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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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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一直被视为"民族英雄".他也的确是个值得被尊重的"英雄".但是,"崇敬"归"崇敬",我觉得他并不值得"同情"或"可怜".他虽然战功卓著,一心报国,但性格上都存在缺陷,给皇帝造成了功高震主的假象,这也是他致死的原因!
皇太极的"反间计"和崇祯皇帝的昏暴,固然是袁致死的原因,但是性格上的缺陷也是导致他悲剧的内因!
袁孤耿廉直的性格正好与崇祯皇帝刚愎暴戾的性格相冲突.袁是忠君爱国的,但是也是极有个性的.他的"忠君"可以表现在他的作战勇敢,不惜死上;而他的个性则是"敢犯上司"、"敢触圣颜"!
"敢范上司":例如,他于经略王在晋,本是深受王的倚重,并被王提拔为兵备佥事,但是袁却"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他于大学识孙承宗,也是深受孙之赏识,并被其委任筑守宁远,但是当孙承宗、马世龙出击后金,兵败柳河后,袁却不顾及孙的情面揭斥道:"前柳河之失,皆缘若辈贪功,自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动居民,锦、右动摇,宁、前震惊.”他于经略高第:高第是继孙承宗之后的统帅,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将士入关.袁却抗旨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他于督师王之臣,先是请移满桂往它镇,桂被召还,王之臣又奏留桂,袁却"以之臣奏留桂,又不与协";他与厂臣魏忠贤"矫昭遣其党太监刘应坤、陶文、纪用镇山海关,收揽兵柄."袁则上书拒抗.因此,从上述总总,可以看出,袁是不非常不注重与上级搞好关系的!
"敢触圣颜":如果说"敢范上司"是袁一心报国,以社稷为重的表现,那么,在君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敢触圣颜"足以至他死命!这里讲两件袁"敢触圣颜"的例子.
讲款 讲款就是与后金议和,通过向后金赔款的方式达到明王朝的暂时安定.这本事朝堂大事,但袁却私自做主.天启末年,后金汗努尔哈赤病逝,袁遣使吊唁,探其虚实,与后金讲款.此事虽由内大臣主持,且是与后金虚以委蛇,并无真正讲款意图,但是袁却并没有先行请奏圣旨.致使御史智铤、刘徽、李应荐等交章奏劾,甚至王之臣与袁也因此“意见异同,遂成水火”.天启帝逝,崇祯帝即位,袁又议.但是仅崇祯二年到天聪三年的一年间,袁与皇太极来往书信12封,却都没有向朝廷奏报过此事.
斩帅 斩帅同样是朝堂上的大事,但是袁同样是自作主张,“先斩后奏”.明朝东江总兵毛文龙率部据守皮岛,集流民、建房舍、采人参、行贸易、备器用、编营伍,朝廷调拨粮饷,势力渐大,自据一方.天启三年被朝廷提拔为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宝剑,设军镇于皮岛,号“东江镇”.因东江位于辽东、朝鲜、后金三方之间,明朝是向以东江形势牵制后金,但毛文龙却不称职.他镇守东江八年,没有打过一次大捷,也没有恢复半寸辽东土地,且热衷于“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就是通过投机倒把、走私,获取大量的私人利益.并且,毛文龙独树一帜,不受朝廷的节制,又向朝廷索要粮饷；同时还投附阉党,在东江为所欲为,无所顾忌,实则该杀!
但是,不管怎样,毛文龙作为一名明王朝的朝廷大员,袁在计杀他之前,虽与辅臣钱龙锡私商过此事,但是却并为事先请旨于朝廷,而是“先斩后奏”,留下了“擅杀”的罪名.连袁自己在事后上疏崇祯帝的奏折中都写道：“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
所以,这以上种种,累积到一定时候,就会终极爆发.而这爆发的导火线就是皇太极的“反间计”.这正给了崇祯帝杀袁的一个借口,于是袁也就必死了!
其实,我们喜欢某个历史人物,无非是在他们身上投注了许多美好的愿望与幻想,因为他们是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就是他们做了许多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这是他们的人格魅力,也是他们性格的悲剧!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享年67岁,南宋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别号稼轩居士,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汉族人. 与苏轼齐名,并称苏辛.有人这样赞美过他：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任上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大志雄才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由此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耿京聚兵山东,节制忠义军马,留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令奉表南归,高宗召见,授承务郎.宁宗朝累官至浙东安抚使,加龙图阁待制,进枢密都承旨卒.曾寓居江西上饶、铅山达十余年.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有《稼轩长短句》.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励气节,切磋学问.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后人遂以“苏、辛”并称.其诗文亦有足称道者,特别是其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

李靖
李靖志向之思08/07/23
李靖的志向，是两个版本，《旧唐书》版为：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新唐书》版本为：丈夫遭遇,要当以功名取富贵,何至作章句儒! 由此两者，我想到了许多。
两种版本真伪辨别
两种版本出处均为二十四史，然而同样的一个志向，说法竟然不尽相同，究竟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呢？
两个版本的共同之处都展现了李药师的飘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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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
李靖志向之思08/07/23
李靖的志向，是两个版本，《旧唐书》版为：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新唐书》版本为：丈夫遭遇,要当以功名取富贵,何至作章句儒! 由此两者，我想到了许多。
两种版本真伪辨别
两种版本出处均为二十四史，然而同样的一个志向，说法竟然不尽相同，究竟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呢？
两个版本的共同之处都展现了李药师的飘逸与高妙，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像寻章摘句的腐儒一样为了读书而读书；而是为了立功立事而读书，有目的的去读书。两者的区别之处在于：《旧唐书》版本取功名富贵还要择主遇时；而《新唐书》版本则只是取功名富贵，而不择主择时。
其实要想了解两者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只要考察李靖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其人的一生作为就可以知道了。
李靖出生的时代魏晋南北朝刚刚结束，民族融合完成，在这样的时代里，哪里有什么为一家一姓愚忠卖命，吊死在一棵树上的愚蠢行为？考察贞观前期重臣的生平，哪一个不是隋臣而投唐？又有哪一个为腐朽的隋王朝陪葬？这样的大环境下，哪里会出现后世宋儒理学一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迂腐而僵化的愚忠愚孝思想？别他妈的操大爷了。
再联系到李靖的生平为人，我们更可以知道《新唐书》纯属了强奸李靖的思想。李靖其人，道家为体，兵学为用。以谦退隐忍为性格，灵活变动为手段，取功名富贵怎么会吊死在腐朽隋政权这棵朽树上？在隋代，李靖官职最高不过从四品，仅属中级官员而已，他安守不动，因为他未遇明主，未逢良时。刘武周叛乱，李渊起兵，他从马邑窜回长安，在长安等待李渊大军。投唐之后，东征西讨，自觉的完成了隋臣到唐臣的转换，哪里有一点心怀故国之志？
综上，可知，李靖的志向，还是《旧唐书》的版本靠谱一些。
为何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会出现《旧唐书》正确而《新唐书》错误的情况呢？中国历来有后一个朝代为前一个朝代修史的传统。可是，为什么有了唐之后五代的后晋编修《旧唐书》之后，北宋还要再编修一部新的《新唐书》呢？
考究其中的原因，除了有宋代标榜自己是唐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的朝代之外，还有当时的宋代文学界的思想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五代的史学家没有他们脑子里的那一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思想，带到史书里面，就将一个个名臣贤相写的大逆不道，一点都不忠君。为了体现他们的yy思想；也为了他们所谓的不拿史书毒害后世君王的“崇高目的”，于是他们就对不符合君臣思想的史书部分进行篡改，歪曲历史。
这样，李靖“遇主逢时”的思想就被他们从他的志向里面剔除，单单留下了取“功名富贵”。李靖的志向高度也就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拉低到了“学成文武艺，货买帝王家”。
李靖志向对其为人的体现
李靖的志向严格的说来，主要就是一下几个方面：不做寻章摘句腐儒，学经世济用之学，择明主遇良时，建不世功业。其人恢宏大度，可见一斑，由此我想到了东汉“投笔从戎”的班固，他的志向是：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同时我想到了南朝宋宗悫的志向“愿乘长风破万里浪”。这些与李靖何其相似？
其实相似的不仅仅是志向，还是出身，他们都出生于士族。作为士族子弟，他们自小学经世济用之术，百业共举。与后世埋首穷经的腐儒酸丁相比，少了一份书呆之味，多了一分洒脱飘逸之气。洒脱，豪迈，自信，这是中古之前士族子弟的一个共同风貌。
中古时代（秦代之后～五代之前）之前士族子弟出身的，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恪守臣道，永不称王（如太原王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另一类则安时为臣，乱世称帝。
由李靖父祖及其个人而言，其家族属于前者。对于他而言，掌握经世济用之学，就如同专业技能很高的专业人士一样，作高级打工者，是他挑老板，而不是老板挑他。因为总是在做好准备之后才做事情，所以作事情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为隋地方官员，考绩评优；身处马邑这样的贼窝（刘武周的老巢），安然出逃；成为唐臣之后，东征西讨，屡战屡胜，从无一败；辞官退休之后，闭门谢客，安然而终。
为文臣、为武将，为豪勇，为隐逸，哪一项不是做到了完美。如此之人，堪称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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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靖
生卒：1201—1273（73岁）
祖先：郭盛
父亲：郭啸天
母亲：李萍
妻子：黄蓉（蓉儿）
岳父：东邪黄药师
岳母：冯衡
叔叔：杨铁心（杨康之父）
婶婶：包惜弱（杨康之母）
师父：江南七怪（柯镇恶、朱聪、韩宝驹、南希仁、张阿生、全金发、韩小莹 ）、洪七公、哲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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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靖
生卒：1201—1273（73岁）
祖先：郭盛
父亲：郭啸天
母亲：李萍
妻子：黄蓉（蓉儿）
岳父：东邪黄药师
岳母：冯衡
叔叔：杨铁心（杨康之父）
婶婶：包惜弱（杨康之母）
师父：江南七怪（柯镇恶、朱聪、韩宝驹、南希仁、张阿生、全金发、韩小莹 ）、洪七公、哲别
间接受业师父：马钰（全真七子之一）、岳父黄药师、周伯通、南帝（后称南僧）段智兴（出家后为一灯大师）
结义兄弟： 杨康、周伯通、拖雷
弟子:武家兄弟(武修文,武敦儒)
大女儿： 郭芙
大女婿： 耶律齐
二女儿： 郭襄（峨嵋派祖师）
三儿子： 郭破虏
童年时代的郭靖，便显示了他非同寻常的侠气，当时他在蒙古，一位普通人家的孩子，面对术赤的皮鞭与恐吓，他舍命相救神箭手哲别，这种事情莫说是小孩子，就是武功高强的大男人，也不一定敢做的，而郭靖做到了，可知他在小小的年纪，便已是不畏强权之人。
之后他又在豹口之中，舍命救出铁木真（成吉思汗）的女儿华筝，如果没有与生俱来的赤子之心与善良勇敢，谁敢在豹口中救人？在那一刻，郭靖没有想到自己已是处于极度危险之中，而是只想别人安危，为了别人，他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
就连他的武功基础，也是因为他不畏艰险得来的：江南七怪会找到他，是因为他与桑昆打架；他会练就全真教纯正内功，也是因为他敢去爬百丈高崖（这不是一个普通男孩子能做到的事情。）
少年时代，当汗血宝马在草原中乱蹦乱跳不可一世时，一大堆观望者，只有郭靖一人敢去征服它——这就是郭靖，一个真正的男儿！汗血宝马的出现是个机遇，草原中那么多人，无人敢去招惹它，而郭靖敢，就因为他非常勇敢。
当铁木真受着重重包围之时，也是郭靖拼命相救，方才化险为夷——当时铁木真是郭靖心目的恩人与英雄，他自然而然尊重他。
十八岁时，他为救两只小雕，一箭双雕，引起轰动，射雕英雄之名由此而来。
面对一位如此纯朴如此勇敢的真正男儿，看人奇准的铁木真，不将自己的爱女许配给郭靖，难道许配给别人不成？
能成大事业者，必有其过人之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的郭靖，虽然尚算懵懵懂懂，但仍以他的纯朴顽强善良勇敢真诚而获得大家的尊重，为他以后成为一代名侠奠定了基础。
有人说，郭靖很幸运，像他这种资质鲁钝之人，会有此成就，全是由于他命好。事实是这样子吗？
大家想想吧，为什么精灵古怪、聪明绝顶、美若天仙的黄蓉，不会爱上别的风流倜傥武功绝顶的男人，反而爱上了被瑛姑称为“蠢笨如猪”的郭靖？想当年郭黄二人初遇，黄蓉假扮成为乞丐，没人理会她，而郭靖却视她如亲人，甚至当黄蓉无意说要他的汗血宝马时，郭靖也一口答应。这是汗血宝马呵！汉武帝可是为了它而去侵略西域，从而牺牲成千上万条生命的才能得到的宝马。而郭靖没有半点犹豫，就将它送给一位萍水相逢的小乞丐。当别人为了宝物而斗得你死我活之时，郭靖却大方地将自己最喜欢的宝物送给别人，问世上，又有几人可以做得到？黄蓉怎能不受感动？谁能不受感动？
为什么洪七公肯教他“降龙十八掌”？如果不是洪七公看出郭靖是位罕见的有着赤子之心的侠道中人，难道像他这类嫉恶如仇之人，仅仅会为了黄蓉的几个好菜，而将自己的绝学传授于人？——后来不也证明这点吗？郭黄两人被杨康诬陷杀死洪七公，丐帮弟子欲将他们杀死，在自己的生死关头，郭靖犹不想杀害丐帮弟子的性命。
为什么郭靖能学会周伯通的空明拳并在周伯通的善意谎言中熟背《九阴真经》？如果不是因为他不顾自己性命，替被毒蛇咬中的周伯通吸出毒血，他能与周结为兄弟并获得绝学吗？如果不是因为有一颗没有杂念的赤子之心，又怎能在极短时间学会周的“双手互搏”，空明拳？
我们可以说，每次机遇都是郭靖自己争取来的，跟旁人无关，他先向别人付出了真诚付出了一切，才得到别人认同。他的“金刀驸马”之名是由他自己用命拼来的，他的爱情与绝世武功也是他自己争取来的——当然他是无意的，唯其无意，来显出他性格的浑然天成，淳朴真诚。我想，在当今世上，恐怕无人可以做到像郭靖那样勇敢、无私、大方、正直，他只能出现在武侠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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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作者陈寿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郭嘉、程昱称关羽、张飞:“万人敌”
刘晔称关羽、张飞:“勇冠三军”
周瑜称关羽、张飞:“熊虎之将”
傅干:“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
关羽和张飞在当时在后世都成为勇猛善战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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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作者陈寿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郭嘉、程昱称关羽、张飞:“万人敌”
刘晔称关羽、张飞:“勇冠三军”
周瑜称关羽、张飞:“熊虎之将”
傅干:“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
关羽和张飞在当时在后世都成为勇猛善战的代名词:
《晋书·刘遐传》:“晋刘遐每击贼，陷坚摧锋，冀方比之关羽、张飞。”
《魏书·崔延伯传》：“崔公，古之关张也。”
可参考赵翼著《廿二史札记》卷七关张之勇的部份，详细整理了古人以关羽、或关张用作勇将代名词的资料。
【三国志平话】中庙赞:勇气凌云，实曰虎臣;勇如一国，敌号万人。 蜀吴其翼，吴折麟麟;惜乎英勇，前后绝伦。
"长坂坡头杀气生，横枪立马眼圆睁。一声好似轰雷震，独退曹家百万兵”此诗称赞得是张飞，他的性格特点是：勇武过人，粗中有细，重情义。
汉车骑将军——张飞
力斩邓茂黄巾散 ， 鞭挞督邮虎威显。
虎牢关前三百合 ， 无敌温侯心胆寒。
大破徐州占古城 ， 招兵集粮佐炎汉。
当阳巧用疑兵计 ， 曹骑五千皆丧胆。
征虏将军兵入川 ， 江州义释老严颜。
智至成都见兄长 ， 大军安定诸郡县。
计败张郃定汉中 ， 阆中开辟兵屯田。
大汉未兴身先死 ， 车骑千古留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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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公元1678年—公元1735年），满族，母为康熙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清圣祖玄烨第四子，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1722—1735年在位，年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清世宗年轻时跟从顾八代、徐元梦等学习经史，又与禅僧接近，稍懂佛学。曾随圣祖巡幸江南，朝佛五台山，秋狝热河(今河北承德)，并奉命往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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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公元1678年—公元1735年），满族，母为康熙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清圣祖玄烨第四子，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1722—1735年在位，年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清世宗年轻时跟从顾八代、徐元梦等学习经史，又与禅僧接近，稍懂佛学。曾随圣祖巡幸江南，朝佛五台山，秋狝热河(今河北承德)，并奉命往祭曲阜孔庙、盛京(今辽宁沈阳)祖陵。清圣祖亲征噶尔丹，从征掌正红旗大营。康熙末年，同其他皇子争为储君。圣祖驾崩后，他在十三皇子胤祥的帮助下继承帝位。又传他在隆科多的帮助下夺了抚远大将军胤禵的帝位。雍正继承帝位究竟是康熙亲传，还是篡改遗诏篡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尚无定论。
清世宗即位时已四十五岁，加之前此的经历，使他比较了解世情，并具有丰富的统治经验。即位后，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加以圈禁。晋封胤禩为廉亲王和总理事务大臣。将胤禟发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雍正元年(1723)，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限制、减少官员的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二年，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亏空钱粮严重，决定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三年，世宗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致死。并因此株连出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和查嗣庭试题案。七年，发生曾静遣其徒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的投书案，牵连到已故理学家吕留良，世宗遂大兴文字狱，以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同年，为适应西北用兵之需，始设军机房(十年时改军机处)，选亲重大臣协办军务。军机大臣只能缮述皇帝命令，本身无赞画权，因而使皇帝更加集权于一身。他还在题本、奏本之外，命督抚布按等地方大员密折奏事，以加强皇帝对地方行政的控制。
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旨在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雍正二年，开始实行直隶巡抚李维钧提出的“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同时宣布取消儒户、宦户，限制绅衿特权，使无论贫富力役负担比较合理。同时，为了解决人口日益增长所需粮食问题，更加严格地执行传统的重农抑末方针，鼓励垦荒，强调粮食生产，反对种植经济作物，并反对开矿和发展手工业。他注意兴修水利，除治理黄河、建筑浙江海塘外，命怡亲王胤祥在直隶开展营田水利，在宁夏修筑和疏浚水渠。与此同时，实行社会改革。雍正元年，下令削除山西、陕西乐籍，并命其他贱籍也照此办理。后来浙江绍兴惰民、安徽徽州“伴当”、宁国世仆、广东疍户、江苏常熟丐户相继开豁为良，从而打击了残存的蓄奴制度，对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世宗在位期间还注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及外交关系。雍正四年，根据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取消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四川等省的一些土司，加强了中央对该地区的统治。五年，清廷同俄国订立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 ，在划定中俄边界及处理两国通商问题等方面，维护了国家主权。
清世宗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辑成《朱批谕旨》 。他对臣工的谕旨，由张廷玉等纪录编成《上谕内阁》 、 《上谕八旗》 。他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被后人辑为《御制文集》 。雍正十三年，世宗卒。谥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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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曹操是个“奸雄”，但这个“奸雄”多半是被逼出来的，他出生于东汉桓帝朝，长于灵帝朝，是在桓帝永寿元年出生，灵帝熹平三年入仕，而桓、灵两朝，要算是汉王朝四百年间最黑暗、最混乱的年代。“桓灵”是君昏臣奸的代名词。因此，在这样的时代里，做一个“好人”确实很难，不是被人陷害，就是窝窝囊囊，曹操既不肯被害，又不肯窝囊，就只好去做“坏人”。
但曹操一开始也是想做能臣的，公元174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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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曹操是个“奸雄”，但这个“奸雄”多半是被逼出来的，他出生于东汉桓帝朝，长于灵帝朝，是在桓帝永寿元年出生，灵帝熹平三年入仕，而桓、灵两朝，要算是汉王朝四百年间最黑暗、最混乱的年代。“桓灵”是君昏臣奸的代名词。因此，在这样的时代里，做一个“好人”确实很难，不是被人陷害，就是窝窝囊囊，曹操既不肯被害，又不肯窝囊，就只好去做“坏人”。
但曹操一开始也是想做能臣的，公元174年被举为孝廉，不久便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负责洛阳北部治安。由于他打死违禁令的当时灵帝宠信宦官蹇硕的叔叔，便有“就师敛迹，莫敢犯者”的说法。曹操也因此名震朝野。从174年出山，到189年起兵，他经历了一次被免，两次辞官，三次被征召议郎。在这宦海沉浮之中。他把朝廷官场看透了，他清楚东汉王朝已不可救药。天下大乱已不可逆转。于是曹操决定重新考虑人生道路的选择，治世不成，只好当奸雄。
曹操“奸”也“奸”得聪明。他之所以放着现成的皇帝不当，当然有他的深谋远虑，也有他的苦衷。他是靠“兴义兵，诛暴乱，朝天子，佐王室”起家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既是他的资本，也是他的政治负担。他必须把这个包袱背上去，因为他在扔掉包袱的同时，也就丢掉了旗帜，没有了这面旗帜，他曹操靠什么号召天下，收拾人心？在政治斗争中，旗帜是非常重要的。袁绍没了旗帜，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曹操的策略是打“皇帝牌”，但他原本是没资格打这张牌的，有资格的是袁绍。可袁绍一想到献帝是董卓拥立的，心里就犯恶心，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袁绍一犹豫，曹操就抢了先，利用毛鎅等人的计谋和曹昭等人的牵线搭桥，把“皇帝牌”抓在手中“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捷足先登，占了个大便宜。政治上，曹操打了败仗，检讨自己，打了胜仗感谢别人。曹操的生性是很诈的，他懂得“得人心者得天下”，要得人心就须有宽宏大量的气度和既往不咎的政策，于是他就装。他的报复心理很重，动起手来一点都不会手软，而且既爱才又妒才，能容人也会整人，整起人来，也与他用人一样，是“大手笔”，没有什么他不敢杀的人，也没有什么他杀不了的人。在兖州时，他就杀了鼎鼎大名的边让，只因为他说了些侮辱不恭的话，其实曹操也未必多想杀人，他原本是个重感情的人。虽然他残忍、冷酷，却并非无情，残忍和冷酷并非他的天性，是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被逼出来的，不冷酷就无法战胜一个个凶险的敌人。他面对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他必须如此。但他对于自己的友情却很看中。就拿陈宫来说吧：虽然他帮着吕布击打自己。但陈宫死后。他赡养了他的老母，为他女儿出了聘，他希望在自己生活和事业中，能有更多朋友。《短歌行》中说的就是如此。他杀人不眨眼，却并不以钉人为示，执法不讲情面，却又通情达理。曹操不但有情，而且可爱，因为他爱讲真话，本来活在官场上就该做戏，可他没有，人们之所以骂他是因为他害了很多人，可刘备孙权他们就不该骂？不做缺德事吗？
不是的，所以曹操在我看来是一个有几分可爱也有几分奸诈的英雄。 再谈曹操。关于曹操有没有说“宁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样的话，现在无从得知，但首先，从历史上讲，曹操结束了东汉末年北方的纷乱，让经济和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并且阻止了当时游牧民族对中国北方的入侵。而且，他本人是是非常著名的诗人，就历史方面来说，他个人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
而从个人品格上来说的话，他本人并没有不检点的私生活，也没有去像汉初的诸多君主一样，去屠杀功臣。许攸的死亡是因为许攸的自大，曹操不会平白的去杀死他让人心寒。
他对每一个臣子的好坏都有其必然的理由，而他的在政期间又有几个臣子死去呢，来来去去大家说的都是许攸和杨修。而他这点又怎么说成阎王脾气呢。他的处理是绝对合情理的，就如同当年景帝杀窕错一样。
曹操并不是一个小人嘴脸的人，如同张绣作乱是因为曹操淫乱他的妻子一样，不论事实与否，这都不能作为曹操猥琐的表现，无论是李世民还是李隆基都要比他的行为放浪得多，而韩世忠更是出名的喜好渔色，这不是推脱，而是一个人思想表现的另外一面。李清照的再嫁也是如此。
关于曹操我反而不想多说了，至于易中天——曹丕当年纸上画饼，千年后中国人却还是少有人能明白。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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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研
大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