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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革命爆发的原因：
第一,革命前尖锐的阶级对立.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比英国革命要晚大约一百五十年,当英国已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并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法国还处于波旁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阶级关系处于十分尖锐的对立状态.它表现为：法国社会被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他们占人口总数的不到1%,但却占有全国土地数量的2/3,并不承担任何纳税义务.而广大的第三等级却承担着国家的赋税和其他封建义务,尤其是工人、城市平民和广大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他们强烈要求改变生活状况.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使法国社会如同到处堆满了干柴,随时都有爆发革命的可能.
第二,资本主义发展与封建专制统治的矛盾.18世纪下半期,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有很大发展,纺织业、冶金业和采矿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其发达程度居欧洲大陆首位.对外贸易也得到迅速发展.但封建专制统治却成为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其表现为：封建政府不断提高税收；全国各地关卡林立；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对此,资产阶级十分不满,他们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取消封建特权,反对专制统治.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在政治思想上的反映就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出现和广泛传播,为法国大革命和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第三,财政危机的加剧.18世纪法国的专制王朝已经非常腐朽.对外战争屡遭败绩,统治者的挥霍无度,使得法国的财政赤字增加,负债累累.到1789年,国债已达45亿锂,仅付出的利息已同全年的财政收入相近,法国政府的财政濒临破产境地.
综上所述,18世纪晚期的封建王朝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意识方面,都已经出现全面危机,专制统治已成为法国社会发展的障碍.封建王朝的统治危机,使它无可挽回地陷入了绝境,这不仅削弱了它的统治力量,也为法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十分详细的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7189.html?wtp=tt

大革命爆发的原因：
第一，革命前尖锐的阶级对立。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比英国革命要晚大约一百五十年，当英国已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并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法国还处于波旁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阶级关系处于十分尖锐的对立状态。它表现为：法国社会被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他们占人口总数的不到1%，但却占有全国土地数量的2/3，并不承担任何纳税义务。而广大的第三等级却承担着国家的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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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爆发的原因：
第一，革命前尖锐的阶级对立。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比英国革命要晚大约一百五十年，当英国已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并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法国还处于波旁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阶级关系处于十分尖锐的对立状态。它表现为：法国社会被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他们占人口总数的不到1%，但却占有全国土地数量的2/3，并不承担任何纳税义务。而广大的第三等级却承担着国家的赋税和其他封建义务，尤其是工人、城市平民和广大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他们强烈要求改变生活状况。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使法国社会如同到处堆满了干柴，随时都有爆发革命的可能。
第二，资本主义发展与封建专制统治的矛盾。18世纪下半期，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有很大发展，纺织业、冶金业和采矿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其发达程度居欧洲大陆首位。对外贸易也得到迅速发展。但封建专制统治却成为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其表现为：封建政府不断提高税收；全国各地关卡林立；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对此，资产阶级十分不满，他们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取消封建特权，反对专制统治。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在政治思想上的反映就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出现和广泛传播，为法国大革命和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第三，财政危机的加剧。18世纪法国的专制王朝已经非常腐朽。对外战争屡遭败绩，统治者的挥霍无度，使得法国的财政赤字增加，负债累累。到1789年，国债已达45亿锂，仅付出的利息已同全年的财政收入相近，法国政府的财政濒临破产境地。
综上所述，18世纪晚期的封建王朝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意识方面，都已经出现全面危机，专制统治已成为法国社会发展的障碍。封建王朝的统治危机，使它无可挽回地陷入了绝境，这不仅削弱了它的统治力量，也为法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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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革命爆发的原因：
第一，革命前尖锐的阶级对立。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比英国革命要晚大约一百五十年，当英国已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并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法国还处于波旁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阶级关系处于十分尖锐的对立状态。它表现为：法国社会被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他们占人口总数的不到1%，但却占有全国土地数量的2/3，并不承担任何纳税义务。而广大的第三等级却承担着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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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革命爆发的原因：
第一，革命前尖锐的阶级对立。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比英国革命要晚大约一百五十年，当英国已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并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法国还处于波旁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阶级关系处于十分尖锐的对立状态。它表现为：法国社会被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他们占人口总数的不到1%，但却占有全国土地数量的2/3，并不承担任何纳税义务。而广大的第三等级却承担着国家的赋税和其他封建义务，尤其是工人、城市平民和广大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他们强烈要求改变生活状况。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使法国社会如同到处堆满了干柴，随时都有爆发革命的可能。
第二，资本主义发展与封建专制统治的矛盾。18世纪下半期，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有很大发展，纺织业、冶金业和采矿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其发达程度居欧洲大陆首位。对外贸易也得到迅速发展。但封建专制统治却成为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其表现为：封建政府不断提高税收；全国各地关卡林立；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对此，资产阶级十分不满，他们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取消封建特权，反对专制统治。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在政治思想上的反映就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出现和广泛传播，为法国大革命和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第三，财政危机的加剧。18世纪法国的专制王朝已经非常腐朽。对外战争屡遭败绩，统治者的挥霍无度，使得法国的财政赤字增加，负债累累。到1789年，国债已达45亿锂，仅付出的利息已同全年的财政收入相近，法国政府的财政濒临破产境地。
综上所述，18世纪晚期的封建王朝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意识方面，都已经出现全面危机，专制统治已成为法国社会发展的障碍。封建王朝的统治危机，使它无可挽回地陷入了绝境，这不仅削弱了它的统治力量，也为法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990550.html?s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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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法国大革命爆发建基于下列四大原因：分别是启蒙思想之影响，封建制度之崩溃，国内之政治腐败及美、英革命的刺激。然而，法国贵为当时在欧洲影响力最大之一的典型封建国家，却避不过革命之洗礼，由此可知，引发法国大革命之四项原因是各占重要性。
十九世纪时，欧洲大陆兴起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而直接影响法国革命之爆发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强调个人自由，反对暴政束缚。在政治面层来说，他可以说是一把指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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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法国大革命爆发建基于下列四大原因：分别是启蒙思想之影响，封建制度之崩溃，国内之政治腐败及美、英革命的刺激。然而，法国贵为当时在欧洲影响力最大之一的典型封建国家，却避不过革命之洗礼，由此可知，引发法国大革命之四项原因是各占重要性。
十九世纪时，欧洲大陆兴起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而直接影响法国革命之爆发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强调个人自由，反对暴政束缚。在政治面层来说，他可以说是一把指向专制统治心脏的剑。同一时间，法国出现一批优秀之思想家，他们的言论对当时欧洲封建国家的影响极大，因而带动了启蒙思想的出现及理性运动！
例如，法国的伏尔泰提出自然神论，目的是抨击当时之天主教会。因为教会乃封建主义之精神支柱，然而教会在革命前享有很多封建特权，教会有权向人民征收什一税，免税等特权，因此，教会自然成为革命主要批判对象。
而英国的洛克提出主权在民的思想，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府只得到人民的同意才应该存在，因此，亦针对当时法国那套「君权神授」的守旧封建思想，此外，法国的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政治原则，实为新国家权力的运作奠定了理论基础，行政，立法，司法三项原则，针对专制皇朝下君主权力过大及专横无道。但对法国大革命影响最大的言论是卢骚的「社会约契论」。他曾在著作《爱弥儿》中说：「危机已迫近，我们正濒临一场革命的边缘；我以为欧洲各大王国已来日无多。」意即政府的权力是在人民身上，政府只是管理者，而强调君权非无限。
三位著名启蒙思想家的理念在革命爆发前早已深入民心，尤其对开明贵族及中产阶级而言。「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在某程度上已成一种「指导思想」潮流，难怪日后革命爆发引致社会动荡不安时，有民谚这样说：「都是卢骚的错，都是伏尔泰的错了！」启蒙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重要性可想而知了！
一个国家讲求公平，民主，而封建制度便等于没有民主及公平。法国是一个典型之封建国家，在国内划分三阶级，第一阶级乃天主教会的教士，第二阶级为宫廷和地方的各种贵族，而第三阶级乃占全法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国民，包括：农民、农奴、商人及贫民。第一、二阶级为特权阶级，不仅在政治上有任官和掌军的权力，在经济上也不必纳税，相反，第三阶级人民不但没有政治自由，更须承担国家繁多税款及义务。人民不断被剥削，一但受到外来刺激或有一些领导人站出来带领他们改变现时的生活，自然一呼百应，革命的浪潮便随即展开。
加上，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下，历任君主大多是庸才，他们不单没有好好打理国务，更不理会民间疾苦，人民所要求的民主及公义，他们一点也做不到。如路易十四曾说：「朕即国家，朕即法律」。这句说话充分表现出君权神授和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环境。路易十五亦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他们的狂言，充分表现他们的不负责任及意味着君主专制的统治快将完结。到了路易十六时，尽管他曾经试过改革财政，但最后因被王室，贵族和巨商的利益而遭否决。当中，路易十六曾召开「显贵会议」来减低人民的愤怒，但他没有诚意及「三级会议」因不合理的表决方式而失败。终于，国库空虚问题仍未解决，人民生活贫富悬殊，局势便更加混乱，间接把法国推向革命边缘。基本上，一但有其他成功例子的支持和机会下，革命便准备就绪。
而1776年前，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在美国革命的爆发时，法国本着与英国因殖民地争夺的原则下成为敌对。因此，法国便协助美国独立，以削弱英国在欧洲的势力，所以美国独立，使法国人民敢于向当权者挑战。更鼓励人民仿效，而当美国革命胜利后，那班曾参与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人又回到法国，积极反对法国君主专制统治的斗争。
总括而言，一场伟大且成功的革命往往不是突发性的，当中包括不同的原因。每项原因之间也有相互影响。法国大革命也一样，基于启蒙思想之传扬，封建制度没落，国内君主专权腐败及美国革命成功的刺激促使革命爆发，让当时人民作出批评，即使宗教，国家，君主也不再是绝对，也不再需要盲目服从。的确粉碎欧洲的旧秩序，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开来，为欧洲以后的其他有意改革的国家及人民打下一枝强心针，将欧洲带到另一个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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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公认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后果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并没有给出一种完美的结论，而是提出了引发后来者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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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公认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后果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并没有给出一种完美的结论，而是提出了引发后来者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这段话可以说是表达了托克维尔解释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
在深入研究旧制度的权力结构之后，托克维尔指出：“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他发现，旧制度乃是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性”过渡的转型阶段，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这种社会转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这种因果联系恰恰与人们想象的那种"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发生的。
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利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利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利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不过，相比之下，托克维尔认为，各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之所以加剧，主要是中央集权制的作用。
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王权中央形成了一个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的统一权力机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总督总揽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权力，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几乎达到了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更有甚者，旧制度实行官员保护制，专横地庇护大小官员。这样，中世纪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和个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也统统丧失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托克维尔显然是把政治专制与行政集权混为一谈了。
托克维尔承认，这种中央集权政府是旧制度的一项成就，是旧制度下“所有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的“新的根源”，也是旧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后保存下来并且能够适应新社会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也发现，这种单一的中央集权制既是旧制度时期社会动力之源，也很容易成为千夫所指之的。“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个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结果，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绝对依赖又很容易转变为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仇恨。由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法国多次革命的主要条件之一。
托克维尔还发现，正是中央集权制的发展，造成法国阶级分离的加剧，使法国社会变成一点即炸的火药桶。首先，三级会议的停开，使得第三等级（主要指资产阶级）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其次，与一般人们想象的相反，贵族的种种免税特权不是中世纪的遗存，而是中央集权制发展的结果。王权逐渐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但是，为了安抚与王权对立的贵族阶级，作为一种交换，“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直不断增长。”贵族享有的各种特权尤其是免税特权彻底导致了资产者与贵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第三，为了获取免税特权，资产者设法住进城市并在城市中获得职位，这就导致了资产者和农民的分离。第四，农民成了被遗弃的阶级。不仅其他阶级都离弃农民，而且政府对农民极其冷酷无情：把各种捐税徭役负担强加给他们，以严酷的司法对待他们。各阶级之间彼此隔离的恶果，一方面是“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但）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实行分而治之，最后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阶级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敌，“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
在分析促成大革命爆发的众多直接因素时，托克维尔论及思想文化、宗教习俗、民族特性等，但是他主要强调启蒙运动和王权改革所起的作用，由此进一步揭示了诡异的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因果链条。
启蒙思想为大革命做了准备，这是常识。民主派把大革命视为启蒙思想的正义原则的实现，保守派则把大革命归咎于文人的蛊惑。与他们不同，托克维尔所要探讨的是启蒙思想的思维特征及其得以产生和传播的社会条件。
托克维尔发现，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主张“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种文学化政治思维之所以形成和传播，是因为法国缺乏政治自由。与英国不同，法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两个明确分割的区域，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因此他们只会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至于为什么这种文学化政治思想会支配法国的政治生活，托克维尔则主要不是分析启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强调旧制度下法国人的普遍精神特征。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贵族、资产阶级因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对于那种文学化政治理论的危险性毫无所知。贵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为座上宾。国家高级官员也只精通行政事务，而不懂得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则，不能理解和预见社会潮流的动向及后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旧制度政府推行不彻底、半途而废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发，这是托克维尔的一个独到而重要的发现。他指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作为末代王朝却是迄当时为止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他认为，尽管整个社会机器破旧简陋，但是这背后有两台发动机在推动公共繁荣，一是以上层阶级为标志的整个民族的觉醒，二是“依旧强大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与我们的“常识”相反，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斯十六政府乃是一个开明君主政府：国王实际上尊重和服从公众舆论；政府鼓励经济发展、实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还尝试改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但是，恰恰是路易斯十六政府的局部的开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托克维尔描述了这其中的微妙之处：
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宫廷的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就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
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只是起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
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对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赖，在饥荒时期强行实施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和最高限价等措施，对穷人实行严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现身说法对民众进行革命方式教育；
大革命前夕（1787），路易斯十六政府对司法部门、省级行政机构进行改革。这项改革“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力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在这种人心普遍浮动不安的情况下，“最后一击便使它（国家）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托克维尔总结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冲塌神圣罗马帝国大厦的力量来自西方。1789年法国爆发了革命。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从中世纪早期延续至今的封建社会制度被荡涤。三权分立和人权保证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鲁士和奥地利企图以武力对这个邻国的事务进行干涉，结果惨遭失败，引起了革命军的反攻。在继承了法国大革命遗产的拿破仑军队的冲击下，神圣罗马帝国最终土崩瓦解。法国占领了莱茵河左岸。为了赔偿这些地区前主人的损失，进行了牺牲较小的，尤其是宗教的侯爵领地的大规模土地重划：根据1803年的帝国代表联席会议的决定，大约400万臣民换了君主。中等邦国坐享其成。它们中间的大多数于1806年在法国的庇护下结成莱茵邦联。同年，弗兰茨二世皇帝退位，神圣罗马帝国就此寿终正寝。
法国大革命并未蔓延至德国。虽然在过去的年月里这里一再有个别人士试图消除贵族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界线，也有重要人物将西边的变革当作新时代的开始来欢迎，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却无法跃至德国，因为同中央集权的法国相反，帝国的联邦制结构阻碍着新思想的传播。除此之外，革命的发源地法国对德国人来说，乃是敌人和占领国。同拿破仑的斗争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新的民族运动，最后上升为解放战争。社会变革的力量对德国不无影响。首先在莱茵邦联诸国，然后是普鲁士开始进行改革（同施泰因、哈登贝格、沙恩霍斯特、威廉·冯·洪堡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最终拆除封建障碍，建立一个自由的、担负起责任的资产阶级社会：废除农奴制、实现营业自由、城市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普遍服役义务。但是，许多改革方兴未艾就半途而废。公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仍不得参与立法；只有几个主要在德国南部的邦君迟疑地制定了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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