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文理想

什么是人文理想
什么是人文理想

什么是人文理想
人文价值 可以联系科学和人文价值的关系 自从c.p. 斯诺、萨顿诸人倡言科学与人文已形成两种文化以来,几十年倏尔过去,论者自论之,科学与人文的歧异,却似乎有增无已.1986年的《威尼斯宣言》称：“研究自然体系而形成的世界观,与人文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观之间,呈现重大歧异,对人类生存已构成威胁.” 此种分歧与危机,不仅表现在外部,即科学共同体与人文共同体之间难以交流,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内部,即科学作为求知体系,其客观基础与主观的人文历史因素之间的张力已经表面化,而使科学的理性基础受到质疑.尽管近年来人类的技术力量呈空前的膨胀式发展,然而科学的自信,科学在学术中的尊严,却已空前低落.十八世纪诗人颇普所谓“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有了光.”的那种对科学的崇敬,十九世纪对科学文明进步的信念,以及本世纪中期以前对科学可靠基础的信心,皆已受到种种批判而发生动摇. 科学的概念更迭 虽然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发轫于科学哲学家如卡尔·波帕,然而科学内部的理论概念发生重大更迭,则属先行.1905年爱因斯坦已完成狭义相对论.1915年他发表的数学理论已将相对论推广到引力加速运动.量子力学的基本完成时期约在1900至1927年之间.哥德尔定理发表于三十年代初期.诸如此类的理论所提出的新观念,已足以扰乱既有的科学秩序. 本来,就物理科学而言,新理论所更迭的只是古典的物理学概念,如：绝对时空、以太、引力即时效应、欧几里德空间普遍有效、光按直线投向空间、物体无最大限度速度,诸如此类.而且新理论并不能取代古典力学在一般领域里的应用.比如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的方程为： d c ·d r ³ ¾ p 其中 d c 为一电子位置测定误差,d r 为其动量测定误差,h为普朗克常数.电子位置测定越准确,则动量测定越不准确.由于直线动量为质量乘速度,故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位置与速度.同理,亦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能量与具有此能量的时间.然而由于普朗克常数的值极低,约为6.625×10 尔格/秒,故这个原理仅适用于原子以下的微观领域,对牛顿力学领域的计算并无实际意义.但是在哲学观念上,其意义则远不只此.传统上认为,逻辑的普遍性在于,逻辑的基本原理、公理、定理适用于一切可能世界.如果在一个领域里某基本原理已不适用,则逻辑的普遍性便已成为问题.海森伯格方程、薛定鄂方程、玻尔理论对同一律、排中律提出挑战.因而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个概念,以及非此即彼的传统分类法,甚至对物质及其客观性,也提出质疑.而这一切又与相对论扬弃绝对时空有关.传统分类法以排中律为基础,事物非此即彼.但粒子的位置与速度不能这样简单分类.传统所谓整体包涵局部,指一实体在空间或时间上包涵之.相对论和海森伯格方程则认为,一实体处于另一实体的时空域之内,为包涵关系.玻尔认为,电子既是粒子又是波,在逻辑上矛盾,但在经验中是事实.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可以理解为,粒子仅有统计性的位置；但也可以理解为,仅当有人观察它的时候才有位置.相对论的质量依据在运动中的速度相对于观察者,也说明物质的形态依赖于观察者.对原子结构的认识,无论汤姆逊、卢瑟福、玻尔模型,皆是理论建构,而非原子本身.粒子是适合薛定鄂方程之物.物质的外延不清,客观性模糊. 更有兴味的是,纯数学理论也得出类似结果.非欧几里德几何的出现,使几个几何体系适用于同一人类空间经验.汉密尔敦的四元数理论证明a×b ¹ b×a.略文海姆-斯寇姆理论证明,一个公理的集合可以导出本质上不同的解释理论.哥德尔定理认为：一,在任何一个数论的形式体系中,皆有一个真公式,即不可确定性公式,其本身不可证明,其否定式亦不可证明；二,在数论的形式体系中,其一致性不可能在该体系中证明.如果推而广之,彷佛可以说,一个理论体系,求其一致则不完整,求其完整则不一致；一个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只能在体系以外得到证明.也就是对矛盾律的普遍性提出质疑.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理想,便是在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词项定义不变的基础上,根据自明的理性前提推导出知识体系.直到现代逻辑经验论亦认为,理性与直觉经验是知识的可靠保证,而理性便是逻辑性.如果逻辑性受到质疑,则作为求知可靠基础的理性便已发生动摇. 批判与反思 科学内部既已发生重大变革,对于此种变革的哲学反思,加上其他社会条件,也就顺势形成一股对于科学的可靠基础,乃至对理性,甚至对西方文化的所谓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思潮.远在四十年代,卡尔·波帕已提出证伪理论,以批判当时公认的方法论.他否定归纳法,认为归纳根本不存在.知识的获得只是通过错误假说的被否定.“从变形虫到爱因斯坦,知识的增长从来相同.”“动物的知识,前科学的知识,其增长以消灭持有错误假说者为代价；而科学的批判,则常以理论代人受难,在错误信念将吾人引向毁灭之前先行消灭它们.”（karl 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 oxford, 1972, p.261）既然归纳性的因果被否定,科学也就难有确定的基础.波帕把科学家比作给自己房间画地图的人.他必须把他正在画的地图也包括在这张地图之内.“他的任务不可能完成,因为他必须把他画地图的最后一笔也画在地图里面.”(the open universe, london,1982, p.109.) 这是对逻辑经验论那种充满自信的证明理论的讽刺性写照.然而归纳法作为一种方法策略,不仅是科学求知中历来行之有效的手段,而且也蕴涵于证伪方法之中.“一切天鹅皆为白色”这个判断,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便可以证伪.然而若要确立这个全称判断,以及在黑色鸟类中确认一只黑天鹅,皆离不开归纳方法.后来,波帕的学生莱卡托斯试图用“研究纲领”来说明科学知识的内容增长,然而亦未能提出统一的知识标准. 六十年代初期,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科学的发展据称是由于“科学范式”的更迭.科学共同体从同一模式中学习专业知识,根据同一模式从事科学研究,接受相同的实践规则的制约.建构理论和设计证明,不再是依据逻辑经验论所谓的统一方法,而是科学共同体在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共同遵循的“范式”.科学范式中有若干社会心理因素,不在理性方法控制之内,故科学知识的增长没有确切的理性基础.不同时代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彷佛科学发展没有连续性.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牛顿体系的“质量”不变,相对论的“质量”根据运动的速度而变化,二者并不同义.然而两个术语指称的却是同一物理现象,只是相对论的“质量”从属于一个更为确切的解释理论,其说明域超过牛顿力学的低速领域.又如,吉尔伯特、弗兰克林、麦克斯韦理论中的“电”概念十分不同,但三个术语的外延指向同一物理现象.于此可知,不同时代的理论之间并非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 蒯因的“翻译不确定论”既欲说明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翻译不可能,又欲说明不同理论之间的不可通译.蒯因最终诉诸外在的行为主义标准,彷佛在语言逻辑的用法中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然而对外在行为的观察、判断、陈述、验证皆必须通过本己的语言.可见不同语言之间仍有共同的理性基础.蒯因则认为理论之间没有相通的理性基础,知识的来源只是感觉.“不存在外在的基点和第一哲学.”（w.v.quine, ontological relativity, new york, 1969, p.127.）“自然科学说世界是什么,就是什么.只要自然科学是正确的,而我们判断其是否正确大体取决于预测的经验检验,便是如此.”(“structure and nature”, journal of philosophy[89],1992, p.9) “不论自然科学的可错性如何,自然科学的一个发现是：吾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只是感觉接受器所受的影响.”( the pursuit of truth, cambridge, 1990, p.19) 在早期的《经验论的两大教条》中,蒯因认为,吾人所谓的知识,乃是一个人为构造物.科学理论的中心是形上学陈述和数学逻辑陈述,其外一层为物理学陈述,更外层为经验陈述,最外层与经验相接.其中任何陈述皆不与具体经验一一对应.原则上可对任何部分的陈述作出足够的调整以适应相反的经验.彷佛知识的结构与实在的结构之间没有确切的关系.然而事实上,新的理论成功地代替旧理论,正是新理论的结构更确切地说明实在结构的缘故.牛顿三定律可以导出150多个命题,解释大量地球和天体现象.凡是可用相对论代替这些解释的地方,皆是新理论更确切解释实在的地方. 费耶阿本则反对一切方法.他认为不可能有预设的合理性标准.科学真理只是一种修词,并无客观内容.但他又承认科学的成功.不过,这种成功只是由于科学家长期不懈地研究某一问题的结果.他们的过分之举,总会被其他学派的过分之举所抵消.费耶阿本称,他可以否定科学真理,而把这个判断当作真理提出来,犹如他可以用德语来宣称德语不如拉丁语.他忘了,真值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使各种语言得以通译的理性标准.正因为客观上存在这种标准,他才能够把“反对方法”当作一组真陈述提出来.他却主张科学不需要任何理性标准,all goes!所以库恩称之为vaguely obscene. 晚近的方法论研究,多探寻如何重建理性标准.厦皮尔、劳丹等人便是如此.劳丹批评库恩、费耶阿本对历史连续性的忽略.他提出“研究传统”,其中既包涵科学理论,又涵容本体论体系.然而他忽略统一的逻辑和对应规则,故在科学术语的陈述与本体论陈述构成真问题的作用中,未能提供统一标准.比如数学证明和历史解释之间如何对比,便成为问题.近年语义派的科学哲学家如萨普斯、斯尼德、范弗拉森、史泰格缪勒等以集合论方式进行公理化,似尚未取得公认结果. 总之,由坎贝尔、赖欣巴赫、卡纳普等人代表的逻辑经验论“标准方法论”,在六十年代已受到彻底的批判.批判的重点大抵在：科学术语区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在语义学上没有根据；理论术语无需语义规则定义,并无根据；对应规则的特殊语义功能没有根据；观察语言由对应规则定义,不可能不受到理论的渗透；科学理论被当作完成的科学报告,而非历史中科学共同体的建构物,与史实不合；公理化的必要性受到质疑.这些批评多半可以解释为,被“标准方法”排斥于科学理论之外的人文价值,实际上在科学理论之内. 科学原是人文理想 人文价值不仅在科学的理论构成之内,而且可以说,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科学不是自然的产物.在自然演化中,不可能自发产生科学.科学是文化,而且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所谓人文,humanitas,原指人类；引申为人性,人的情感；转为人的文化、教养、教育.汉语“人文”,指礼乐教化,如《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也.”乃是更狭义,专指儒家教化.广义的人文则指人类文化的内涵,以及相关的学术艺文. 人类科学产生在古代希腊,有一些明显的必要条件.人要系统地揭开自然之谜,必对自然有一种对象化的好奇之感.如果只把自然视为与人一体,则必流于感悟冥思,不会视为研究对象（在结构上可以分解清晰的“物”）.这便需要一种主客二分的语境.古希腊恰有这种发达的语境.其次,必有一种信念,确信人是理性动物,而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结构,故人可以系统地揭示自然.古希腊恰有这种哲学.此外,古希腊人恰有一种以数学方式揭示最深刻的真理和世界结构的信仰,而又恰有欧几里德几何这一发达的公理化体系.亚里士多德科学,便是从理性前提出发,以公理系统演绎方式,全面揭示有着内在理性秩序的自然的一种价值理想.这样的科学,必出自这样的文化语境,和这样的人文理想.科学的发生,出自对自然的好奇与理性求知的态度,与利用自然和生产力无关.科学与利用自然的态度结合起来,此事发生相当晚,乃是出于另一种价值理想,即基督教信仰. 基督信仰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约有三个方面.一,世界是上帝的受造物,故世界本身是一种contingent（偶性的,可存在可不存在的）存在.二,世界虽为偶性存在,却不是任意紊乱的存在.理性的上帝创造了具有内在理性的世界,并按上帝形象创造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