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红楼梦】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红楼梦】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红楼梦】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中国十八世纪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红楼梦》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只有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者,才故意抽掉它的社会背景,歪曲它的历史意义,而把它说成是为“忏悔情孽”而作的.胡适一流人戕贼中国古典文学、扼杀古典作家的现实主义传统、毒害青年读者的不可告人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与任何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文艺观点根本不同.高尔基在《年青的文学和它的任务》一文中说过.“马克思承认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面学习了很多东西.依据左拉的小说,我们可以研究整个的时代.”
　　我们从《红楼梦》里面,同样看出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它的发展脉络,从这里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它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
　　本文打算从《红楼梦》这部作品所描述的事实中关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若干主要线索,联系到一些重要的历史材料,就它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作正面的说明.
　　一
　　《红楼梦》这部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主要的是十八世纪的上半期.
　　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概括地说,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虽然,作为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决定着社会性质的还是封建经济,因而当时的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但是,这个时期韵封建社会毕竟不同于以前的任何时期.它已经产生了新的因素,其标志是.在封建经济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这就表明了当时的社会,除了农民和地主的主要矛盾以外,还存在着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和封建统治的矛盾,而在这个矛盾中,还夹杂着民族矛盾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复杂内容.
　　由于《红楼梦》是反映当时那样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的一部伟大作品,它就不但揭露了当时的贵族官僚大地主阶级的腐败、虚伪、残酷、暴虐和深刻的社会矛盾——包括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和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且反映了当时新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萌芽和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生活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痛苦.
　　本来,清代以前的封建土地关系,已日益向两极发展,虽然在农民大起义中部分解决了土地关系上的尖锐矛盾,但是在清代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矛盾又继续迅速发展.顾炎武《日知录》记载的“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的现象正在逐渐严重化.明代统治者早已实行了“计亩征银”的一条鞭的赋税制度,货币地租逐渐发展,农产商品化趋势已经日益显著,国内市场扩大,全国有三十几个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都相当发达,出现了许多自由商人和独立手工业者；除官办的手工工场以外,还出现了带着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同外国的贸易往来也开始增多；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新生的市民思想正在传播.特别是在东南地区,这种市民经济和市民思想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
　　清朝封建统治者对于明代已有相当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市民社会势力的发展,曾极力加以抑制和摧残.但是,客观的历史发展并不符合于清朝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新兴的社会力量是消灭不了的.相反,由于清朝统治者依靠和纵容八旗贵族和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给以种种特权去兼并土地、垄断商业和手工业、进行高利贷剥削的结果,却引起了清代农村土地更加集中,农村中失去土地的人口大量游离出来,社会的阶级分化更加剧烈,高利贷和商业资本更加活跃,农产商品化的过程进一步加快,手工业更多地为市场而生产；国内市场日益扩大,国外贸易也比以前活跃；城市工商业进一步发达起来.在这种条件之下,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就进一步发展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育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正是这种情形.当时的市民社会中有城市的手工业者、工场手工业主人、中小商人,以及住在城市的一部分经营地主和破产的贵族地主,还有代表市民思想的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这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当时虽然还没有摆脱封建的束缚,但是它从经济上到思想上都表现了与封建主义相对抗的许多特点.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清朝统治者不断地对汉族人民及其他民族进行屠杀和战争,一方面消耗了大量的兵力、财力,加深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外的市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封建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基础日渐动摇起来.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分析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期间的历史材料,也可以进一步认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论断.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当时带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兴的市民经济,还没有充分成熟的发展条件；而当它刚刚萌芽的时候,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已经逐步侵入了中国,阻碍中国新的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后来外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以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并且用战争的手段打开了封建的中国,就使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被奴役地位.但是,这并不能引出一个错误的判断说：当初的资本主义因素既然还没有充分成熟的发展条件,就不可能产生反映它的文学艺术作品.事实并不是这样.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论中教导我们：“关于艺术,谁都知道,它的某些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的,因而也不是与那可以说构成社会组织骨干的社会物质基础相适应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希腊人的艺术“在我们面前所显示的魅力,是与它生长于其上的未发展的社会阶段不相矛盾的,相反,它正是这个未成熟的社会关系的反映.”
　　《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麦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其理由就在这里.
　　二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就描写一个中小地主甄士隐的家庭遭遇一场火灾,他“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盗贼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只得将田地都折变了,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后来“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这是当时封建社会的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和在这个基础上所产生的新的社会矛盾的一个具体写照.
　　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丧失土地、大地主激烈兼并土地的血腥记录和农民的反抗事迹,充满了十八世纪的清代历史,这是人所共知的.
　　清代初年的圈地运动,曾经占去了大量肥沃的土地.当时有二十五万顷的圈地,八旗壮丁每人占地达三十六亩.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写道：“圈地每人六赏,一赏六亩,共地三十六亩.如家有壮丁二人,该地七十亩夕人多者照数加增.”但是到了乾隆年间,新的土地兼并的风浪很快袭来,不仅汉族农民纷纷失地,而且据《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就连八旗壮丁圈占的土地也“大半典卖”了.《清朝经世文编》中载有乾隆十三年杨锡绂的奏疏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这就证明当时土地兼并是多么剧烈的了.兼并的结果是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里.清代全国耕地面积在康熙二十四年为六、0七八、四三0顷,雍正二年为六、八三七、九一四顷,乾隆十八年为七、0八一、一四二顷,而大地主阶级兼并的土地数目却很惊人.据昭梿所作《啸亭续录》记载,直隶怀柔的一家姓郝的大地主就占有了“膏腴万顷”,皇帝出巡,借宿在他的家里,“进奉上方水陆珍错百余品”,一日耗费十几万两银子.还有“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仿”.一家大地主就占了一百万亩土地,那末,照上述全国耕地六百万顷或七百万顷来计算,如果有六百个或七百个这样的大地主就把全国的耕地都占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继续尖锐化是必然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被镇压了多年以后,零星的农民骚动又继续发生.最著名的如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的“王伦之乱”,攻破阳谷、堂邑等县城,就是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所谓“盗贼蜂起”完全是事实.不过,这个时期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还没有马上爆发成为全面的起义.
　　历史已经证明,清代的所谓“康乾盛世,嘉道守文”的整个时期,即是封建经济发展到烂熟的时期,也是它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矛盾开始充分暴露的时期.这种情形就如同《红楼梦》第二回中作者借一个古董商人冷子兴的嘴里说出的荣宁二府外强中干的情形一样,“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但是,这些大地主阶级却好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红楼梦》第十六回中,贾琏的乳母赵嬷嬷说；“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的象淌海水似的.”凤姐忙接道：“我们王府里也预备过一次.”赵嬷嬷又说：“如今还有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好世派,独他们家接驾四次.要不是我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他们的这么多银钱财产是从何而来的呢?
　　显然,当时地主阶级的大量银钱财产的来源,除了进行高利贷剥削和经营工商业赚来的以外,主要的还是从农民身上进行残酷榨取得来的.《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出宁国府交给乌进孝掌管的就有八九个庄子,荣国府交给乌进孝的弟弟掌管的也有八处庄地,还有东省的屯地不算.老管家周瑞曾对贾珍说：“奴才在这里经管地租庄子,银钱收入,每年也有三五十万往来.”这还只是他们对农民剥削的一个方面而已.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地租已有不少是采用货币地租的形式的.乌进孝交给贾珍的租子,主要的是二千五百两银子,其次是一千担常用米,其余是山珍野味.当时江南地区货币地租已经相当流行.如《松江府志》载,乾隆元年尚书杨名时奏称：“娄县知县王士瑾请将毕姓田产,每岁租银一千三百余两供廪食之需.”这类记载散见在许多文献中,可以证明有许多私人的田产,每年是收租银而不是收租谷的.货币地租的流行,同田赋征收中的银粮比例的变化也是一致的.按《清朝文献通考》所载,顺治十八年的田赋中,银赋为二一、五六七、OO六两,粮米为六、四七九,四六五石；而乾隆十一年的田赋中,银赋增至二九、六一一、二O一两,粮米则为八、四O六、四二二石.银赋是把农产品出卖换得货币来完纳的.银赋的增加不但说明了货币地租的逐渐流行,而且说明了农产商品化的程度提高了.
　　随着农产商品化的趋势而来的是棉花、烟叶等商品作物种植的加多.例如,棉花在明代就已在长江流域普遍种植,清代更为发达.康熙有御制木棉赋,赞扬种棉的利益；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编绘木棉图说十六条,说明棉花的播种和染织的全部过程,刻石树立在保定,于是以滹沱河流域为中心,在北方也普遍推广植棉了.又如烟叶的种植,这时候也比以前更多.王士祯在《香祖笔记》里说.“今世公卿士大夫无不嗜烟草者.……初漳人自海外携来,莆田亦种之,反多于吕宋.今处处有之,不独闽矣.”我们不必去讨论烟叶传入中国的途径,但要说明这种商品化作物日渐普遍的趋势,甚至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不安.雍正五年有一道上谕说：“烟叶一种,于人生日用毫无裨益.……小民较量锱铢,但顾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故当图利之时,若令其舍多取寡,弃重就轻,必非情之所愿也.地方官遽然绳之以法,则势有所难行.”农产商品化的趋势已经不是法令所能够阻挡的,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种植棉花和烟叶的,当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出卖.这就可见那时候的商品作物已经相当发达了.那时候的经营地主,首先也是种植商品作物的.明季顾起元的《客座赘语》所记载的金陵“城西一带最宜于蔬圃,近市而易于获利”的情形,在清代更加普遍.雍正五年的上谕中就曾谴责那些致富之家“舍本逐末,弃膏腴之沃壤,而变为果木之场；废饔飧之恒产,以幸图赢余之利”.种植大批果木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市场的需要.市场上需要什么,他们就生产什么,这是毫不奇怪的.这时候农村中的雇工,也随着商品化的农业经济的发达而同时增多.康熙年间编修的《古今图书集成》记载着许多农村雇工的情况.如《扬州府部》《汇考》中写道：“无田之农受田于人为佃户,无力受田者为雇工,多自食其力.”“力任播获,年可获中人资,为地佣.”《苏州府部》《汇考》中又写道.“吴农治田力穑.……雇工以襄其事,以岁计曰长工,以月计曰忙工.”虽然农业中的雇佣劳动也是很早就有的,可是这个时候却更加发展了.这只有在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产生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红楼梦》第五十六回中描写探春兴利除弊,决定把大观园出产的笋、菜、鱼、虾、香草、花儿和稻子都包给能知园圃的老妈妈,一年可得四百银子的利息.这简直就是大经营地主的算盘了.第七十九回里写的“桂花夏家”“单有几十顷地种着桂花”也是一例.
　　这些大地主和高利贷、商业资本还结了不解之缘.请看《红楼梦》的第四回,那位葫芦庙的小沙弥出身的门子就说出了金陵的贾、史、王、薛四大家的关系,是“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贾赦、贾敬等是世袭的封建贵族大官僚大地主不必说了.薛宝钗的哥哥,那个仗势欺人、抢走香菱、打死冯渊的薛蟠,不正是“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的“皇商”吗?薛姨妈不是还有好几处当铺吗?贾府被抄的时候不是查出两箱房地契文、一箱放债的借票吗?这些已够说明：他们不但是封建大官僚,而且又是兼并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又是大高利贷者和大商人.
　　当时的官僚、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相结合的例证,在史籍中是不胜枚举的.例如,《东华录》载,康熙二十八年御史许三礼参劾尚书徐乾学“发本银十万交盐商于扬州贸易；在大蒋家胡同开当铺放债,在无锡一处即买田一万顷.”《东华续录》引乾隆九年大学士鄂尔泰的奏疏,其中说道：“查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前面所举《啸亭续录》中还引述高士奇的“亲家陈元帅,伙计李开芳,开张绸号,寄顿各处贿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杭州西溪广置园宅.苏、松、淮扬王鸿绪等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以高士奇之流的新官僚而拥有田地千顷,商铺资金数百万,这在当时并不稀奇.
　　因为清朝的统治者是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它并不愿意妨碍大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倒反愿意让商业高利贷资本同封建土地制度相结合.据《东华录》引乾隆年间的一道上谕说：“山西等处富户夕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贫民已经失业,虽遇丰稔之年亦无凭借.”乾隆朝中的一位刑部左侍郎钱维城上疏也说：“豪商大贾挟其金钱,买贱卖贵,子母相权,岁或入数万金.富者以数百万计,以一家而有数千百万家之产,则以一家而致数千百万家失业也.”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就是：一方面地主阶级利用商业高利贷资本趁机加紧剥削农民,积累财富,并且把一部分财富投到城市工商业中去；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更加集中到少数地主手里,大批农民失地流亡,大批地流向城市,成为城市中的雇佣劳动者.
　　《红楼梦》描写的历史悲剧所留给读者的消极方面的影响,其根源就在这里.然而,这决不是作者的过错,这同样是反映了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的脆弱性和它的历史命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