守派出所枪支、重要档案、资料以及接处警的后勤保障任务。
当天下午4时30分许，邓波刚刚从附近的一处救援现场赶回派出所，这时一名同事告诉他，张娟来了。
“她一见到我就抱着我大哭，什么话也不说。我安慰了她一下，看到了她背着儿子的书包，就问她小壮呢。她哭得更厉害，说，小壮没了。”邓波回忆说，听到妻子的哭诉时，他一点都不相信——儿子一定还活着，肯定是妻子太爱儿子，看见被砸晕的儿子以为他死了。但即便在这时，邓波依然没有离开岗位，“当时太乱了，派出所警力太少，不能离开啊”。直到后来有老师跑来派出所通知邓波说，医生已经确定小邓沛身亡，悲痛欲绝的妻子才强拉着他去看儿子的尸体。
邓波在同事们的催促下终于跟着妻子一起跑去幼儿园看儿子。“他全身上下只穿着一件小背心，闭着眼睛，脸上很干净，就是膝盖和胸口处有两道很深的压痕。那样子和他睡觉时一模一样。”邓波说，他依然不相信儿子死了，他抱起儿子死劲地一边摇一边喊“小壮”，但儿子没有回答。邓波又俯下身翻看儿子的眼睛，眼球翻了，听儿子的心跳，停了。这个时候，邓波意识到儿子真的去了，他亲着儿子的脸顿时泪如泉涌，倒在儿子身上放声大哭……
最想跟儿子说“对不起”
邓波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带着儿子和妻子一起回到派出所，这样两头都能照顾到，否则我真担心老婆会寻短见。”邓波说，当晚8时许，他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派出所继续执勤。
“可是我知道那时候不能哭，一哭情况会更糟糕。”邓波在派出所坚守了一夜，他感觉着儿子的身体从柔软变成了僵硬。直到第二天他下岗回去时遇到自己的好朋友，他才抱着朋友狠狠痛哭了一场。
如今，儿子已经火化了，放在邓波父亲居住的祖屋里。“直到现在，我仍愿意相信儿子只是睡觉了。”
邓波说，回忆起儿子，除了悲痛外，更多的是愧疚。作为一名警察，因为工作的原因，邓波坦承自己呆在家里的时间并不多。
4月初，《变形金刚》电影上映，邓波买了影碟和儿子一块看。“他很喜欢，反复看了好几遍。”邓波笑着说，后来他给儿子买了一个最贵的“擎天柱”玩具，儿子高兴得不得了，跟他亲热了好一阵。
“在他六年半的时间里，像这样的事情我做得实在太少。我不是一个十分称职的父亲。”邓波伤心不已，“如果这个世界真有天堂，孩子在天堂上，我最想跟他说，‘爸爸对不起你’。”一行热泪夺眶而出，一直平静的邓波再也藏不住悲伤。他说如果能重来，他一定要改正自己和儿子相处的方式，要将所有的休息时间用在陪儿子上。
“但是没有如果了，儿子再也回不来了。”邓波扭头用肩膀抹了抹泪，眼睛里恢复了刚强，“活下来的人能做的就是将悲痛化为遗憾，学会更好地面对生活，用心生活。”
5月19日的全国哀悼日，一家人觉得也应该做点什么。
村子里找不到旗杆，也没有国旗，他们便在帐篷边竖起一根竹竿，在竹竿的中部捆上一块红布，就算是下半旗了。每天下午的2时28分，这户农民就在旗杆下站上一会儿，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
偶尔有微风吹来，这块微微抖动的红布，和天蓝色的帐篷布，构成了山坡上的一缕亮色。
父亲背死去的儿子回家:别把他丢在废墟里
1
在前往地震重灾区映秀镇的山路上，我第一次遇见了程林祥。
那是5月15日下午大约2点钟的时候，距离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已近3天。大范围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摧毁了通往映秀镇的公路和通讯，没有人知道镇子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我们只能跟随着救援人员，沿山路徒步往里走。
那已经不能称之为“路”了。连日的大雨，把山路变成了沼泽地，每踩一步，大半只脚都会陷进泥浆里。无数从山上滚落的磨盘大的石头，在人们面前堆成一座座小山。
救援者几乎每人都背着30斤重的救援物品，在烂泥浆和乱石堆中穿行。他们一边要躲避山上不时滚下的足球大小的碎石，一边要防止一脚踏空。在脚边十余米深的地方，就是湍急的岷江。那是雪山融化后流下的雪水，当地人说，即便是大夏天，一个人掉下去，“五分钟就冻得没救了。”
沿途，到处是成群结队从映秀镇逃出来的灾民。他们行色匆匆，脸上多半带着惶恐和悲伤的神情。这时，我看见一个背着人的中年男子，朝我们走来。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略有些卷发的男子，面部表情看上去还算平静。背上的人，身材明显要比背他的男子高大，两条腿不时拖在地面上。他头上裹一块薄毯，看不清脸，身上穿着一套干净的白色校服。
同行的一个医生想上去帮忙，但这个男子停住，朝他微微摆了摆手。“不用了。”他说，“他是我儿子，死了。”
在简短的对话中，这个男子告诉我们，他叫程林祥，家在离映秀镇大约25公里的水磨镇上。他背上的人，是他的大儿子程磊，在映秀镇漩口中学读高一。地震后，程林祥赶到学校，扒开废墟，找到了程磊的尸体。于是，他决定把儿子背回去，让他在家里最后过一夜。
紧跟程林祥的，是他的妻子刘志珍。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捡来两根树干，用力地拿石头砸掉树干上的枝杈，然后往上缠布条，制造出一个简陋的担架。在整个过程中，她始终一言不发，只是有时候略显暴躁地骂自己的丈夫:“说什么说！快过来帮忙！”
担架整理好后，夫妻俩把程磊的遗体放了上去。可担架太沉，他们抬不上肩膀，我们赶紧上去帮忙。
“谢谢你。”她看了看我，轻声说道。原本生硬的眼神，突然间闪现出一丝柔软。
在那一刻，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因为急着往映秀镇赶，我不能和他们过多交流。望着夫妻二人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离去的背影，想到这一带危机四伏的山路，我决定，从映秀镇回来后，就去找他们。
2
5月16日，我从映秀镇回到成都。从那天开始，一直到21日，每隔几小时，我就会拨一次程林祥给我留下的手机号码，但话筒那边传来的，始终是关机的信号。
5月21日上午10时，在结束了其他采访后，我和摄影记者贺延光商定，开车前往水磨镇，去找寻这对夫妻。
从都江堰前往水磨镇的那段山路，已经被救援部队清理过，勉强能够通车。但这几天，余震始终没有停止，路上又增加了几处新的塌方点，很多路段仅能容下一车通过的宽度，路旁不时可以看到被巨石砸毁的面目全非的各种车辆。去过老山前线的贺延光说，这些车就好像“被炮弹击中了一样”。
路上，我们还经过了两处很长的隧道。地震给隧道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车灯隐约的照射下，能看到山洞顶部四处塌落，裸露在外的巨石和钢筋张牙舞爪。隧道内还有一些正在施工的大型车辆，回声隆隆，震得人耳膜发胀。
黑暗中，我突然间意识到，数天前，程林祥夫妻走的就是这条山路，抬着儿子的尸体回家。在四周一片黑暗的笼罩下，他们会是怎样一种悲伤与绝望的心情？甚至，他们俩能够安全到家吗？
到水磨镇后，我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镇上的许多居民说，数天前，他们都看到过一对夫妻，抬着儿子的尸体经过这里，往山上去了。但他们不认识这对夫妻，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水磨镇派出所的一位警察说，本来，他们可以通过全国联网的户籍档案，查到程林祥的住址。但现在，镇上没有电，网络也不通，没有办法帮助我们。
程林祥没有给我们留下详细地址，但在之前简短的对话中，他曾告诉我们，他的二儿子程勇，在水磨中学上初中。
果然，水磨中学的很多老师都认识程磊和程勇。他们告诉我们，程林祥的家，就在小镇外山上几里地的连山坡村。
和映秀镇比，地震给这个小镇带来的破坏不算太严重，两旁还有不少比较完整的房屋。前方的路已经不能通车，我和贺延光小心翼翼地穿过满是砖块和瓦砾的街道，沿途打听前往连山坡村的道路。
3
下午3时许，在山下的一个救灾帐篷前，我们终于找到了程磊的母亲刘志珍。
刘志珍已经不太认得我们了。但当我们告诉她，那天在映秀镇的山路上，是我们帮她把担架抬上肩膀时，她原本陌生的眼神，一下子变得热切起来。
“对不起，对不起。”她开始不住地向我们道歉。因为她觉得，那天在山路上，她对我们很冷漠，“有些不够礼貌。”
这天下午，有部队把救灾的粮食运到镇上，她和程林祥下山去背米。老程已经先回山了，她听村子里的邻居们说，都江堰有很多孤儿，便聚在这个帐篷前，商量起收养孤儿的事情。
“这几天，我心里空荡荡的。”在带我们回家的山路上，这个刚失去爱子的母亲边走边说，“有人劝我再生一个，可我觉得，这也是浪费国家的资源。不如领养一个孤儿，然后像对程磊一样，好好对待他。”
我们都沉默了，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跟着她，沿着泥泞的山路往上走。
程林祥的家，在连山坡村的半山腰上，一座贴着白瓷砖简陋的三层小楼。这本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程磊96岁的曾祖母还健在，爷爷奶奶还能下地干农活。这对只有初中文化的夫妇，原本在镇上的一个建筑公司打工，他们每个月收入的一半，都要用来供养两个孩子上学。
程林祥还认得我们。“我们家盖房子，没和别人借一分钱。”他颇有点骄傲地说。而更让他骄傲的是，两个儿子都很懂事，在学校的成绩也都不错，前一阵时间，他还在和妻子商量着外出打工，为兄弟俩筹措上大学的学费。
但现在，一场大地震之后，原本洋溢在这个家庭里的圆满的快乐，永远地消失了。
地震瞬间顶住门框
“别慌，大家往门外跑!”
像往常一样，29岁的张辉兵下午1点20分准时出现在初三1班的教室里。“他一般在这个时候提前来给我们加班辅导。”班上女生李岑说，当时参加辅导的20名学生都坐在学校二层的教室中。指导了几个孩子的功课后，张辉兵看到座位上的男生唐章建还在趴在桌子上睡午觉。“我在睡午觉，有人把我推醒了，我刚看清楚是张老师，地震就来了。”唐章建回忆说。
唐章建还在睡眼朦胧中，就感到教室开始不停地晃动，张辉兵快步走到教室前门，拉开半掩着的门，用身体靠住门框。“我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听到张老师喊，‘都别慌，所有人快往外面跑。’我拼命往门口跑，在出门时回头看了一下张老师，他站在那儿面朝大家，右臂平伸护住房门和门框。房子在剧烈地抖动，他努力维持着平衡。”唐章建哽咽着说，那是他最后看到那张平淡、宁静的面孔。等到跑出几步后再次回头，那个健硕的身影就消失了。
离别之夜天降大雨
“妈妈，再给爸爸盖件衣服”
张辉兵的爱人宣丽也在学校工作，当地震发生后跑出教工宿舍时，她看到了教室垮塌的一幕。“我只想找到丈夫，到处打听张辉兵的下落。”宣丽茫然地拨开目光呆滞的人群，心碎地喊着:“人呢?人呢!”
“我看到了他的身体，穿着那件黄色的T恤衫。宣丽也同时看到了……”两个多小时后，一个学校同事痛苦地说，张老师被两根巨大的水泥横梁压倒，脸上神色坦然，右手还指着教室门外的方向。“他是离门最近的人，他是业余篮球运动员，他却没迈出一步。那条线是生死线啊!安全跑出来的4个学生都是过了那条线的。”一位张辉兵的同事沉默地说。
“我看到丈夫的时候就是武警把他抬出来的时候。”宣丽回忆起那个悲痛的夜晚，当时天下起了大雨，宣丽身边还带着他们四岁的女儿张鑫。“女儿问我:‘爸爸为什么雨中还要躺在地上睡觉?’我只能告诉他爸爸去天上的天堂去了，女儿又问我:‘是谁叫他去的，他不喜欢我了吗?’我就告诉他:‘爸爸他很爱你，很爱我们。是天使叫他去的。’”宣丽伤心地说:“女儿又对我说:‘天上还下着大雨，他身上都湿了。妈妈，你给爸爸再盖上一件衣服吧，别让他觉得冷。’那一刻，我已经忍不住痛哭起来。”而在那个夜晚，红白镇的乡亲们一同在操场上，在冰凉的雨夜中哭泣。
老父咬牙安慰儿媳
“别哭，他死得值!”
“不要哭，他死得很值。他尽到了职责!我很欣慰、很骄傲。”67岁的老父亲站在儿子的身边，给绝望的儿媳最后一点慰藉，但说了两句就再也说不下去了。除了泪水，还有什么能安慰这位坚强的老人?
一个白发老人的独生子。一个幽默风趣、爱学生的老师。一个每月工资为1043元的山区教师。一个家里存折上仅剩下183元人民币的丈夫。一个平静、坦荡面对死亡，为自己选择死亡的人!
谁能安慰孩子们对老师的那份刻骨铭心的眷恋、思念?躺在帐篷里的唐章建被压坏了脚，从废墟中被掏出来的他，还是知道了老师的死讯。“我没有别的愿望，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只要他能复生!”
现在，在红白镇中心学校斜对面的山梁上，安眠着张辉兵，他和他班上10位地震中遇难的孩子一同长眠在一起，他的话语不会使孩子们感到寂寞。在那里，还可以眺望自己的学校，眺望着山谷中正在日夜重建家园的父老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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