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明形成的基础是什么

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明形成的基础是什么
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明形成的基础是什么

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明形成的基础是什么
（一）古代中国的中心地区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就出现了古史传说中的早期中央王朝--夏王朝,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中国古史的一个新阶段“三代”时期由此发端.从夏代起,在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这片黄土地上,先后出现了三个被后来视为中心和宗主国的早期中央王朝.这些中央王朝遵循这一条循环往复、逐渐改进的持续发展的道路,从而在广义的中原地区形成了最具有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中原青铜文化系统.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由相当于夏代前后的二里头文化、十七垣文化、岳石文化发端,中间经过了商代前后的二里冈文化和殷墟文化,西周前后的沣镐文化等文化,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的列国诸文化（包括晋、秦、楚、齐、燕诸文化）,最后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转化为铁器时代的秦汉文化.在这长达两千年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原青铜文化系统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征.该文化系统的大型聚落（尤其是都邑）通常围绕着方形或长方形的夯土城墙,具有国家政权象征意义的建筑是建立在夯土 基上的木构大屋顶的宗庙,宫室建筑以木材的柱、枋、梁、椽作为基本构架,屋盖为草泥或瓦件的脊短檐长的两坡或四坡屋顶；墓葬均以土坑墓作为基本的墓室结构,并至迟在商代就形成了四种具有等级含义的墓葬形制,其中十字形墓葬是商周王朝王者独享的墓型；器用陶器都以陶鬲这种炊器为基本器类,铜器以礼器、乐器和兵器为主体（其中铜礼器以鼎为核心,鼎的形制和数量具有标志身份和等级的作用,以至于最高等级的铜鼎类型成为国家政权的一种象征）,玉石器有一套极具特色的礼玉和佩玉,如璧、璜、 圭 、璋等；技术以青铜治铸业最为发达,铜器铸以范铸法为主要成形手段；艺术具有强烈的实用性,装饰纹样以动物纹样为主题纹样,几何纹样为亲托纹样,其中动物纹样以抽象化、神秘化和图案化的兽面纹、 龙纹和凤鸟纹为主（或者是这样纹样的简体和变体）,少见写实的动物形象.
　　上述这些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内涵表象,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所以我们可以将其传统归属于文化传统中的“精进传统”.这种具有典型“精进传统”特点的中原青铜文化系统,它的形成是有深刻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的.追寻这些导致中原青铜文化体系固有特征形成的原因,反过来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商周社会的发展道路应当会有所帮助.
（二）中国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固有传统形成的第一个原因无疑应当归结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下造就的早期中央王朝.
　　三代早期中央王朝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这里有辽阔的黄淮平原,即便是豫西山地和汾渭流域,当时也有连绵的高亢平坦的台塬和肥沃宽敞的谷地.这个地区覆盖着深厚的黄土层或黄土动积层,便于开垦和耕种；平坦的地理环境有利于活动于这一一地区的古族彼此间的联系,新的技术和发明创造便于交流和传布；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马平川的地平环境给古代族与族间的统一事业的进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舞台,使得这一地区的古族很早就形成了少数几个甚至一个具有中心地位的强邦大族.而在中原地区的周围,要么是连绵起伏的山地和相对贫瘠的高原,要么是河流纵横的平原和草木茂密的农林.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相对较差,开发比较困难,人口密度远不能和中原地区相比.活动于北方地区的古族之间除了军事的联系和征服外,缺乏稳定和有效的相互控制和制约手段,难以形成具有中原三代王朝那样的国家政权；分布于南方地区的古族,其活动范围受到山隔水阻的障碍,局限在一些较小的范围内,彼此间缺乏联系和沟通.这种地理环境使得中原周边的古族间的兼并和统一事业进行得远比中原地区缓慢.当中原强大的早期中央王朝形成以后,周边地区古族间的统一事业又无疑要受到中原王朝的压制和制约,它们要形成与中原中央王朝相抗衡的较大的国家政权,其发展道路就更加迂曲.
(三）中国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固有传统形成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我以为应录从中原地区周围古族的对商周王朝稳定性的影响方面来寻找.中原早期中央王朝正是在与周边地区古族的抗争中,逐渐强大和发展起来的.
　　在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的周围,无论是广阔的北方草原地区还是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先秦时期活跃着许许多多古国和古族,这些古国和古族所在地区的地理环境不同,经济形态各异,文化传统也各不相同,从而在中原青铜文化系统外围形成了北方、东北、西北、四川、中南、东南这样一些不同的青铜文化系统.考察这些青铜文化系统与中原青铜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中原周边青铜文化形成以前,中原周边有多个强大的文化实体,而中原正处在一种调整过渡阶段,周边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要大于中原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影响.中原青铜文化形成以后,由于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在匈奴崛起前的整个商周时代都处在从农业文化向畜牧文化的过渡调整之中,还没有形成像“天之骄子”匈奴那样的足以威 中原早期中央王朝的帝国；南方地区旧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已经衰落,新的青铜文明的兴起受到了中原青铜技术和古族 徙的影响,对中原的影响力远小于先前的龙山时代.这种状况,在青铜文化上的表现就是,中原青铜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即商代后期至西周初期,这时正是商王朝国力的衰亡和商周王朝的交替时期,中原周边青铜文化也正好在这时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在中原青铜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即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这时中原正处在周王朝分崩离析和列国争雄的时期,而中原周边青铜文化恰好也进入它们的另一个高峰期.根据文献记载我们知道,后一个时期正是中原地区内尤外患的时期,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原不绝若县”,中原地区企图称霸的诸侯们都要打着“攘夷”的旗号.这种现象说明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中原早期中央王朝形成以后,它就承担着保护它的各附属国族的职能和义务,一旦它丧失了这种职能,就会有附属国族脱离它的羁缚,就会有强邦大族试图代替它的这种地位.在中原早期中央王朝与周边强大古国或古族的斗争中,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政治机构得以建立和逐步完善,商王朝的内、外服制,周王朝的分封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除了控制统治疆域内部的古国古族外,与抵御周边古国和古族的侵袭也是分不开的.
（四）中国中原青铜文化系统固有传统形成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应当在技术方面以及这种技术对于资源方面的依赖去寻找.
　　在中国早期中央王朝出现以前的龙山时代（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在中国大地上就出现了几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化.分布于山东沿海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已经出现了夯土围墙的邑聚,高等级的墓葬,无与伦比的陶器和精美的玉石器；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及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宝墩村文化,也都出现了周围绕以堆土城墙的颇具规模的密集的城邑,出现了较为发达的早期文明；至于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更以巨大的等级聚落,宏伟的贵族墓地,发达的制玉工艺而著称于世.相比之下,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诸文化的文明状况则显得并不突出.不过,这种状况到了龙山时代以后的三代就完全不同了,这时期中原周边地区原先颇为发达的早期文明都悄然消亡,中原地区青铜文明开始崛起并从此树立了中原三代文明的领先和中心地位.关于中原周边地区的文明进程为什么在商周时期变得滞后,而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进程为什么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研究者有各种解释,但在众多可能的原因中,龙山时代中原周边地区（尤其是南方地区）众多的发明创造和技术成就中缺乏最具时代技术水平的青铜治铸技术,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五）中国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固有传统形成的第四个原因可能要追寻到意识形态方面.三代早期中央王朝在他们自身有意或无意创造、并得到了社会认同的观念体系中,每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都被视为与上天最高神祗有亲缘关系,他们接受了上天最高神祗命令来统治下界,因而他们的统治具有绝对的合理性.继夏王朝统治这片地区的商王朝,以及继商王朝统治这块土地的周王朝,他们原本都是前一个王朝臣属,他们之所以要推翻前一个王朝取而代之,是国因为前面的王朝最后几代君王的某些做法违反了授予前一个王朝统治天下权力的上帝的意旨,或者说违反了他们兴神上帝签订的契约,所以上帝重新选定了同样拥有上帝血缘关系的高贵的他们来代替前一个王朝统治天下.这是三代王族共同的天帝之子的属性.
　　按照先秦文献的记载,夏、商、周三个王朝,他们都起源于不同的地域：夏人据传说是起源中国的中岳嵩山附近的伊水和洛水流域；商人的起源有河南东部和山东西南部、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这两种说法；周人的起源则肯定在汾渭谷地,特别是陕西的关中地区.三代早期王朝在取得中央统治权力前的早期统治区域不同,他们所崇奉的神祗也因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形成了相对特别的地域神崇拜.这种地域神崇奉在附属王国取代宗主王朝的地位成为中央王朝以后,它虽然可能会出现与前王朝地域神并存,但在已经具有合法中央王朝地位的天神崇拜后,不同的地域神已经没有再加以统一和同化的必要,这样地域神就成为区别于三代的一种神祗.三代不同“社”神,就是这种地神观念的反映.
　　中国的神祗系统中三代共同的天帝崇拜和三代不同的地祗崇拜,造成了在王朝取代乃至国于国之间战争时处理失败王朝和王国宗教遗产的一种独有的行为准则,这就是要彻底灭亡敌对国家,一是须摧毁敌国作为国家象征的国家宗庙,割断敌国在天祖先神与其在地后裔的联系；二是须妥善处理敌国的社.后一方面因涉及到自身的利益,处理起来远不如前一方面来得干脆简便.
（六）中国中原青铜文化系统固有传统形成的第五个原因是三代早期中央王朝的政治体制.在这种政体下,三代王朝间政治权力的转移被更多的定义为宗主国与附属国地位的转移,前后王朝的政权变更只是被视为承受天命的王族的变换而不是截然不同外来异族的入侵,所以政权的体制所体现的继承和认同远大于变革和异化.关于这一点,除了先秦文献中“殷因于夏礼”和“周因于殷礼”的记述外,三代文物中的九鼎传说和礼器传统,吼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一问题.
　　根据古史传说,夏王朝开国国君夏启铸了青铜九鼎.对于这个传说,不少研究者表示存疑,从新的考古材料和青铜鼎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来分析,这个传说应当基本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青铜鼎的造型和纹饰都是在基于祭祀用牲的形状抽象而成的,再加上夏代铸造九鼎这样的礼器还相当困难,所以夏王朝铸造的九件铜鼎被夏王朝统属或有关的邦国和氏族视为宝器,当作中央王朝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九鼎既成, 于三国”的九鼎流传的传说,以及历史上发生的“问鼎轻重”的故事,就是这一历史背景的写照.由于夏代铸造九鼎的影响,使得铜鼎在以后三代的铜礼器群中成为最重要的器显和礼器的中心,成为沟通人神关系的具有某种神性的礼器和等级身份的象征.后来王朝取代前一王朝,它们所采取的行动不是砸破被视为前王朝王权象征的九鼎,而是将九鼎搬运到自己王都的宗庙里面,继续充当新王朝王权的象征.这种墨守陈规,在政治体制上改良而不是变革,这是造成三代社会发展只得走一条循环往复的渐进道路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