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六气、六淫与中医中的六气、六淫有何不同?

左传中六气、六淫与中医中的六气、六淫有何不同?
左传中六气、六淫与中医中的六气、六淫有何不同?

左传中六气、六淫与中医中的六气、六淫有何不同?
从医者常常探究中医之本源,《内》《难》及仲景书虽为中医之宗,但追溯其源头,则久远而难考.秦焚诗书,而诗书存；不焚医籍,而医籍亡.马王堆三号汉墓尽管出土了一批简帛医书,可以从中了解战国后期乃至西汉初年医学的一些情况,但更远时代的医籍则难觅其踪,其时的医学史料惟有从先秦经史诸子文献中寻找.《左传》是传《春秋》经的重要著作,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上》称之“著述罕闻,古今卓绝”.以往人们更多地以之为了解春秋历史的文献,或是研究先秦文学的范本.然而《左传》的内容远远超出历史和文学的范畴.这本著作,保存着众多的医学史料,藉之可窥春秋时代中医之概貌.
　　中医学以中国传统哲学为理论架构,最基本的即是阴阳五行思想.春秋时代,尽管卜筮依然存在,但阴阳思想已被社会认可,天人相应的吉凶观也随之动摇.僖公十六年,周内史叔兴评论六鹢退飞过宋都之事时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阴阳的性质及其对立制约关系常用来解释自然现象.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认为其原因是“阴不堪阳”.周历以夏历十一月为春正月,故周历之“春”大致相当于今时之冬季,气候本应寒冷却温暖而无冰,今人谓之“暖冬”,古人则解释为阴不胜阳而致.昭公二十一年出现日食,梓慎道：“阳不克也,故常为水.”月蔽日发生日食,古人认为这是阳不胜阴,且认为阴盛则多水而会导致水灾.在《左传》中尚不见人体脏腑阴阳之划分,惟有僖公十五年论及“阴血”和昭公元年论及“阴阳淫疾”.虽然凭此还不能清楚阴阳在当时是否已用于藏象学说,但至少可以明了其已经应用于医学领域.
　　《左传》对五行的记载多于对阴阳的记载,正如襄公二十七年子罕语：“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充分显示人们对五行的重视.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故有五行之官,是为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话中采用“木、火、金、水、土”的次序,木生火,金生水,土之所以列于最后,应是因为人们尊崇职掌稼穑农耕之大神后土,而且人们在论方位时,属土的“中”往往列在最后.再如《尚书·洪范》之谓“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亦以“土”为最后.因此,可以认为春秋之时“木、火、土、金、水”的五行相生理论已经形成.
　　五行相克,如昭公三十一年及哀公九年,史墨明确指出：“火胜金”,“水胜火”.而文公七年,郤缺言于赵盾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六府”之中,水、火、金、木、土,完全是以五行相克的准确次序排列,充分反映人们已准确认识五行相克的规律.
　　五行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联系也有所阐及.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以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对照《素问·六节藏象论》之谓：“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脩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两者前后传承,互为补充.此外,五行方位与颜色的匹配也可从昭公十二年子服惠伯谓南蒯“黄,中之色”而知其一.《左传》并未记载五行与五脏的关系,这说明当时或许还未产生五脏配属五行的理论.尽管在后世医学中五味、五色、五声、五位皆与五脏有联系而与五行相属,但实际是前者先配属五行而后才产生与五脏相联系的理论.
　　中医学理论认为气、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素问·调经论》云：“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这种认识早已有之.僖公十五年,庆郑劝谏晋惠公不要以郑国“小驷”拉战车时谓“小驷”“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干”.西晋杜预注曰：“狡,戾也.愤,动也.气狡愤于外,则血脉必周身而作,随气张动.外虽有强形,而内实干竭.”庆郑之言体现出气能行血、血行脉中、阴血周行全身等医学理论,说明当时人们对气血运行情况及其之间的相互影响有所了解.这里的“脉”是指血脉,而非经脉.《左传》并未提及《内经》所谓的“经脉”.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经络学说还未产生抑或尚未得到人们认可的缘故.关于饮食与气的关系,昭公九年,晋国膳宰屠蒯有这样一句话：“味以行气,气以实志.”与《素问·六节藏象论》之“五味入口……以养五气.气和而生……神乃自生”颇相似,五味养气则气足而能行,神生而意志坚定,因而敢作敢为.故昭公十年晏婴又有一句告诫陈无宇的话道：“凡有血气,皆有争心.”诊断疾病,血气状况是重要依据.襄公二十一年,申叔豫托疾不出,“方暑,阙地,下冰而床,重茧衣裘,鲜食而寝”.唐孔颖达疏曰：“置冰床下,使有寒气,其上加绵衣.暑月多衣,所以示疾.”申叔豫一面要厚衣覆而假装患疟疾,一面却不堪暑热而在床下埋冰降温.楚王使医视申叔豫,医复命道：“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意即申叔豫虽似非常瘦弱,但气血并未耗动,因此他实际上没病.而昭公十一年,叔向认为单子将死,谓之：“无守气矣.”正气不存,何以能生?可见当时人们是何等重视正气之抗御疾病的作用.
　　春秋时代对病因的认识,最有代表性的是医和的“六气淫疾”学说.昭公元年,秦医和视晋平公疾,医和道：“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其中“阴淫寒疾,阳淫热疾”意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谓“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风淫末疾”意为风气淫盛而易致四肢疾患,正如《素问·痹论》所云：“其风气胜者为行痹.”“雨淫腹疾”之“雨”是对湿的取类比象,即谓湿气淫盛能导致腹部疾病.《素问·太阴阳明论》云：“伤于湿者,下先受之.”湿性重浊而趋下,故腹易受其患.《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湿胜则濡泄,甚则水闭胕肿.”即是对“雨淫腹疾”具体证候的最好诠释.“晦淫惑疾”指熬夜过晚,精气伤耗,而易致神志惑乱不振之疾.惑疾的产生也与忧思有关,如襄公二十四年然明之谓“其有惑疾,将死而忧也”.“明淫心疾”则指白天处事劳心过度而易罹心疾.医和又言：“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杜预注曰：“女常随男,故言阳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时.”阳物,即阳之物.僖公元年所谓“女子,从人者也”,女子被看作是男子的附从物.男女交媾一般在夜晚即晦时,若纵欲而无节,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云“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则男子肾水大耗而神志涣散,是故阴虚之内热生而惑蛊之疾起.顾炎武认为“女,阴也.阴中有阳,其物属火,故为阳物”,则是从另一角度解释“内热”的产生原因.
　　(阴阳学说的起源颇早,至少在商代就已经产生了,但是,阴阳学说之成为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则是春秋时代以后的事了.《左传》昭公元年记载,一位名叫和的秦国医生在阐述病因时说：
　　天有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阴、阳、风、雨、晦、明是自然界中的六种气,每一种气如果过量便会引起相应的疾病.在这里,阴、阳二气不过是六气中的二种,并不具有后世阴阳学说在医学理论中占统治地位以后的那种重要的地位.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方士和儒生们的鼓吹,阴阳学说大大地兴盛了起来,因而也对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阴阳学说被当时的医学家们接受,并用以来观察、分析和研究病因和病理以及指导医疗实践.本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五种医学书籍,据学者们研究,这些书大多成书于战国时代,其中也都贯穿着阴阳思想.至于成书于西汉时代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则更是阴阳学说与医学结合之集大成者.
　　根据现有资料,中医对病源的认识,可上溯到殷商时代.从出土的甲骨文看,当时虽然巫医为主,但卜辞中的某些病名及描述,已涉及到外伤、虫兽及自然环境等病因,虽然数量很少,但可以说明当时的人们已开始摆脱疾病乃“天神所降”、“人鬼作祟”等迷信思想的束缚.到了西周,对于疾病的认识已有了明显进步.如《周礼·天官冢宰》有“疾医掌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疾病与季节和气候变化有关.春秋时代,人们还进一步认识到,疾病乃“出入、饮食、哀乐之事”.《吕氏春秋》则更为明确地指出:“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历史上从医学角度对病因加以总结的,当首推秦国名医医和的“六气致病说”.西汉易学家孟喜将《月令》和《说卦》四时配四方结合,提出了卦气说,解决了一年24节气、72候的节气推断.另一易学家京房的纳甲纳支学说解决了十天干、十二地支和五行相配的问题.东汉郑玄创新的爻辰说,以12地支为12爻辰,运用五行生克冲和及六亲的概念,整合了星象28宿,12月历法和音律.它为五运和六气结合提供了依据和桥梁,并可以用宫商角徵羽的五音表述五行,以其太少示其太过、不及,以生克分析其关系.(元)王国瑞撰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 :“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地有六邪,风、寒、暑、湿、温、燥；人有六情,喜、怒、哀、乐、好、恶.共十八事,皆禁忌,不可针也.”,另有学者考证“基于上述诸条,似可说明,运气诸篇内容之形成年代,大致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较合于历史文献之佐证.因此,运气七篇,并非《素问》原有内容,再结合如林亿等所云篇文繁多及文字气象等均与《素问》原有内容不同等特点,尤为支持此一推论.”)
　　《素问·举痛论》云：“百病生于气也.”即谓气机运行失常能导致许多疾病.昭公元年,子产在谈到晋平公的病时说：“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杜预注：“湫,集也；底,滞也；露,羸也.壹之则血气集滞而体羸露.”孔颖达进一步指出：“气不散则食不消,食不消则食少,食少则肌肤瘦,肌肤瘦则骸骨露也.”这也可解释为,脾胃之气滞而运化失司,故食积不化而使人厌食,以致身体羸瘦,抵抗力下降而疾病生.而这一切,则是因为“心不爽,而昏乱百度”,即心不明而百事失节.由此也可见,不良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常常是疾病产生的重要原因.
　　在阐述疾病机理方面,古人作了许多可贵的探讨.僖公二十四年,富辰劝谏周王勿以狄伐郑时说：“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昧,即目不明.不良情志的致病作用也引起人们的重视.哀公五年,齐景公劝大臣无忧君位时说：“二三子间有忧虞,则有疾疢.”而严重的情志刺激甚至造成致命的心疾.僖公三十年,卫国周歂正欲参加太庙祭礼,刚到门口,突然“遇疾而死”；襄公三年,楚国子重伐吴,军士伤亡惨重,又失一将一邑,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周歂之死,或许是因为其在杀害正直的元咺后内心惶恐不安,以致猝发心疾；而子重则完全是因为忧虑抑郁,心不堪之而疾作.再如昭公二十五年,在酒宴上,宋公使叔孙昭子右坐,两人语调甚是忧郁,几似哭泣,乐祁退而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皆死乎?吾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素问·六节藏象论》亦谓“心者,生之本”,是以知忧郁哀戚则心气失丧,魂魄离散而生之本灭,今之所谓“抑郁是隐形杀手”即此理.不良的环境和爱好亦能导致严重心疾.昭公二十一年,周景王将铸大钟“无射”,泠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则和于物.……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窕则不咸,槬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次年,“王有心疾,乙丑,崩于荣锜氏”.“槬”指声响很大.这种喧嚣环境能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现代医学证明,长期置身于喧闹噪声之中,不但听觉器官受损,而且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皆会受到损害.周景王就是因不堪大钟之声而猝发心疾以致去世.现今的青年男女恣情于蹦迪摇滚之中而不知持养之道,遂自觉娱乐,实逆生之乐矣.
　　当然,因环境导致的疾病不单单是心疾.成公六年,韩献子谓郇瑕氏之地“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又谓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土薄”即地势低下,“其恶易觏”即孔颖达所谓“疾疢易成”.“垫隘”,杜预注：“羸困也”,孔颖达疏曰：“《方言》曰：‘垫,下也.地之下湿狭隘,犹人之羸瘦困苦”.关于“沉溺重膇”,杜预注：“沉溺,湿疾；重膇,足肿.”“土厚”即地势高,为何能“居之不疾”?杜注：“高燥故.”而对于“流其恶”之“恶”,杜预注曰：“垢秽.”由此可知韩献子认为,郇瑕氏地势低下且水浅,容易导致湿疾胕肿等疾病,百姓因此而愁苦困顿；新田地势高而水深,有汾水、浍水冲走污秽,则疾病不易发生.这番话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地势低下之地,湿气重,人易罹患湿邪所致的诸如水肿、泄泻、湿痹之类的疾病；水浅之地,秽物易积留,蚊虫得以孽生,传染性疾病就容易传播泛滥.地势高之地,气候干燥,湿疾不生；其地水深,河流能冲走人们生活和生产所产生的污秽废物,蚊虫也难以滋生,故较少发生疾病.这体现了自然环境对人体的影响,亦是中医学整体观念的一个重要反映.古人重视风水,其实并不是迷信.人人都希望自己和家人生活得健康,也希望先人安息之所祥和宁馨,这体现的是对自己和家人的爱和对祖先的敬.在周代,人们已经对鬼神产生了怀疑,但人们依然重视祭祀,因为,敬神爱民,礼也.这是礼义之邦可贵思想的体现,并不是今人动辄批判的所谓愚昧迷信.若今天的人们能像古人一样敬仰他们的祖先,则中医大有为也.
　　《左传》中提到一些病名,除上文提到的,还有“蛊疾”.昭公元年,赵孟问医和：“何为蛊?”医和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蛊疾是由于纵欲过度或神志昏乱所致.这种疾病往往使人丧失工作能力.宣公八年,晋胥克有蛊疾,郤缺为政.秋,废胥克.《左传》还两次提到“痁”,即疟疾.昭公二十年,“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孔颖达疏曰：“疥当为痎,痎是小疟,痁是大疟.”隔日一发之疟曰痎,多日一发之疟曰痁.再如,哀公二年,晋郑铁之战,繁羽诈称赵罗“痁作而伏.”此外,昭公四年,叔孙豹梦见竖牛“黑而上偻”.哀公十四年,齐公孙告诉阚止：“有陈豹者,长而上偻,望视.”“偻”即佝偻,“望视”即远视.襄公十九年,荀偃瘅疽,生疡于头.济河,及著雍,病,目出.“瘅疽”即邪热炽盛的毒疮,“疡”即脓毒郁积的恶疮.
　　妇科方面,妊娠诊断已达到一定水平.僖公十七年,梁嬴孕,过期,卜招父与其子卜之.其子曰：“将生一男一女.”后来果然如此.卜者能准确预言,很有可能是凭借其掌握的医学知识.人们清醒认识到近亲婚配的危害,而以礼制禁之.僖公二十九年,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在远古时代,同姓者出自同一氏族,为近亲.至周代,虽然不同国家的同姓者血缘已远,但远古的礼制依然存在.直到今天,许多人依然奉行“同姓不婚”的传统.对于近亲婚配为何会造成祸害这一问题,子产在昭公元年便作了探讨,他说：“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一般而言,能违背传统礼制而娶同姓女子,多是因其貌之美.因好其色而婚配则多纵欲,可谓“美先尽矣”.纵欲过度则体弱而病生,以致影响生殖质量.这种解固然与现代医学理论大相径庭,但子产实知晋平公患病是因好色,故劝其收敛.他的解释尽管不能准确地阐明近亲婚配危害的原因,但借之阐述沉湎女色之危害,对人无疑是非常警醒的.
　　对疾病的预防方面,养生之道为人们所重视.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引子产之言曰：“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话中谈到适度控制和发泄情志对人体的好处.相比于《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谓：“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左传》之叙述更体现出普通人养生应注意的修养.
　　工作繁忙的人,恐怕难以做到“恬惔虚无”,这时,就需要劳逸结合.正如昭公元年子产所说：“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孔颖达疏曰：“节即四时是也……固当劳逸更递以宣散其气……以后事改前心,则亦所以散其气也.”子产的话给现代忙碌的上班一族的日常保健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也许人们都深有体会,长久处理同一事务往往使人疲惫厌烦,当然不利于健康,也不利于工作.因此,可以把不同的事务通过合理安排来处理,并且注意充分休息,这种科学作息观即是一种最具普遍意义的养生之道.
　　周代的藏冰制度是值得一提的公共卫生保健措施.酷暑是疾病易发的季节,古人并没有冰箱空调,但却有睿智的对策.昭公四年,申丰以“藏冰之道”言于季孙曰：“古者……其藏冰也,深山穷谷,固阴冱寒,于是乎取之.……食肉之禄,冰皆与焉.……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遍,则冬无愆阳,夏无伏阴……疠疾不降,民不夭札.”人们需要冰来御暑,却为何倡导“夏无伏阴”呢?如果对照《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云“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则可明“冬无愆阳,夏无伏阴”实际就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欲达到之目的,亦可见《内经》之这一思想正是源自先秦时代人们的养生理念.关于“疠疾不降”,杜预注曰：“疠,恶气也.”孔颖达疏曰：“寒暑失时,则民多疠疾.疠疾,天气为之,故云降也.”因此可知,春秋时代的人们已经认识到疠气致病的作用.明代吴又可创“戾气”说即是对源自春秋时代的“疠疾”理论的充实和发挥.对于“食肉之禄”,孔颖达认为“在官治事,官皆给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然而根据下文的“命夫”、“命妇”,则受冰者实际不仅是大夫以上.《周礼·天官·阍人》云：“凡外内命夫命妇出入,则为之辟.”东汉郑玄注：“内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宫中者.”唐陆德明释：“对在朝卿大夫士为外命夫.”“命妇”亦有内外之分,内命妇为宫中妃嫔,外命妇为命夫之母与妻.“命夫”其实就是国家公职人员,“命妇”即是他们的家属,而“老疾”则指告老退休和因病在家的公职人员.由此可见,藏冰制度是由国家机构组织实施的,对象为在职和退休的公职人员及其家属的卫生保健措施.申丰以“古者”言之,可见“藏冰之道”是西周以来实行的制度.时至春秋时代,有的国家有所弛废,故申丰又言“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对鲁国状况表示遗憾.这句话同时也表明春秋时代依然有藏冰之制,而从襄公二十一年楚国申叔豫“下冰而床”可知“藏冰之道”在别的国家仍然得到贯彻实施.周代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事”,“藏冰之道”即是“厚生”的措施,作为一项由国家实施的公共卫生保健措施,至今依然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在防制烈性传染性疾病方面,社会可谓团结一心.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宋国都城,国人逐瘈狗.瘈狗入于华臣氏,国人从之.华臣惧,遂奔陈.华臣为宋国之权臣,一向专横,却因恐政敌利用瘈狗之事向自己发难而出奔外国.这足以看出当时人们对狂犬病是极为重视.正如哀公十二年子木所言：“国狗之瘈,无不噬也.” 瘈狗的疯狂令人们恐惧,但当时的人们并不会因此而畏逃,相反,大家是齐心协力“逐瘈狗”,这体现出人们防制狂犬病的主动意识,也反映出当时可贵的民族精神.反观当今,一旦狂犬出现,众皆四散逃窜,而伤者实多.世风之日下,于此可见一斑.
　　《素问·调经论》中,黄帝曰：“余闻刺法言,有余写之,不足补之.”《灵枢·邪客》中,伯高亦曰：“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其中体现的治则皆是“补不足而泻有余”,而达到《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的“以平为期”.这种思想源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理念,亦即儒家所谓“中庸”之道.在《左传》中,这一理念已得到体现.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可见不仅医道讲究“反之以平”,饮食之道亦讲究“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而平君子之心.音乐之道亦是如此,雅乐讲究“中正平和”,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思无邪.“中庸”并非消极思维,去有余而补不足正是人为干预的积极措施,以达理想之境界而非一时之苟且.随着千百年来社会风气日渐颓废,“中庸”成了世故圆滑之术的代名词,丧失其真矣.中医于先秦两汉时代能蓬勃兴起,而于近现代却黯然萎退,即是古今之人理念迥异之故.古人讲究礼仪而持平和之心,是故中医之道能行.而今人“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平和之医道安能得行?倘今之人诚能有平和之性情,则中医之道必复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