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的爱国故事

聂耳的爱国故事
聂耳的爱国故事

聂耳的爱国故事
母亲的歌让他着迷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撰写碑文；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1934：“我的音乐年”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
　　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聂耳.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灵魂早已升入天国的聂耳,你有什么新的感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