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是那里啊?要有说服力的!

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是那里啊?要有说服力的!
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是那里啊?
要有说服力的!

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是那里啊?要有说服力的!
山西 晋东南——文明初始
　　山西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有着多姿多彩、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是华夏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主要是指华夏文明的起源在山西晋东南,她的历史文明延续几千年而不断,先进思想流传几千年而不枯,艺术精华播撒几千年而不散,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结晶,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中的艺术
　　精华,是先祖赐给后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在此,我们把《文明初始晋东南》用文字的形式定格在这里,想赋予那饱经沧桑的历史以凝重和感染力,使今人有所启迪.——编者
　　“五千年历史”从炎帝开始
　　“五千年历史看山西”,这是山西人的自豪,也是山西近年来文化宣传最为响亮的口号.但是为什么说“五千年历史看山西”,却很少有人作过认真思考.更多的人理解为“五千年”是从尧舜算起的.但是,如果依据古史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年表,夏禹的时代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上加尧舜两代,距今也不过4100—4200年左右,何来“五千年”之数?
　　我认为“五千年”,是从炎、黄开始算起的.据《春秋命历序》说：“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治百有五年”,颛顼“治七十四年”,帝喾“治七十九年”,尧“治九十八年”.关于这些数字,《今本竹书纪年》、《稽古录》、《皇王大纪》、《资治通鉴外纪》等各书所言有些出入,但无大碍.据此年代推算,炎帝距今,正好五千余年.
　　农业是文明之母,没有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就不会有文明的发生.在历史传说中,炎帝是农业的发明者.但据考古发掘,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就有了成熟的农业生产,并非在炎帝时代才有农业的.根据传说,细作综合分析,炎帝当是对农业文明的发展有过巨大贡献的人.他的贡献主要有：改进生产工具,作耒耜,进行农业技术革命；立历日,正节气,使民知寒暑之变；口尝百草,发明医学技术；发明集市,使民知贸易；削桐为琴,发明音乐；作明堂,兴祭祀,建立制度；发明《连山易》.这七项贡献,无论哪一项,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有巨大意义的.因而我们可以将此认作是文明的“曙光初起”.众所周知,没有文字之前,历史是靠口传的.“十口相传”为“古”,这就是古人对于“古史”的理解.口传“历史”,是神圣的,严肃的,有专人掌管,不得任意修改.因而传说中的夏商世袭,与我们现在地下的出土发现,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出入.尽管其中也有失实之处,但在没有地下发掘证实之前,我们还只能依据传说资料来阐述历史.因而关于炎帝的传说,应该是有根据的.炎
　　帝发祥于太岳、太行之野
　　关于炎帝的传说,学者们最熟悉的一条材料是《国语·晋语》的一段记载：“昔少典取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因陕西岐山附近有姜水,所以人们自然而然的把炎帝的起源定位在了陕西境内.如《水经·渭水注》就根据《帝王世纪》说,岐水向东流经过的姜氏城,就是炎帝姜姓的发源地.现在还有人称陕西宝鸡为“炎帝之乡”.但《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姜,大岳之后也.”在先秦,山称太岳的唯有山西的霍太山.《禹贡》：“壶口雷首,至于太岳.”伪孔传曰：“太岳,上党西.”《史记·夏本纪索隐》注“太岳”曰：“即霍太山也.”
　　我们知道,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左传》是要远高于《帝王世纪》的.而且《国语》所说的“姜水”是否就是陕西之姜水,也还值得推敲.在《山海经·北次三经》以“太行之山”为“之首”的群山中,有陆山,“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这与同在一经中、发源于“发鸠之山”的漳水的流向是完全相同的.《北次三经》说：“发鸠之山……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看来上古时代在太行、太岳之间亦有水曰姜水.所谓炎帝以姜水成,应该是指的晋东南的水,而不在陕西.
　　据《山海经》说,位置在长子的发鸠山,就是炎帝的小女儿在的地方.说明这里是炎帝族活动的区域.《管子·轻重戊》说：“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刚,九州之民,乃知谷食.”淇山即在今晋城市的陵川东南,淇水发源地.《路史》卷十三《禅通纪》说黄帝封炎帝之后于潞,即今长治市的黎城、潞城之间.黄帝为什么要分炎帝之后于这里吗?这正说明这里本来就是炎帝的老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岳山的周围与太行、太岳之间的长治、晋城一带,不仅分布着与炎帝族有关的村落地名,同时还有大量有关炎帝活动的传说.如高平市羊头山上分布着神农城、神农泉、神农得嘉谷处、炎帝庙.立于长治市黎城县的隋代《宝泰寺碑记》就称此地为“炎帝获嘉禾之地”,唐天授二年所立的《高平县羊头山清化寺碑》亦言：“此山炎帝之所居也.”古以羊头山所产黍子以定律历,无疑也是因为此地为炎帝得嘉谷之所.
　　我们将这些传说与古史记载相互印证,不难发现晋东南地区关于炎帝的神话与传说,乃是有历史根据的.程瑶田的《释虫小记·螟蛉蜾异闻记》和傅斯年的《周颂说》都提出观点认为,凡是一种可以流传于民间的文学,每每可以长期保存.不能在民间流传、藏于zf的文学,一经政治巨变,便会丧失.因而我们对于晋东南炎帝的神话传说,绝不可等闲视之.
　　晋东南最具备炎帝尝百草、得嘉禾的条件
　　晋东南地区是一个长条的盆地,呈北高南低型,周围高山最高处达海拔2500米以上,盆地边壁是丘陵,一般在1000米至500米间,盆底部分从海拔950米到300米不等.有3条主要河流纵横于其间,西部沁水,北部浊漳水,中部丹水.这三条水,皆见于《山海经·北次三经》与《水经注》中.晋城古又名泽州,阳城古又名泽,太岳有地名安泽,从这许多“泽”字,可以测知古代这里应当是有不少湖泽的.《元和郡县志》卷十九“阳城县”下引：“墨子曰：舜渔于泽.”说明这里水资源比较丰富,利于渔耕.
　　作为“文明之母”的农业,其发生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必须具备有良好的植物生长并可供农耕的环境.而晋东南地区的生态格局,无疑成了人类早期最理想的家园.这里有山陵,有丘阜,有平原,有湖泽,有森林,有草地,有水域,可猎、可采、可耕、可牧、可渔.仅晋东南山地,就有种子植物125科,512属,1090种.其中油脂植物147种,淀粉植物98种,果类植物136种,密源植物136种,药用植物426种,野菜植物68种.据20世纪考古学、地理学、气象学的研究成果,新石器时代的北方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于此推断,那个时代晋东南的植物种类比现在会更多.
　　晋东南是华夏文明最佳的“孵化场”
　　文明的发生、培育,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中国近代地理学与气候学的奠基者竺可桢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一篇题为《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的文章,文中指：“在文化酝酿时期,若有邻近野蛮民族侵入,则一线希望即被熄灭.所以世界古代文化的摇篮统在和邻国隔绝的地方.”而上党盆地,则像一个“鸟巢”.其地,东边太行山,作为中国陆地地形第二阶梯的东部边缘,南北纵贯于河北与山西间,成为一道割断山地与平原联系的天然屏障.上党西边是太岳山,太岳山脉北端在榆社、左权一带与太行相连,向南与中条山相接.上党南是中条山,东西横亘数百里,东与太行主脉相接.在三条山脉交汇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型盆地.可以说这是华夏文明最理想的“孵化场”.外围大山像城墙,将这里保护起来,一方面使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免除了游牧民族及其他狩猎集团的侵扰.另一方面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为这里的先民准备了必要的生活资料,使他们获得了安定发展的物质条件.1984年山西考古研究所曾在武乡县石门乡征集到磁山文化期的石磨盘、石磨棒.武乡位于晋东南的北部、漳河上游的浊漳河流域,而磁山则在此下的漳河流域,二者相距不过100余公里.这说明在太行山东的磁山文化人群从事农耕的同时,在太行山西也有同样生活方式的人群在生养、蕃息,他们正在作着文明诞生前的准备工作.
　　晋东南的黍稷生产是文明产生的基石
　　文明的启动,是靠食物做支撑的.衣食足而后知礼仪,礼仪就是文明存在的说明.因而上古人类主要食物是什么、什么地方最宜于生产此种食物,这对文明的发生至为重要.
　　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证明,上古三代华北地区先民最主要的食物就是黍、稷,即黄米与小米.故在《诗经》中,黍稷频繁地出现.如：《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小雅·出车》：“昔我往矣,黍稷方华.”在《尚书》与甲骨文中也见有黍稷的记载.
　　因而最宜黍稷生产的地方,就应该是文明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而山西的晋东南地区,则以盛产小米闻名全国.其所谓“沁州黄”、“泽州香”,皆为旧时宫廷贡品.高平羊头山所产黍子,则更是载之史册.如《隋书·律历志上》即载以其定律之事.明《乐律全书》卷十说：“旧说上党之黍有异他乡,其色至乌,其形圆重,用之为量,定不徒然.”这说明,在晋东南一带自古就适宜黍稷生长.
　　晋东南英雄神话是文明初始的佐证
　　翻检中国文献,不难发现,凡是著名的神话,如炎帝尝百草、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女娲补天、愚公移山、黄帝蚩尤之战、夸父追日、尧舜禅让、成汤祷雨等,几乎都与晋东南及其周边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我们把晋东南及其周边神话作一研究,便可以发现,晋东南及其周边神话,明显地带有英雄传奇色彩.这些英雄传奇神话,有共同的特点：一、它们歌颂的是带领群体抗拒灾难的英雄,也就是说,这些神话英雄都具有氏族或部落联盟首领的性质,体现着较大的生活共同体的形成；二、所抗拒的主要是水灾与旱灾,这正是农耕社会最恐惧的两大灾难,体现着这些群体的农耕生活性质.
　　文明虽说是群体的创造,而作为人类进步的巨大成果,必然要有英雄的介入.因为文明的出现是以国家的形成为标志的.作为文明载体的“国家”,无论其形态多么原始,都必然是以统领众庶的“君”的存在为前提的.《白虎通》说：“君,群也,群卜之所归心.”这所谓的“君”其实就是原始人心目中的英雄,是领导野蛮群体走向文明的圣王.因而作为在华夏文明史上有特殊意义的晋东南地区,成为上古英雄神话与传说丛生的地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以说,晋东南英雄神话乃是文明初始的曙光.
　　文明初曙于太行旭日升起于晋南
　　“孵化”需要封闭与安定,而发展则需要开放.晋东南虽适宜于文明孵化,而狭小的土地却不利于农业大规模的发展.而在晋东南盆地这一巨大的“文明之巢”周围,则有适宜“文明之鸟”结巢而生的丰茂之林.走出晋东南盆缘大山,向西不到100公里,便是尧都平阳,是广阔的临汾盆地：向西南不到100公里,便是舜所都之蒲坂与禹所都之安邑,是平坦的运城盆地；向南不到100公里,便是夏后氏所都之阳城与周之东都洛阳；向东不到100公里,便是殷人之都城安阳.如果以上党为中心,以百余公里为半径,由西向南向东画一个半圆,这便是司马迁所谓的“天下之中”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尧、舜、禹、夏、商、周等古都,皆围绕晋东南地区而旋转,并相去不过百余公里,这只能说明晋东南作为“文明之巢”对于先民情感牵系的意义.
　　“文明之鸟”从晋东南飞出,将文明之光带向四野,而文明最先结巢之所,就是山西的晋南.因为晋南临汾、运城两大盆地,不仅与晋东南相接壤,而且土地平旷,气候与晋东南也相近,是推广黍稷生产技术最好的地方.当然向外发展,也会遇到阻力,如作为炎帝后裔的蚩尤族（在苗族几个不同系统的传说中,都说蚩尤是在黄河北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首领）,在向外发展中,就与从事游牧生活的黄帝氏族（《史记》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说明这是一个游牧集团）发生了冲突,结果落败,大批南逃,只有一小部分留在黄河流域.但作为一种成熟的文明,它对于落后民族是可以不断熏染、同化的.落后民族大肆破坏的同时,也在学习先进民族的技术,改造着自己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这样也就推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文明最早在晋南地方生根,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完成的.晋南有比晋东南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与它种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文化交流促成了文明的迅速发展,因而代表华夏文明之光的尧、舜、禹便在这里兴起.
　　因此我们说,华夏文明的曙光破晓于晋东南,而代表文明光芒四射的旭日,则是在晋南大地上升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