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追求到底在哪里?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中国人现在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到底保持在什么样子的底线?

中国人的追求到底在哪里?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中国人现在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到底保持在什么样子的底线?
中国人的追求到底在哪里?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中国人现在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到底保持在什么样子的底线?

中国人的追求到底在哪里?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中国人现在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到底保持在什么样子的底线?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关心时政、关注民生的真正的中国公民,你最好能耐心的看完此连续贴,相信定会令你有所收获.尔后我们再商榷,共同进步.）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表明,无论如何的战乱迭起改朝换代,都丝毫没有改变和减轻“特权”这一魔鬼在国民统治中的肆虐妄为.它就象一句永远无法摆脱的咒语,牢牢的罩在了历代劳动人民的头上,它带给人民的只是无尽的心酸和苦难.从春秋战国时期始,乃至秦汉以来,复历二千多年的朝代更替,都延续着一种模式“打着人民的名义招兵买马进行革命,尔后回头来对劳动人民实施掠夺与镇压”.原本是苦难出生、靠人民夺取了江山的人们一夜之间摇身一变,又成为被人民所反抗的对象.历史上的“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官僚专制主义就是特权的原始模型.草民、贱民、布衣、蚁民、刁民、乱民、庶民等等自谓就是一种奴隶的身份象征.但我以为：中国历史只有暴政,不会有刁民.即使在中国最鼎盛最繁荣的时期,特权的四处横行也丝毫没有减轻的迹象,只是在这样少有的幸运时期,各种高压与掠夺带给社会的也只是由一种公开的暴动转为普遍的默默忍受.
●●对于封建时期的特权无须我们过多的诠释,在这里我要说的是,现代特权阶级所具有的双重性质：那就是更加的公开化与更加的具有隐蔽性与欺骗性.这种公开化,就是直接的抢、夺、霸、占.比如强拆迁、强征地、强霸市、强垄断、单方面的带有愚昧欺骗性质的条款规定或红头文件等等.而这种隐蔽性就是通过人为的制度、法律和政策来使这种公开化的掠夺披上文明的外衣,使之更加的合法化程序化.现代特权阶级的这种双重性质的的危害性远胜于封建时期的公开掠夺与镇压.它本身所具有的欺骗性与迷惑性能够让相当多的处于被剥夺和压榨阶层的人们一直以为,他们的地位与劳动成果原本就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才能与命运所注定的,是无法改变的.因为所有的政策、法律和制度表面上看都是为他们在着想,在关心着他们.很快的这种思想就会封锁他们的头脑进而成为一种传染病似的病毒浸入感染到身边的每一个类似的人的灵魂,很容易就达成一种国民普遍化的认知与认可.英国早期的社会学家汤普逊认为这样的社会是名不副实的社会,他形容为是一个更象中一些被机械力强拉在一起、互相排斥的粒子那样、形成一个无组织和不调和的聚合物---总之,用一位当代知名作家简洁有力的话来说,它不是秩序,而是“无政府状态加上一个街道警察”.当特权阶级高举着屠刀或渔网罩向他们时,他们采取的不是反抗,而是默许.因为在他们的一贯意识中,命运是注定的,特权阶级的一切行动都是有法律和政策允许的.他们反倒会常常自责一定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违反了什么,愚昧至此的绝不是少数!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一切权益甚至人格尊严,成为了现代社会特权阶级的奴隶.也许又有人说了“能力是主要的,不要怨天由人了!”是的,能力是主要的,但在一个毫无公正性可言的社会秩序里,能力显然不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而权力则能成为命运的主载.如果把持这种论调的人下放到农村呆上半年,保证他就会发出时不济运不来的哀叹!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经过多年大量的整理论证后指出：“今天中国的现实是,资源配置、收入增长机会既不受效率原则,又不受公平原则支配,而由权力原则决定.”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就造就了大批的富翁,大批的公仆蛀虫,大批的特权阶级,大批官商一体的利益联盟.中国的富,可以令世界瞪目.中国的穷,同样可以让世界咋舌.牺牲了九亿人来供养三亿人的不是改革,而是赤裸裸的封建地主霸占行径,用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党国英教授的话来说“说得好听,是贡献.说得不好听,就是掠夺!”（《财经时报》2005年10月9日）我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现在社会整体的阶级意识已经形成并且开始成熟,那是因为经历了一段公开的或公开或隐藏的掠夺暴政之后,积蓄的病毒在体内发作并有了大量外在的病症表现.砸锅卖铁的蠢事不会再有人去干了,奉献与牺牲的时代已经造就了如今的一个弥天大谎,这是一个反思的过程后的思想拐点转变.马克思说过,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没有斗争,就没有人类历史的进化演变.当谎言被戳穿,当欺骗被揭露,很自然的,社会面貌就会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原来的乱世的格局,各种情绪与阶级意识就会或敌视或联盟或旁观的表露出来,这就使得整个社会环境明显的恶化和不可捉模,让身处其中的我们人人自危,备感压力.我甚至可以这样说,现在的中国,就已经重新拉开了阶级斗争的序幕.促使这场斗争始因,就是要颠覆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十八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家革命活动家西耶斯在《论特权》的小册子中就指出：“所有的特权都是不公正的,令人憎恶的,与整个政治社会的最高目的背道而驰的!”他将特权阶级比如为盗贼同伙、一个可怕的联盟、一个巨大的政治赘犹.他强调“让某一个人对属于大家的东西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这等于为了某一个而损害大家……特权者不仅吞下了钱,也吞下了人.而这一切都有去无回地奉献给了不事生产的特权者了.”他在另外一部著名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中将第三等级说成是整个国家,所有公民的悲惨处境应该归究于特权阶级,他明确指出,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成.没有特权阶级,一切将更为顺利.在这里,我并非是说除了中国,其他的国家就没有特权阶级或者说消灭了特权阶级.但中国特权思想之根深蒂固可谓世界之最,这既有历史的遗传,也有政体的因素,因为我们历史至今就从来没有诞生过民主的基因.中国政府十余年间就沦为了世界上最浪费的政府,中国政府十余年间就攫取了改革的最大成果,特权阶级可谓是居功至伟.这绝不是我杜撰而来的.
●●看了诺记兄弟的一篇《泣告中共政府》一文,我觉得全文所述完全属实,不容置辨.但其观点却对眼下国民的思想觉醒有着极大的误导性.他首先将人格的争取完全规咎于一种生存权力的乞求和施舍之中,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乞求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施舍不会让我们脱离奴隶的地位.我们试看历来的所谓改良与进渐式改革,其最终的目的无一不是民众的再牺牲与再为奴.这样改革的最终获利者是谁?我们大家不言喻,对此,后面我有补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清楚,阶级矛盾并非今朝才出现的,它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而存在着.它的爆发,源于一种长期的压制与沉默.今天许多的社会病症顽疾,也只是昔日种下的恶果.在建国初期,即使是无米下锅,人民仍旧热情高涨的拥护政府.在饿孚遍野的大跃进期间,也会死心踏地的跟着党走.那是因为我们在同甘共苦群策群力的支撑着国家的建设事业.在这里请大家注意,我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强调当时那种执政为民,与民同苦同乐的政治服务理念在今天已经完全被抛弃了,或者说完全被虚无的口号所替代了.所谓的三个理论除了在政治会议上千篇一律的被念经似的传递之外,已经在民间沦为笑谈.话语权与政治权的缺失,使得这种尖锐的矛盾一直被迫处在一种压抑和隐藏的状态之中,无法浮出水面.在这里我谈到两点：
●其一,我们国人的劣根性一直在纵容着我们做着掩耳盗铃的丑事,报喜不报忧的国民自慰心态让问题矛盾一点点的沉淀积累着.尽管我们都知道沉渣一打打,但没有人愿意去搅动它.甚至当有人自觉的将沉渣泛起时,反而会遭到我们一致的否定与讨伐.我们容不得国人去夸奖国外体制的优势,我们自慰于自己国内一连串高涨的数字.尽管这种数字经济如同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一样并没有带给普通民众些微的改善,但我们依旧乐而忘忧.这样的假象在被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学者所否定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乐而忘忧.历史的劣根性还造就了我们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原则.悲剧不发生在头上,则与我无关.何况即使我们知道自己就是被压迫的对象,也是坦然承受毫无怨言.正是这种思想,成为了罪恶泛滥的帮凶.社会的悲剧与冷漠绝不会只表现在某一当事人身上,在我们今天冷漠无情的同时,我们谁又能保证自己明天不会成为受害者,不会成为别人冷眼旁观的悲剧对象?在这里,法律公正性的丧失固然是首要的罪魁祸首,但我们就能干净的置身世外吗?记得当年一位宗教领袖在纳粹集中营的忏悔,现在它被铭刻在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门前的石碑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左派人士被镇压时,我们说与我们无关；在工会被镇压时,我们说与我们无关.在其他犹太人被镇压时,我们还说与我们无关.现在,我们自己遭到了镇压,但已没有人为我们说话了.”何其直白深刻的忏悔!而旁观的看客早就是鲁迅先生所最为不耻、终其一生里骂得最厉害的一个角色.60年过去了,我们何曾又被骂醒过?同样的,性格激烈的萨特则愤怒如此：当一个人在遭受不义、压迫和暴力时,作为一个旁观者不予抗议,那就不是一个忏悔的问题,更不是什么无辜,而是罪人,要送上道德法庭.甚至那杀人的一枪,都是我们亲手扣动的扳机!如果我们长期如此麻木下去,那么昨天的犹太人的命运,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我们仔细看看今天整个社会的情形,仆伏在意识形态脚下的各类精英、知识分子、护院打手,权奴、愚昧者等等可谓是蔚蔚壮观!除去意识形态对知识和文化的封锁之外,在这一点上,国人始终无法觉醒也是社会矛盾无法显现的原因.
●其二,是政治权的缺失.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这就是说,人的政治欲望与权力是与生俱来的,它在一定的物质表现形式下就会自觉的暴露出来.在中国,不允许有任何脱离了党领导之外的社会团体组织存在,不允许民众自由的集会游行和讲演示威.这是用强制的法律形式规定下来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专制形态在不受来自内部的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持续永久的延续下去.我们常常在媒体上耳闻目睹国外的此类事件层出不穷,象英国伦敦游行示威,美国纽约工人罢工,法国巴黎工会大罢工等等,其实都是一种弱者对自身权益的争取的正当行为,这种集体行为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而我们一些国民却因此而更加洋洋自得,对此举加以讥讽,何其幼稚!当个人权益被侵害时,法律不能为我们做什么.那么我们在争取正当权益时,法律又怎么能禁止我们的行为呢?这就是法律所赋予的民众政治权的一部分.但在中国,这却是违法!也许有人又说了,如果都这样,那社会不乱套了,不就成了无政府主义了吗?这种认识相当无知和愚昧,我们应该深究的是为什么人民会如此?是吃饱撑的还是犯了精神病?中国饱经乱世二千余年,最渴望稳定的不就是人民吗?为什么国外不乱套,偏一到我们头上就会乱套了呢?这是一种对自身利益的恐惧还是一种耽于昏睡的推御?没有搏弈就不可能争取到正当的权益.仅靠施舍的是不会长久的,正如民主不会从天而降.一切的手段就是主动的争取与斗争.由于中国国民政治权的长久缺失,一穷二白的普通民众根本不可能在利益搏弈上有任何价值的东西摆上台面来约束政府的单方面行动.政治权的缺失同时也倒致话语权的缺失,民众没有代表,就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就只能沦为弱小.关于政治权,列宁对此有过专门篇幅的论述““政治自由就是人民处理全民的、国家事务的自由.政治自由就是人民选举自己的议员（代表）到国家杜马（议会）中去的权利.政治自由就是人民有权给自己选举的一切官吏,召集各种会议来讨论一切国家大事,不用谁答应就可以印任何书报.”
“政治自由不能立刻使劳动人世间摆脱贫困,可是它能给工人一个同贫困作斗争的武器.要同贫困作斗争,除了工人自己联合起来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没有政治自由,几百万人民就没有联合起来的可能!”（《列宁选集》第一卷395、396页）在这里,列宁很清楚的为我们解释出了政治权与人民的利害关系.没有政治权,人民的地位就永远无法得到丝毫的改善,永远就会被置放到奴隶的位置上.没有联合,就无法形成对强权势力的搏弈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壮大,就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表现.而我国的现状总是呈现这样一种现状,凡是触动体制内、官员、国有的涉及利益关系调整的改革,要么是难以进行,要么是走样变形.而只要是触动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基础的任何思想或者行为,都法律或者特权阶级的潜规则牢牢的套死,就象孙悟空为唐僧画下的一道金箍圈.凡是对人民有利的,总是对统治阶级或者既得利益集团不利的.这种矛盾并没有因为彼此的商谈妥协而稍有缓和与改善,反而因为政府与利益集团联盟处心积虑的设置障碍和画地为牢的行为变得更加的尖锐激烈.因为地位的悬殊和身份的不对等使得协商无法公平有效的进行,甚至干脆连协商的机会都不会给予人民.近几年的几次局部改革,比如公车改革、精减官员机构、医改、教改、反腐、高薪养廉、城市化改革、听证会等等.要么是不了了之,要么是欲盖弥彰、要么是愈改愈恶,要么就是以既得利益的胜利而告终.改来改去,不仅没有一项让人民受益,反而更巩固和加强了利益集团的胜利成果,提高了他们的利益分配与资源垄断,而人民的境状却在这一场场改革的盛宴中一次次的被排挤被剥夺而日趋恶化.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这样的结果只能是逐步化的丧失了政府的功能,丧失了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公信力,将政府置于人民的对立面,社会矛盾随之激化.终其所以然,就是人民的政治权利的一穷二白.我国著名社会学者、经济学家胡星斗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就直言不讳的号召开展一场“平等权利运动和保护农民权利的活动”,这样的呼声,就是一种站在法律与社会责任感之上的为民众政治权利的呐喊.在民主政治日渐世界化的今天,政府这种压制剥夺民众政治权的作茧自缚的手法最终损害的却是自己的,造就了一帮挟天子以令天下的特权阶级.因为他最终的目的已经不是为着人民着想了,失去了民心,最终只能成为高高在上的孤家寡人.政府、特权阶级与人民这三者之间同样形成了断裂,政府对特权阶级的纵容和默许使得自己更加脱离了人民,政府对人民政治权力的强力限制同样推动了特权阶级的发展壮大.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退隐前就喊出了“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呼声,再看看各地方政府和官员以各种理由来对抗中央的事件在近年来层出不穷就会明白了.
●●无论我们做什么局部的改善,都无益于社会矛盾的缓和.再好的政策,只会摧生更多更坏的对策来敷衍扭曲.列宁清楚的告诉了我们：“不是人民选举出的代表,就不可能对人民负责.”（列宁语）这样脱离了人民的官员,只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而不会考虑到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要缓和社会矛盾,我们首先就必须解决人民政治权的问题.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早就告诉了我们,物质是决定和改变历史的最终因素.列宁对于政治权的论述同样也指出了政治权力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害关系.只有将政治权赋予人民,才能让人民在物质基础和社会地位上获得到根本性改变的机会.没有公平的政治权力,这种改善的机会永远不会存在.在这里,我们不可漏掉的就是我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为什么会如此的步履维艰?这同样与国家政策和精英利益联盟对这一希望群体的剥削与围剿有关.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威廉.汤普逊在其所著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原序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个人竞争的社会制度使他们不得不长年奔走,焦心劳神,经常在最窘迫的经济情况下为维持“体面”而拼命挣扎.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对他们的知识和道德品质,我们能指望些什么呢?这些东西已经被伤心地压抑下去了.一切慷慨的和高尚的情操,都为竞争中的讨价还价---永远想贱买贵卖---造成的狡猾自私的卑鄙心理所代替了.” 这是一种很真实的社会记录,它顺带着向我们解释了社会道德丧失的问题.这种个人的竞争,更多的不是在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里的竞争,而是在一个让中产阶级们必须付出极高的自身代价（包括身体、道、金钱、良知、责任等等）的扭曲的环境里进行的竞争.因为生存境况的恶化,我们不得不出卖良知背弃灵魂,不断的跨过道德的底线和法律的框架去干着违法乱纪寡廉鲜耻的勾当.鲁迅说过“我翻开历史一查,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因此,我们如果撇开了社会物质层面对民众思想的影响,光谈道德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反而带来一种自慰的、隐蔽的更大危害.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价是,这是一个飞速发展貌似强大的国家,中国普通民众、中产阶级与富裕阶级所呈现的是一种哑铃状的形态,两头粗大中间萎缩,这种发展轨迹让世界称奇.努力打拼的中产阶级现在又被戏称为“房奴”,为了住上世界一流价格的房子（中国房价现在已经挤入了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他们长年节省度日,积蓄还贷,被人为的政治因素所套牢无法状大成形.而利益集团联盟的加强与状大则越来越多的开始影响并左右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比如房地产业）,他们所考虑的,决不是“如何地去为人民谋利造福,而是我们又能因此获得多大的利益!”这样的带给整个社会的危害就是,无论日后哪一阶层的群体发展成为社会重要的力量,都会因为当初付出超量的成本而造成一种扭曲报复的心态、或者在这种恶劣环境中不得不变本加厉地对社会重新实施掠夺与压迫.这种可以预见的发展趋势就使得我们国家明天的社会发展环境陷入到一种无法遏止的恶性循环之中,给未来社会的政治变革埋下无法消除的重大隐患.因此,及时的赋予人民政治权利就成了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