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武昌亲自领导了新军起义(辛亥革命) 这句话对吗?错在哪了?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武昌亲自领导了新军起义(辛亥革命) 这句话对吗?错在哪了?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武昌亲自领导了新军起义(辛亥革命) 这句话对吗?错在哪了?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武昌亲自领导了新军起义(辛亥革命) 这句话对吗?错在哪了?
错了.孙中山当时不在武昌,当时是黄兴在武昌领导

转帖:日本逼袁世凯签订 二十一条 的时候，孙中山在干什么？
1913年，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他自己缔造的共和国成了通缉犯，被迫再度亡命日本。他重组中华革命党，再举革命义旗。为此他曾多次与日本人会谈筹款之事。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请日本助中国革新，中国将给予的报酬是“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 8月24日，他与犬养毅说自己正在准备起兵举事，“此时若在中...

全部展开

转帖:日本逼袁世凯签订 二十一条 的时候，孙中山在干什么？
1913年，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他自己缔造的共和国成了通缉犯，被迫再度亡命日本。他重组中华革命党，再举革命义旗。为此他曾多次与日本人会谈筹款之事。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请日本助中国革新，中国将给予的报酬是“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 8月24日，他与犬养毅说自己正在准备起兵举事，“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外交带来极大好处，为此日本政府务必支援中国革命，此点请阁下予以关照。”谈及军费筹集情况，孙中山说：“如若此次仍不能筹足所需资金，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筹款。”犬养毅回答筹款的事要与头山满商议后答复。头山满虽然表示支持孙中山第三次革命，但他不能违反日本政府及军部而支持孙。孙中山通过他争取日本政府的支持，但日本拒绝给予他贷款。孙中山8月21日（也就是这次谈话前三天）曾走访过头山满，对此他心中是清楚的，所以他竟然说筹款“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可以。
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他在和上原勇作的谈话中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他说：
“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违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
“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
甚至说：“倘日本真能以互助的精神，诚心实意地援助中国的革命统一，相互提携，为亚洲的独立与复兴通力协作，则中日两国的国界难道不也可以废除吗？”
当然，孙中山也声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但这些文献表明为了寻求日本的支持，孙中山先生曾不惜以东北三省的特殊权益作为条件。还有“不惜任何条件”的许诺。
即使在袁世凯死后，他在广州举起护法旗帜的1917年9月15日，在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的谈话中，“孙中山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孙中山特别说明，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
1918年11月16日，孙中山和日本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以“领有满蒙”为条件寻求日本的援助。
他说：“目前中国南北对立是日本助长起来的，日本如果改变援助北方派的政策，北方派就会不攻自灭。
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10]
孙中山虽然是明确反对《二十一条》的，但他愿意给予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和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第二部分有关满蒙的要求相比又有多大的差别呢？只不过《二十一条》更加具体而已——
（一）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扩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二）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东内蒙古，盖造商工业应用之厂房，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三）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东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四）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内蒙古各矿开采权。......
《二十一条》所提出的有关在满蒙的权利和孙中山的许诺大同小异，不知道为什么日本政府始终不接受他的条件，支持其革命事业。这恐怕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也是长期以来被我们所忽略的问题。孙中山是伟大的政治家，但对于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许多史实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孙中山于1915年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旋又返日，10月25日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
历史揭密:开创暗杀记者的先例——袁世凯为孙中山背了70多年的黑锅

黄远庸是民国初年和梁启超、章太炎齐名的舆论界领袖，“新闻界之巨子”，著名记者，所写专栏“远生通讯”在当时政界有极大影响。他对政界各种内幕和丑恶现象大加笞伐，得罪了不少要人，因此于1915年远避美国，却于当年12月27日被人暗杀于旧金山。一时舆论大哗，均认定这是袁世凯指使，因为袁氏称帝，黄远庸批评得非常厉害。前有宋教仁一案，这次轮到黄远生了，袁世凯实在无以自解。

待到暗杀黄远庸一案真相大白，已经是袁世凯作古七十多年以后了。1980年代，当年的凶手在台湾临死前道出真相，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孙中山为何要暗杀区区一记者？原来，黄远庸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加上黄远庸文笔了得，影响广泛，孙中山大恚，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袁世凯为他背了这个“黑锅”。
----------------
把孙中山神仙请下神坛
关于孙中山其人 作者：凯华

??孙中山有人尊为“国父”，有人一想到他就热泪盈眶，可我以为他的历史无足轻重。

政治家不能光有美好的理想就能赢得崇高的历史地位，要看政治结果。武昌首义与他无关，辛亥革命不是他领导的，他不过回国检了个桃子，起义者拥戴他类似于拥戴黎元洪---找个名气大的装门面。他不过是个摆设，谁听他的？文写不出《革命军》、《警世钟》那样的小册子，武比不上华盛顿、凯未尔，他算那门子国父？？？

他本黑社会出身，孙中山是在19世纪80年代萌发参与政治活动的念头的。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与民间秘密会党－－三合会、致公堂、哥老会等洪门组织及其他帮会结下不解之缘。1886年，他在广州博济医院学医时结识郑士良、尤列，两人都是洪门中人。他们也是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 。1894年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最早的会员邓荫南、杨文纳也是洪门的。1895年在香港与谢缵泰、杨衢云的辅仁文社联合，组建兴中会，谢氏即是三合会成员。他们进行的多次武装起义，都是依靠会党和绿林好汉。1899年10月，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首领曾在香港会见 ，决定组织兴汉会，公推孙文为总会长。1904年1月，他又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孙文亲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于是洪门封以洪棍之职，孙文欣然接受之。”

顺便说一句，他最早搞的不是革命团体，而是股份公司，大家入股，造反成功后分钱！

他依靠黑社会，十次武装起义次次失败，连那个只会装神弄鬼的洪秀全的十分之一都当不到。有一次起义失败后，他给某人写信说这次失败是因为短缺了几百块大洋，直怪华侨小气，捐钱少。言外之意只要多了这点钱，多买几杆枪炮，革命就成功了，清朝就推翻了，这种白痴也配当国父？

他的“三***义”不过是欧州社会主义和***主义思想的东拼西凑的杂合物，他的政治理论没什么新东西。仔细研究他留下来的文字，不难发现他对现代西方***主义的政治理论的了解既不系统，更不深入；加上逻辑思维不严密，缺乏理论思维应有的彻底性，认识和观点的混乱，俯拾皆是。在民族和个人自大心理结合下，他甚至断言：“外国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师导。”“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如此大言不惭，自然不可能认真清理自母体文化中承受的与自由、***、法治相悖的观念和行为习惯。他的政党观念和政治行为，渗透了多少传统的帮会烙印！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驾乎欧美之上”的更高形态的新式***，而是言行中处处流露中世纪专制主义的腐朽气息。

他不会判断形势，不会察人，不懂政治斗争，更不会军事。国民党在他的领导下，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狼狈不堪，众多领导人皆对他失望，可他不但不反省，反而变本加厉，竟要国民党人对他个人打手模宣誓效忠，大耍无赖，完全是黑老大作派。

他这辈子最成功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在年届五十时搞定了一个芳龄二十的小姑娘，二是抓住了共产国际，终于搞到了外援。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国际的金钱、武器的支持，凭什么建立党军？凭什么北伐？不玩厚黑，把同是股东的***杀的杀、赶的赶，凭什么建党国？可怜老共是猫搬凳子给狗办事，自己上山打游击，吃够苦头。

看看孙同时代的人如何评价他。

谢缵泰（1872－－1937，一说死于1938）是出生于澳洲的革命志士，1895年便参加了兴中会。在其名著《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他记下自己观察孙文的印象。1895年5月5日，他会见孙文后写道：“孙逸仙看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会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他认为自己没有干不了的……‘大炮’！”6月23日又写道：“孙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听从他。”

宋教仁1907年2月28日的日记有如下的记载：“庆午（即黄兴）忽言，欲退会（指同盟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 ，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实则此犹小问题。盖□□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又思□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遂决明日即向逸仙辞职，庆午事亦听之。”当时宋教仁是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和《民报》编辑。

谭人凤（1860－1920）是老同盟会员和重要骨干，多次参加起义，出生入死。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为总结历史经验，他写下这么一段评语：“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陶成章（1878－1912）是坚定的革命家，光复会和同盟会的重要骨干。1909年，同盟会中包括他在内的一批人不值孙文的所作所为，要求罢免他的总理职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言辞激烈的传单，体现着中部同盟会一批成员的愤慨，不管是否完全符合实际，听一听不无好处。同时 ，撇开一些颇难弄清的具体事实，有一些意见深刻剖析了20世纪中国政治人物的通病和顽症 ，不失为不应忽视的警世箴言。
例如，他们说：“所谓孙文也者，在两广内地，固无一毫势力，即在于南洋各埠，亦仅得新加坡一隅，设一团体，彼时会员亦不过三十余人……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 ……既得势，彼乃忘其所自始……遂以为众人独愚而彼独智，众人尽拙而彼独巧，谎骗营私之念萌，而其毒其祸，遂遍于南洋之各埠矣。”

又如，他们指出：“凡反对彼一人者，尽诬之为反对党，或曰保皇党，或曰侦探，意欲激怒极热心而不洞悉内情之同志，使之互相倾轧，以快其初愿。”

章太炎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与孙文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孙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为世铃铎……余岂好邮，好是谔谔。”既承认孙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话直说的诤友。孙文生前，他笔下已一再出现如下的字眼：“中山计划短浅，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 “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

民初的名记者黄远庸对政坛人物观察入微，他对孙文的评价是“大言无实”四个字。

孙中山被神化是1927年党国建立后的事，原因嘛与北朝鲜神化金日成相似。为了寻找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从奠都南京之日起，便不遗余力装扮和神化孙中山。它发表《宣言》向全世界宣布：“总理中山先生所创造之三***义，实为结合中国民族之历史的文化精神与现在世界之科学的学术经验而成之革命的最高指导原则。 此一原则，不特足以指示中国之国民革命之理论与行动；全世界一切人类欲求得普遍而永久之和平而进步，其政治的、社会的组织，国家与人民之行动，绝不能背离此原则。此实过去与现在世界之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验之所能确实证明者也。”孙中山成了中国和世界的救世主。从此对孙中山只准顶礼膜拜，对其言行不准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学术探讨。神化孙中山，不过是神化其继承人蒋介石和国民党。他们以真假参半的孙中山为符号，着力推行极权统治。孙中山成了他们实施文化专制主义的工具。这些都是众所周知和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