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地点发生的故事何家冲、金家寨、泾县、旌德、陶家河、汤口、谭家桥 　戈阳、古楼、庆元、福安、宁冈、宁化、井冈山、雩都 长汀、全州、桂东、信丰、瑞金、宁远、汝城、王母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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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点发生的故事
何家冲、金家寨、泾县、旌德、陶家河、汤口、谭家桥
　戈阳、古楼、庆元、福安、宁冈、宁化、井冈山、雩都
长汀、全州、桂东、信丰、瑞金、宁远、汝城、王母渡
大田、良田、新田、宜章、城口、安远、界首、盘县、宾川
泸定、天全、名山、懋功、两河口、炉霍、甘孜、苍溪
长征时期在这些地方 最少4个

这些地点发生的故事何家冲、金家寨、泾县、旌德、陶家河、汤口、谭家桥 　戈阳、古楼、庆元、福安、宁冈、宁化、井冈山、雩都 长汀、全州、桂东、信丰、瑞金、宁远、汝城、王母渡
金家寨：
1932年8月,蒋介石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亲自督战,指挥统一,调集重兵26个师和5个旅.约30万人,另有4个航空队,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军事“围剿”,9 月上旬,敌人攻入根据地腹地,红军主力在黄安、七里坪一带与敌人激战数日,打垮敌人第二师,但自己也伤亡2000多人.敌众我寡,相持不利,红军只好向皖西转移,鄂东豫西根据地首先丧失.9月中旬,红军主力在金家寨与红十五军会合,向鄂东转移时,在河口镇、冯寿二地区又与敌遭遇,发生激战,红军力量损失较重.红军总兵力由45000人减少到3万人,根据地由4万平方公里缩小为方圆几十里的“弹丸”之地.红军处境十分危急.于是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于10月10日晚在黄柴畈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与会人员讨论了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惫见:一种意见认为,红军已处于最后决择的紧急关头,为使红军免遭毁灭,必须立即跳出根据地,到外线去调动和打击敌人,然后再伺机返回根据地.另一种意见则主张,红军绝不能离开根据地和群众,在敌人重兵深入的形势下,红军可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待机破敌.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跳出根据地暂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然而,形势是多变的,红军主力跳出根据地后,由于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几遭重围不得不连续突围转战,才打破了红军主力在外线歼敌后,重返根据地的原定计划.在转战途中,分局和方面军总部曾几次向中央汇报红军突围和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和意图,10月下旬,红军到达浙川地区的宋清时,向中央报告了红军从鄂北新集突围的情况.11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鄂像陕交界的南化塘再次打电报向党中央详细报告了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原因和打算.电报说：“此次(鄂豫皖)战区未能冲破包围,客观原因系革命发展不平衡,战区处交通便利、四面受敌、反动势力较雄厚之区域.主观原因“是战区政治工作和政治领导之错误,对敌力估计不足,发动赤区群众反包围不够,发动白区士兵斗争的工作不够”,“我以孤军大战数倍之敌,转战千里未曾一挫锐气,但终被迫脱离赤区”.11月7日中央回电,原则上同意红军主力暂时撤出根据地寻机歼敌.上述往返电报既分析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的原因,又说明了红四方面军始终保持着与中央的联系,没有背着中央独自行动.
　　红军主力的保存和川陕根据地的创建是实现战略转移的直接硕果.红军主力在鄂豫边界的南化塘冲出敌人的包围后,继续向西转移.在鄂陕边界的漫川关,又遭到了胡宗南部和杨虎城部的前后夹击,红军大部队处在深山峡谷中,形势万分危急,只得集中兵力从正面突击,杀出一条血路,连夜突围而出,取得了漫川关突围的重大胜利.为了甩掉敌人,红军转道北上,越秦岭,走关中.关中之行,红军歼敌一部,调动了敌人,于是红军趁机再越秦岭,南渡汉水,终于摆脱了敌人的重兵追堵,取得了主动权.红四方面军从被迫撤离鄂像皖根据地到主动进军川北,历时两个多月,转战三千里,“先后共歼敌近万人”,保存了红军主力“一万四千多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主力的企图和计划,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
　　12月中旬,红军到达了川陕交界的钟家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分析了当时四川军阀正在成都一带混战的有利形势和川北地势险要、物产丰富的自然条件,决定进军川北,建立以川北为中心的根据地.会后,全军士气高涨,不畏艰险,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迅速占领了通江、南江和巴中一带,开始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新阶段.经过一年的努力,开辟了一个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500万人口的新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也发展成为一支5个军8万多人的强大武装力量,一跃而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中最强的一支.
井冈山：
1927年10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以宁冈县为中心中国第一
井冈山风景
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此鲜为人知的井冈山被载入中国革命历史的光荣史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
谭家桥：
1934年7月,红军态势日趋恶劣,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约6千余人）被遣向闽浙赣皖诸省发展游击战,而当时实际的战略意图,据朱德称：“...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即以声东击西方式掩护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向西南部退却”.而优势的国军主要目的是彻底清除红军主力,断不会因为区区数千众“诱饵”放弃对敌主力的围歼,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红军决策的错误.红七军团虽然名为“先遣队”,但仍保持原来的“军团”编制,以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粟裕为参谋长,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从内线转为外线作战.然而红七军团的高级干部并不明白作战的意图（此事几十年后粟裕都还纳闷）.先遣队渡过闽江后,彻底脱离苏区进入外线,按原定计划,先遣队应从此经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此时中央军委突然改变计划,电令红七军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 8月1日,红七军团夺下古田,士气高昂,准备乘胜拿下福州,沿途中却不断遭到国军空军骚扰轰炸,抵达福州城外立即强攻,虽然一度进入城内,但终被驱退.后退至闽北地区.但红军中央军委认为红七军团退到闽北休整中了国军圈套,急令军团北上浙西和皖南地区发展.由于沿途遭到优势国军围追堵截,红七军团被迫改变进发方向,拐向皖赣一带,残部最后进入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地区和方志敏部的地方游击队会合,编成红第十军团,并改组原闽浙赣军区,方志敏任司令,曾洪易任政委,粟裕任参谋长；原军区司令刘畴西任红十军团军团长；后又建立“皖浙赣边新苏区”,方志敏任主席,粟裕则改任第十军团参谋长.
1934年11月24日,方志敏带领红10军团和红20师向皖南前进.12月初抵达安徽休宁一带,18日在汤口与寻淮洲的红19师会师.国府急令浙江保安司令俞济时带领第七师、49师、补充第一旅和浙江保安第二纵队共11个团进行围剿,同时令赵观涛部堵击浙西、赣东,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堵击皖南,预围歼方志敏部.俞济时将自己的指挥所安置在歙县,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部署在岩寺,49师在休宁,国军另有飞机侦察轰炸配合.方志敏部在汤口休整两天后,继续前进至苦竹溪,继而向谭家桥进发.途中得知跟踪而来的国军中路追军王耀武部孤军追击,离红军最近,遂决定在乌泥关伏击之.12月23日夜,方志敏部在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两侧设伏,红19师在北,部署在公路右侧；红20、21师在南,布置在公路左侧,方志敏、刘畴西的指挥所设在钟鼓山后.24日上午10时,国军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地带,红军当即发起突袭.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前卫团十分谨慎,上午10点搜索至红19师阵地前,寻淮洲当即决定发起攻击,这样就过早地暴露了部队的火力.国军前卫迅速缩回,并以大部队迂回红20、21师侧后并占领了630高地,控制了乌泥关一带的公路.红19师被迫回师增援,在630高地与国军激战一天,后被迫撤退.双方激战到天黑,各有近300人的死伤.谭家桥一战红7军团损兵折将,不仅官兵伤亡300多人,而且红19师师长寻淮洲在冲锋中身先士卒,结果负重伤,后在向泾县转移途中牺牲.红7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等8名师以上干部负伤,87团团长黄英特阵亡.
这次战斗失利的原因,方志敏已经做了总结,他指出：
第一,地形选择不好,敌人占据马路,是居高临下,我们向敌冲锋,等于仰攻；
第二,钳制队与突击队没有适当的配合,我们没有集中主要力量,由右手矮山头打到马路上去.
第三,19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无用之地,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19师指挥员没有十分尊重军团指挥员的意志,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战,形成战斗指挥未能完全一致.
方志敏所说的第三条,实际上等于指责寻淮洲没有按照刘畴西的作战方案行事,而是自己打自己的,寻淮洲担任红7军团长时候,与政委乐少华闹的非常不愉快,后来者都将过错推诿到乐少华是左倾主义,现在看起来这里面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再琢磨琢磨.刘畴西的指挥也颇不得法,谭家桥战斗后,红军在陶村又与国军一部遭遇,刘畴西用一个营的兵力去作战,打不胜就再投入一个营,这种添油战术怎么能形成强大战斗力?结果后来许多官兵不满,有些负伤的干部甚至痛哭军团长是纸上谈兵的军团长.关于方志敏所说的第三条,按照现在能找到的资料看,当时军团的作战方案是用红20师、红21师伏击国军,寻淮洲的红19师,也就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却留做预备队,把擅长游击战的两个师打攻坚,将最擅长运动战的师当预备队.战斗中红20师坚守乌泥关,而寻淮洲的红19师回援不及,结果被国军抢去制高点,这恐怕就是方志敏说的我们成了仰攻之说的原因.其实岂止是仰攻呀,后来还被国军反冲锋冲垮.寻淮洲带领部队抵达乌泥关后,亲自带领部队反攻,企图夺回制高点.据说指挥国军作战的王耀武在望远镜中看到寻淮洲手持机枪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的时候,情不自禁地赞叹道：“真虎将也!”.可惜这员虎将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被炮弹碎片多处击中.但是红军过早发动攻势,暴露了目标,同时军团指挥员指挥失误,没有将兵力布置到位,两个师配合也不协调.国军集中兵力从红十军团各师接合部突破,迅速将红军各部击溃（王耀武因作战得力而受到重视）,继而乘胜追截消灭.方志敏见无法击破中路国军,而后续的国军部队又在陆续赶到,于是决定撤退.国军也没有冒险追击.
谭家桥战斗后,国军各部接踵而至,12月28日,为摆脱追兵,红军转移到黟县柯村,改组了皖南特委.22日被迫再次转移,绕道绩溪再次回到谭家桥地区,依托这里的有利地形与国军周旋.此时已进寒冬,天降大雪,由于给养日益困难,方志敏电请中央军区,要求把部队带回赣东北休整.时赣东北苏区已经大部丧失,由于通讯中断,方志敏和中央苏区当时都不知道这一情况,于是中央苏区同意了方志敏的建议.红军残部在粟裕和方志敏带领下溃逃,两人决定分头突围后向闽浙赣苏区会合.后粟裕带少数残部逃回苏区,方志敏被国军俘获.红十军团实质上已被歼灭.
1935年1月,方志敏带领部队离开安徽休宁开始返回赣东北,在行进到怀玉山地区时,遭到国军近10万人包围,粟裕带领先遣部队成功突围转移到浙南地区,红军主力部队由于行动迟缓、指挥犹豫,陷入血战中,激战到最后大部牺牲.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因叛徒出卖被捕.
谭家桥一战,用方志敏的话说就是决定抗日先遣队能否在皖南站住脚的决定性一战,其实这一战明的败于力量之悬殊和指挥不力,暗地里当时抗日先遣队中的高层不和已经为此战失利埋下了种子.
谭家桥战役的失败的主要原因与王明思想有关.原来在闽浙赣的红军发展的相当不错,红十军好容易打出一片根据地来,为了抵抗第四次反围剿,中央就把红10军调到中央苏区,调也调了,又怕人家有山头,结果将干部换了一轮.同时又派去了万永诚、倪树宝还有曾洪易到闽浙赣去,搞的一塌糊涂.红七军团出发后,军事指挥员是寻淮洲,实际大权却操在曾洪易和乐少华手中,尤其是留苏的乐少华,因为有政委最终决定权,与寻淮洲发生多次冲突.按刘英的回忆,从中央苏区出发到与方志敏会师,这支部队就没有成功地开过一次完整的会议,不是你不来就是半途不欢而散,甚至还在会议上打架.会师后,方志敏的地位也没有得到尊重,实际上处于架空的地位,实权还是在曾洪易手中,军政脱节,领导人不团结是其失败的根子.
谭家桥战役的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王耀武会带兵、会用兵,是个优秀的中国军人.
苍溪：
1933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奉命渡江西进.国民 党军阀田颂尧部纠集53个团的兵力,在长达200公里的江防线上重兵把守,严密布防,妄图凭借嘉陵天堑,阻我西进,伺机围攻四方面军,为粉碎敌人的阴谋,贯彻中央“渡江两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红军以塔子山为主渡口强渡嘉陵江,向敌人展开猛烈的攻击.大军西进,势如破竹,国民党惨淡经营的江防,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红军挥师北上,踏上新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