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见书上说,光绪多少年,乾隆多少年==这代表什么意思如题.

经常看见书上说,光绪多少年,乾隆多少年==这代表什么意思如题.
经常看见书上说,光绪多少年,乾隆多少年==这代表什么意思
如题.

经常看见书上说,光绪多少年,乾隆多少年==这代表什么意思如题.
人类活动,不能离开年代的记录,为此,人们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纪年法.在我国古代,使用最普遍的纪年法是年号纪年法.
　　年号,是封建帝王专用于纪年的名号.年号纪年法,就是用帝王在位时的名号来记录其在位期间年代顺序的方法.年号纪年开始于汉武帝,终止于清王朝被推翻,即从建元元年(前140)至宣统三年(1911),时间长达两千余年.年号纪年法的使用,使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记载得彰彰分明,头绪清楚.年号纪年法使用简单、方便,标注年序明晰、直观,所以为朝野普遍使用.但是年号代表着一个政权,年号纪年代表着政权的一统,因此年号的使用又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清高宗在审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了宋叶隆礼奉敇编的《契丹国志》存在种种问题,其中年号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大书辽帝纪元于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号分注于下,尤为纸谬.”例如原本《契丹国志)穆宗应历十年(960)是这样记载的：“应历十年宋赵太祖即位建隆元年”,宋帝年号成为辽帝年号的附注.清高宗说明其“纸谬”的理由是：“夫梁唐晋
　　汉周僧乱之主,享国日浅,且或称臣称儿称孙于辽,分注纪之尚可.若北宋则中原一统,岂得以春秋分国之例,概分注于北辽之下?”(《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谕旨,又见于四库全书《契丹国志》卷首)
　　清高宗的意思是宋朝为正统王朝,现在《契丹国志》大书辽国纪元于上,而将宋太祖赵匡溉年号“建隆”等附注于辽帝年号之下,显得堂堂宋朝倒成为辽朝属国一样.清高宗从巩固自身统治着眼,自然要对这种违背正统秩序的做法表示极力反对了.在清帝的干预下,四库馆臣将《契丹国志》作了“修改”.今天我们看到的《四库全书》本《契丹国志》已非原来的样子,在年号上已按照清高宗的旨意作了相应的调整.如上条即改作：“应历十年……是岁宋太祖建隆元年”,宋帝年号不再是辽帝年号的附庸.四库本并有小注云：“按原书分注宋年最乖史制,今改依南北史例,于岁末大书某帝某号元年,以符史法.”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四库全书本《契丹国志》正式名称是《钦定重订契丹国志》.
　　年号代表着政权,年号的改易也代表着政权的倾覆.
　　散曲《击筑余音》第十六段写道：“一霎时南人胆摇,北人志骄,长江水躁,钟山气消,已不是汉人(一本作“大明”)年号.”(《归庄集》)这里正是用“汉人年号”的消亡、被取代,以指明朝政权的覆灭,从而表达了作者的沉痛之感.
　　《击筑余音》的作者有归庄与熊开元两种说法.但不管是归庄(1613-1673 ),还是熊开元(1599-1676),两人都为明朝遗民,都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对明朝深为眷念,而与新朝则持不合作态度,对新朝多有批判.他们所体现的故国意识是一致的,所以对年号问题特别敏感,对旧朝年号的感情也特别强烈.
　　正由于一个年号代表着一个政权,一个年号的兴替代表着一个政权的兴替,因此在年号的使用上,也往往体现出人们的政治态度.这种情况历朝都有,但以明清时期最为突出.这里所说的明清时期,既指明清易代之际,也指晚清民国年间.那些不肯承认当今王朝,或与当今王朝采取不合作态度的人,常常在年号的使用上费尽心机.他们或者不用当今王朝年号,而用前王朝的年号,或者用其他纪年法如干支纪年法、岁阴岁阳纪年法等来代替.
　　新王朝建立、新皇帝登基都要改元,即废弃原来使用的年号,改用新年号纪年.公元1644年,也就是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明思宗朱由检在煤山自杀身亡,标志着明朝的灭亡.同年,清兵人关,定都北京,清王朝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十月初一,福临即皇帝位,“纪年顺治”.这一年即为顺治元年.自此年始,凡纪年即均需用此年号.然而对于大批明朝遗民来说,他们并不愿承认、更不甘心接受这个外来的民族,体现在年号的使用上,就是以坚持使用明帝年号,来寄托自己的故国之思.
　　民国年间狄葆贤在《平等阁笔记》中曾记载过这么一件事.有人在庐山一洞深处见有一端坐合掌而化的僧人,从其座旁石窟灰土中搜得碎纸一卷,内有诗一首,其诗句云：“徒将亡国无从恨,化作慈悲度众心.”末书崇祯五十二年字样.因知此僧必为明末遗老.明祟祯只有十七年,因此这里的“崇祯五十二年”,即相当于康熙十八年(1679).此时距清王朝立国已三十六年了,一种民族情绪仍萦绕在明遗民意识是一致的,所以对年号问题特别敏感,对旧朝年号的感情也特别强烈.
　　由于南明政权被认作是明王朝的延续,所以也有人在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后,坚持使用南明年号的.如著名的抗清将领张煌言在代延平王郑成功所作《海师恢复镇江一路檄)末尾即署作“永历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张苍水集》第一编).这是用南明桂王年号,永历十三年即顺治十六年(1659).张煌言(奇零草自序)(《张苍水集》第二编)末尾署作：“时在永历十六年,岁在壬寅.”永历只有十五年,而此之所以延用到十六年壬寅,是因为这一年四月吴三桂杀永历帝于云南,张煌言认为这标志着南明王朝的真正消亡.归庄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坚持使用南明年号,以表明自己忠诚明朝、不承认清朝的立场.
　　“宣统”是我国封建王朝使用的最后一个年号,不过宣统只有三年的历史,其后即进人民国,开始使用开国纪年法,即用民国元年、民国二年……来纪年.然对于不愿接受改朝换代事实的人来说,在民国以后,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仍然继续以宣统年号来纪年.如魏元旷《祭叶宁愚文》(叶泰椿《岛居遗稿》附)开首即云：“维宣统之十有五年之某月.”所谓宣统十五年,除去宣统实有的三年,实际上是指民国十二年.
　　在清朝,使用南明年号是犯禁的事.如清代文字狱案中的大狱戴名世案,加在戴名世头上的罪名之一就是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了南明年号.戴名世《与余生书》中说：“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弘光、隆武、永历分别是南明福王朱由菘、唐王朱聿键、桂王朱由榔的年号.戴名世在公开出版的文集中连续使用了这三王的年号,自然是一件犯大禁的事.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戴名世就难逃砍头的厄运了.
　　由于使用年号这种方式的政治意图过于显露,遭受不测的可能性也更大,所以更多的人通常是使用其他的纪年法来代替年号纪年法.如上所说,最常用的就是干支纪年法或者岁阴岁阳纪年法.
　　干支纪年法,就是运用天干和地支相配合来表明年序的方法,如甲子、乙丑等.由于这种方法既能表示一定的时间顺序,同时又不带明显的政治色彩,可以避免作者不能或不愿使用的帝王年号,所以为人乐于使用.
　　据说最早用干支法来代替使用新朝帝王年号的作家是陶渊明.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卒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历东晋、刘宋两个朝代.《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指宋武帝刘裕)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宋武帝刘裕年号)以来,唯云甲子而已.”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陶渊明因为自己的祖上曾是晋朝官员,所以人宋以后,即不肯用宋帝年号纪年,以表示不承认新朝(他认为宋武帝刘裕是篡晋而立的).但他又生活在新王朝中,无法回避纪年的问题,于是就用干支纪年来代替年号纪年,如《癸卯岁始春怀
　　古田舍》等等.
　　这种说法遭到后人的质疑,今天的学者都已认为这是不确切的.但是这种说法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颇大.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其原始意义逐渐淡去,而象征意义日益突出.所以“陶渊明书甲子”之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并不在真实性是否如此,而在于人为的象征性意义.正因为如此,所以陶渊明后的许多作家生当易代之际,都采用干支纪年法来标注年份,而且将此归之为陶渊明的影响.清末民初诗人张炳麟在民国元年(1912)所作《改历》一诗中说：“欲书晋甲子,且取陶诗读.”他在同年所作的《遣悲怀二首》中又写道：“义熙甲子任消磨,奈此天心板荡何.”(《钝庐诗集》卷3)表露的都是这种意思.
　　昆山赵经达编《归玄恭先生年谱》,其“凡例”中有一条即云：“明亡以后,用甲子纪年,从先生志也.”所谓“用甲子纪年”,也就是指用干支纪年.这是昆山归庄年谱,归庄,入清后改为柞明,字天兴.他人清以后,其诗文对降清贰臣多有鞭挞,充满了民族情绪.从他的改名为“柞明”,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思想.他有一部手写诗稿,名为“隆武集”,小题云：“起隆武元年乙酉秋七月,尽是年.”而卷端题名则作“明昆山归柞明天兴父著”.从集名、小注到国名、人名,无不深深透露着他的故国情绪.其《豫章篇赠顾宗伯》诗序云：“甲申五月,新天子即位南京.”此“新天子”即福王朱由菘.赵经达在年谱中,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这部年谱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归庄出生到永历十六年(1662)归庄五十岁,全用明朝及南明年号纪年(年号纪年延用至永历十六年,与上述张煌言之情形正相类),自第二年(1663),直到归庄去世(1673),年谱使用了干支纪年.年谱正是用这种独特的方法表明了自己对归庄意志的遵从(“从先生志也”),也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使用干支纪年的原因.
　　有时候直接用前朝年号会显得过于直露,使用干支就显得较为模糊.清朝灭亡,民国兴起,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动荡的时期.这时期使用干支纪年的人也非常多.这些人大多以晚清遗老自居,使用干支纪年,也就是表示不承认民国政权.如陈毅《叶鹤巢先生墓表》云：“国变,百僚并废,府主事独不裁,故得幸卒于官,宣统癸亥六月辛亥也.”(叶泰格《岛居遗稿》附)宣统无癸亥年,癸亥年实为民国十二年.
　　除干支纪年外,岁阴岁阳纪年法也是常用的纪年法.岁阴岁阳纪年法就是通过岁阳、岁阴相配来纪年的方法.在归庄文集中,入清以后,记录年份,从未使用过清帝年号,除了使用南明年号纪年外,通常使用的是干支纪年和岁阴岁阳纪年.如《大理寺垂李先生六十寿序》云：“上章困敦之岁,兴化李廷尉映碧先生,年登六十.”《陈节妇归孺人五十寿序》云：“著雍沼滩之岁,嘉定陈节妇归孺人年五十.”此均用岁阴岁阳纪年,分别为顺治十七年(1660)、康熙七年(1668).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更奇怪的混合纪年法.民国年间魏元旷《潜园文续钞)卷7《宋菶莪墓志铭》称宋名璋(字菶莪)云：“昭阳加亥,四十有七.”意谓宋氏卒于“昭阳加亥”年.这是岁阳纪年与干支纪年的结合,殊为少见.岁阳“昭阳”相当于天干的“癸”,“昭阳加亥”也就是“癸”加“亥”,即癸亥年.这年是民国十二年(1923).这也是为了避用民国纪年.
　　使用什么样的纪年法,反映出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对年号的规避,反映了易代之际士人的一种特殊的心态,反映了他们的一种特殊的反抗方式.因此小小年号的使用,折射出一种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特征.
　　例如1903年光绪多少年?光绪帝是1871年继位的,所以1903年应该是光绪29年了.那乾隆多少年也是这样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