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汉武帝和秦始皇采取的措施有是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试比较汉武帝和秦始皇采取的措施有是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试比较汉武帝和秦始皇采取的措施有是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试比较汉武帝和秦始皇采取的措施有是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是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秦始皇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也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千古一帝”.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是历史发展的巨大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结束了春秋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开创了统一的新局面.第二,使人民获得了较为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秦的统一,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
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实行中央集权——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地方废除分封制,设立郡县制,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开创了新局面,对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有深远的影响.
秦始皇规定在全国统一使用圆形方孔铜钱；同时,统一度量衡,对尺寸、升斗、斤两,作出整齐划一的规定.秦朝还统一了文字,把小篆作为全国规范文字,废除原来六国的文字.后来,又推广笔画更为简单的隶书.对于促进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维护国家统一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他还组织人民北筑长城、开发南疆.
但是,秦始皇为了加强思想控制而实行“焚书坑儒”,手段是愚蠢而又残暴的,特别是焚书,毁灭了许多古代的文化典籍,造成了文化上的重大损失.
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使西汉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
政治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逐渐解除了诸侯国的威胁,加强了中央集权,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上：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在长安设立太学,大力推行儒学.从而使汉武帝完成了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儒家学说从此被作为封建正统思想而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推崇.经济上：将地方铸币权和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从而抑制了大商人牟取暴利,大大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收入,加强了中央的经济势力,实现了经济上的大一统.军事上：对匈奴实行大规模的反击,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具有决定性意义.经过这次战役的打击,匈奴再也无力与西汉对抗,部分匈奴人开始西迁,从而实现了军事上的大一统.
在评价历史人物的过程中,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简单的说也就是主要把握好他们的功绩或者过错,要会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既要看到他们对历史的贡献,也要看到他们的缺点.
严刑苛法,秦始皇为秦朝的二世而亡埋下了祸根,最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汉武帝由于长期作战,大兴土木,繁重的徭役和兵役,使社会矛盾逐渐趋向尖锐.但汉武帝虽有“亡秦之失”,却避免了“亡秦之祸”.
秦始皇是秦王朝的创始人,顺应历史潮流,完成统一事业,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军事上实现了大一统,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首先要清楚：“汉承秦制”。两朝在制度上颇有相似，但施政理念完全不同。
一，政治上，汉朝承袭秦朝，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制，在地方推广郡县制。
不同：
汉朝前期以道家思想治国，无为而治，武帝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追求大一统，而且削弱了诸侯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始经营西域。
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灭6国后，严刑峻法统治残暴。
二，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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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清楚：“汉承秦制”。两朝在制度上颇有相似，但施政理念完全不同。
一，政治上，汉朝承袭秦朝，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制，在地方推广郡县制。
不同：
汉朝前期以道家思想治国，无为而治，武帝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追求大一统，而且削弱了诸侯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始经营西域。
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灭6国后，严刑峻法统治残暴。
二，经济上，秦汉均施行统一的货币政策。
不同：
汉朝经过前期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国力逐渐恢复，武帝时开始铸币，盐铁官营，兴修水利，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秦朝时期，统一货币圆形方孔钱，统一度量衡，修筑灵渠等。
这都是为了在经济制度上统一被灭各诸侯国人民，强化统治。
三，军事上，秦汉也都打了匈奴和百越。
不同：
1在打击匈奴方面的战略目标和结果不同。汉武帝时期对匈奴作战，是为了长久性的平息北方边患，在战略上是主动出击的，最终达到了“北驱匈奴”的目的。秦朝时“北击匈奴”，筑长城，还是以战略防御为目的，而最终并没有能够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
2在征服南方少数民族方面，秦朝名义上征服了百越，占领了全部岭南，并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等三郡，但并未完全征服，百越地区自治度很高，但还是完善了中华的基本版图。汉武帝则使南方的夜郎、南越政权归附，在西南先后设立了七个郡，最南端超过今天越南胡志明市，这也使得今天的两广地区自秦朝后重归中国版图。
3其他的方面，汉武帝还派兵灭卫氏朝鲜（今朝鲜北部），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汉帝国的版图至此基本成形。
应该指出的是，汉武帝后期，由于连年对匈奴和西域用兵，并由于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加以徭役加重，捐税增高，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天汉二年（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均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一点上倒和秦朝有点相似哦。物极必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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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法治国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87年)，是西汉王朝的第6个皇帝。在位50多年，堪称有汉一代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历史上把“秦皇汉武”并列确有道理，因为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很像秦始皇：秦始皇遣大将蒙恬发兵30万打匈奴，长驱匈奴700里，汉武帝则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3次发动对匈奴大规模战争，基本打垮了匈奴；秦始皇废藩置县，立严刑峻法，以残酷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则以“推恩令”削藩，任用酷吏抑制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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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87年)，是西汉王朝的第6个皇帝。在位50多年，堪称有汉一代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历史上把“秦皇汉武”并列确有道理，因为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很像秦始皇：秦始皇遣大将蒙恬发兵30万打匈奴，长驱匈奴700里，汉武帝则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3次发动对匈奴大规模战争，基本打垮了匈奴；秦始皇废藩置县，立严刑峻法，以残酷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则以“推恩令”削藩，任用酷吏抑制豪强和镇压反抗，动辄诛杀夷族，血流成河；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强权控制思想文化，汉武帝则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有破有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形成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专制主义；秦始皇穷奢极欲，建阿房宫，筑郦山墓，耗费无数，汉武帝也是荒淫享乐，劳民伤财，他在秦代皇家园林上林苑的基础上大肆扩建，占地达300余里，内有连绵的亭台楼阁和人工湖泊，蓄养着大批宫女歌优，直至武帝晚年，上林苑的土木工程都没有间断过；秦始皇招神弄鬼，祭祀封禅，派数千童男童女出海寻长生不老之药，汉武帝于此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建明堂，垒高坛，树“泰一”尊神，大搞顶礼膜拜，并且靡费巨资，步秦皇后尘，多次封禅出游，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莱真神。为了通神求仙，他听信方士之言，把宫廷被服都弄成怪模怪样，还造30丈高的铜柱仙人掌，用以搜集甘露，和玉屑饮之，以为可以长生不老。迷信加多疑的武帝，最终酿成“巫蛊之祸”，逼死了太子和卫皇后，受诛连者数万人。对这些荒诞胡闹之举，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不少隐讽性的记载。
秦朝通过多年战争，实现统一，接着秦始皇继续他的大作为，国力已是强弩之末。横征暴敛和繁重徭役的结果，是人民揭竿而起，秦王朝二世而亡。汉朝建立后，前几个皇帝吸取秦朝的教训，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70多年的积累，到刘彻即位时，国库丰盈，国力进入全盛，这是武帝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条件。可是积累架不住连年征战和肆意挥霍，过了20来年，国库即告空虚。武帝用亲信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官职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这样做使吏制进一步腐败。于是又建刺史制度，派专门对朝廷负责的刺史去巡回监察高级官员和地方势力，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于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且愈演愈烈。在朝廷高层，由于皇帝依靠内臣近侍，集大权于一身，凭随意喜怒，即对大臣或擢或杀，政治秩序已十分不正常。文帝时期，汉朝就废除了“诽谤罪”、“妖言罪”，可到了武帝时期，这些罪名又盛行起来，甚至发展到了“腹诽罪”。大司农颜异对币制改革有意见，不敢说，只是嘴唇动了动，就被认为是“腹诽”(即肚子里不满)而处死。甚至首辅宰相因武帝一怒丢了性命的也有好几位，这在汉代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到了武帝晚年，汉王朝上下已经怨声载道、危机四伏。
那么，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语)的原因又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一条，是他最后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调整了政策。公元前89年(武帝去世前两年)，桑弘羊等人上奏建议派士卒到西域轮台去屯垦戍边，对此武帝下诏说：“前有司奏欲盖民赋三十(每口增加30钱税收)，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奏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烽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盖西乎！”“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因养马而免徭赋)，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轮台罪己诏”。至此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转变，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从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结局。
与秦始皇至死拒绝认错的为政态度不同，汉武帝后来能够“罪己”，及时转弯，在千秋青史上留下了较好的名声。而他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秦朝亡国的前车之鉴不远。后人常把“轮台罪己诏”说成是中国皇帝第一个正式的自我批评文件，其实执政者“罪己”的政治传统在中国存在得还要早。《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是当时的历史文献没有像汉代那么丰富、详尽地留传下来，因此说汉武帝是第一个正式下“罪己诏”的皇帝也不算错。后来这个传统一直被沿用。每当皇帝犯了祸国殃民的大错误，往往会下一道“罪己诏”，公开检讨，以表示与民更始。虽然，正如苏轼所言，执政者“罪己”的目的是为了“收人心”，但这仍不失为是一种在政治上比较高明的做法。试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不管做了何等错事，也是万岁、万万岁，而臣子们则以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为邀宠进身之阶，这是常态。如果君主能够反其常态而“罪己”，说明起码他认识到了两点，一是无论当朝的舆论如何被掌控，百姓心中总有一杆秤；二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即便天子也须得道，考虑民意，不可过分胡来。这应当被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值得肯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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