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下历史香港回归意义和内容

8下历史香港回归意义和内容
8下历史香港回归意义和内容

8下历史香港回归意义和内容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国政府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一国两制”的理论和政策首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付诸具体实施.这一切均表明：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来到了我们面前.
　　香港回归是今年我国的两件大事之一,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显然是超年度的,它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可以说是世纪末世界上的一件大事.正如外电评论所说的,今年6月30日午夜的钟声敲响以后,香港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英国殖民统治长达150多年的历史结束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笔者和所有的炎黄子孙一样,对香港的回归怀有天然的欢欣之情；作为一名学者,笔者又不免对此产生了特殊的独立思考.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是一个特殊的、敏感的时间刻度,它高度浓缩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多方面内容.笔者甚至对它抱持着一种十分微妙、细腻的情感和唯恐轻率地跨过这一“时间门槛”的潜意识.如同大多数周围的人一样,笔者从北京市中心中国历史博物馆正门前竖立起香港回归倒计时牌之日始,便经常在心中暗暗地计算着它日益迫近的倒计天数.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所决定的.时间老人绝不会偏爱任何一方,也不会丧失自己的天职.
　　香港回归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将是自然而然地让中华民族挺立在一座历史的高峰上,平心静气地回顾历史、成熟理智地总结经验的十分恰当的时间座标.人们将穿越时间的隧道,从150多年的民族坎坷和积极奋斗中,从每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关键的转折时刻中,去寻觅历史的足迹,把握历史发展的脉搏.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饱尝了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屈辱的记录.其中,英国殖民者通过炮舰政策、海盗行径和不平等条约割占了香港,使之成为西方世界问鼎中华和掳掠东方财富的桥头堡.因而香港的历史命运正是中华民族150多年特殊遭遇的一个生动写照.今天,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之下,香港回归祖国,百年的民族耻辱被洗刷,民族的神圣感情再次升华.这是香港回归历史意义的最基本的方面.
　　香港回归历史意义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它表现了中国人民长期反对强权政治的胆识和魄力.历史敎科书告诉人们：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和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分别割占《或强行租借》了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从而成为强权政治捆搏中国人民手脚的一条条枷锁.然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近现代史也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奋起反抗,从不向外国列强低头让步的斗争历程.林则徐、关天培和三元里的民众,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和他们不屈不挠战斗的业绩,早已成为象征中国人性格的自然符号.而从1840年起,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跟强权政治作抗争的行动；并且,这种抗争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和不容争辩的伟大成果.人们会想起：1982年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来北京访问,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十分坦率的会谈.这一时期,正是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趋于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当邓小平提出中国政府将在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并用“一国两制”方案来解决香港问题时,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柴契尔闻听此言,心慌走神,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险些跌了一跤.挟马岛之战胜利余威来到北京的柴契尔夫人,在会谈开始时就抛出了“三个条约继续有效”的论调,声言中国只能收回新界,而香港岛和九龙则按条约永属英国.未料,此说被中国方面当场回绝,邓小平以坚定的口吻回答：“主权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第二年,英国政府推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再次遭到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否定.毕竟,中国不是阿根廷,中国已是一个站起来的大国,以强权政治为内涵的“阿根廷情结”在北京这里一点不起作用.
　　从1840年到1997年这样一个极大的历史跨度,包含了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丰富内容,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也占有极为特殊的重要地位.这150多年的时间,是中国人民不断探索,逐步走向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现代化目标的过程.因此,我们说它——香港回归——确实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还包含了又一个方面的应有之义.它为中国正在从事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进入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两个大的历史主题：一是要争取民族和国家的真正独立和自主的地位,二是要争取努力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以使中国走出古老文明的困惑而跻身于世界强国的地位.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这两大主题不时地发生冲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民致力于解决第一个问题,即通过不懈的努力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出现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而在距离我们较近的时候,中国人民才开始进入了现代化探索和建设的新时期.而恰在这样的阶段,对于中国来讲,机遇与挑战并存；探索中有挫折,建设中有进步.更加重要的是,一个辉煌的前景已经展现在全体中国人民面前.当然,香港作为一颗“东方的明珠”,无疑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扮演有重要的角色.当这颗“明珠”回到祖国母体怀抱之时,它也就有了更加光明的明天；它也就能够成为中国与世界进行“国际接轨”的极有力的环节.
　　除了从历史的角度,即透过历史表像看到1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之外,我们也认为香港回归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香港回归在中国国家统一的整体进程中,包括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的解决中,占有重要的先导地位；毫无疑问,它是国家统一大业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江泽民主席指出：它是祖国统一迈出的历史性的重要一步.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认为：它将开创香港和中国的历史新纪元.极有可能的是,香港的顺利回归和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会启动中国国家统一的实施过程.笔者认为,香港回归对于国家统一大业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成功地解决了“过渡时期”的问题,即顺利实现了“平稳过渡”.1992年彭定康当上香港总督后,英国方面提出了“成功过渡”的新政策,反对它承诺过的“平稳过渡”方针.所谓“成功过渡”,就是给香港回归制造麻烦,把港英的一套政经框架强加给中方,在“九七大限”后继续发挥“体制性”的作用.中国政府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港英破坏“直通车”的情况下“另起炉灶”,采取了有效、有力的措施,成功地举行了首任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临时立法会”等的推选工作,并妥善解决了“新机场”等跨越九七的问题,这样就保障了香港回归前的“平稳过渡”.香港回归大局既定,大势所趋,港英当局陷于十分被动的尴尬境地.
　　在谈到国家统一大业时,不少人经常提到“要发挥政治智慧”,但这种“政治智慧”具体是什么,又常常讲不太清楚.笔者以为,说“发挥政治智慧”不如说“发挥春秋智慧”,即用新的观念、变通的方法去解决我们面前的难题.香港的顺利回归在这方面起到了示范的作用.“一国两制”方针应用于香港问题的解决,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和有效的模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一国两制”的“香港版”.这一版本有如下特点：（1）形成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完整配套方案.而与此对比,在解决台湾问题时如何建构“一国两制”后面的配套方针已甚值考虑；（2）在解决香港问题过程中,提供了有效的法律和政策保障.从1982年宪法关于设立“特别行政区”的条款、《香港基本法》到《驻军法》等具体法规及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香港问题的解决具备了充分的条件；（3）在解决香港问题时,没有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发生重大争执.我国政府提出的是“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英国方面并未对此提出挑战,香港人也未提出要建立“对等的政治实体”.而与此对比,在解决台湾问题时,台湾当局反对一个中国原则,提出要建立“对等的政治实体”,以“分裂分治”为两岸关系定位.因此,在一个中国原则上产生高度共识,是顺利推行“一国两制”方针的政治基础,这也就是香港回归对于祖国统一的一大启示.当然,“一国两制”将如何具体落实和执行,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层面的效果,香港回归后是真正揭晓的时期.应该说,“一国两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构想和政治选择方案,是总结历史经验、面向香港实际情况的产物.英国政治家柴契尔夫人和希思等人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构想”,美国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基辛格也说“一国两制在香港是能够行得通的”.今后,人们肯定会更多地从实践层面,去体会“一国两制”这一在80年代初提出、在90年代末期付诸实施,而更加面向21世纪的方案.总之,“一国两制”的理论和政策在香港这块土地上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香港回归,从现实层面考虑,还将加强中国的国家力量和国际地位.在实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而香港的回归,将首先增加国家总体的经济实力.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鲁杰罗最近访问我国,他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贸易国（而原来是第十一位）,这是因为香港这一重要的贸易力量回到了中国.香港的回归,还将加强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洗刷百年耻辱,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威望,而“国际威望”在国家总体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评估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从地缘关系上看,香港回归,会直接加强我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进一步改善我国的外部环境,使我国在亚太经济合作、政治发展和安全对话中,拥有更多、更好、而且也更加机动的机会.这种效应,今后将会持续地出现,而且是一种“放大效应”（或叫“马太效应”）.
　　最后我们要说,真正完全的国家统一和彻底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是对全部中国现代历史的最后总结,也是全体中国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的中国人）寻找到自己位置的最佳衡量指标.现在,香港问题已经成功顺利地解决,澳门也将在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而台湾问题在中国统一进程中的地位将日益突出地摆在我们大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上.只有牢记这150多年的历史及其经验,只有不那么轻率地渡过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才能找到解决历史和现实问题的“钥匙”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