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事迹

闻一多的事迹
闻一多的事迹

闻一多的事迹
闻一多,原名亦多,族名家骅,湖北浠水人,1899年11月24日出生.1910年到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级小学读书.1912年冬,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 22年7月,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学院美术系和纽约美术学生联合会接受西洋美术教育.其间对新文学特别是新诗产生浓厚的兴趣,1923年9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红烛》.
1925年5月,闻一多忍受不了“金元帝国”对黄种人的歧视,提前一年结束“流囚 ”生活,先后在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一面教书,一面关注时局的发展.1944年初夏 ,向共产党人周新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周新民请求党组织后告诉闻一多,认为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更有利于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
1945年10月,蒋介石集团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从此,在昆明国民党反动派与爱国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国民党反动当局动用武力包围校园,.次日,国民党中央通渡缇谷槐嘣旒傩挛牛苤刚獯渭崾峭练松摇?6日,经民青、民盟和学联商定,发动昆明市3万学生举行总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破坏群众集会的罪行.
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地方当局调动武装特务军警,冲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残酷镇压爱国学生,死4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闻一多得知惨案消息后,悲愤已极.带领家属子女赴烈士灵堂祭奠,并亲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联.他同罢联、民青负责人密切合作,全力支持罢联工作,对举行烈士入殓仪式、灵堂布置、成立治丧委员会、法律申诉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
为扩大这次斗争的影响,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1946年3月17日举行“一二.一”四烈士出殡游行和公葬仪式.闻一多参加了主要筹备工作,并对殡仪路祭等问题提出了寓意深刻而又便于操作的意见.他撰写的《“一二.一”始末记凤钥淘谒牧沂磕乖暗氖谏稀?万人参加的游行队伍所经之处,闻一多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反动当局利用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复员北上,进步力量减弱的空隙机会,企图一举摧毁昆明的爱国民主力量,特授予云南省警宪特务部门以“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之权.
7月11日夜,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闻一多于次日清晨五时赶往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吧!” 闻一多流着热泪,不停地反复的说着：“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随后,闻一多与民盟其他同志一起组成李公朴治丧委员会.
这时昆明的气氛异常紧张,盛传下一个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他应该避一避.还不时有一个“疯女人”闯入西仓坡宿舍院内,进行蛊惑宣传和恶意恫吓.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开始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当李夫人在报告李先生被害经过泣不成声时,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此时,闻一多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发表了《最后一次的演讲》.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多人狙击身亡,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

闻一多治印的故事/王师北
2005-7-26
有人把闻一多六十年前所刻印章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前夕捐赠给有关部门.中新社消息说,这枚玉石印章的边款,用行草刻著一百二十六个字：「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於昆明之西仓坡寓庐.」消息称这是一封抗战「家书」.
这是闻一多为孙毓棠刻的一枚篆章.孙是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日留学.抗战爆发后,两人同在西南联大执教,是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抗战胜利后,闻推荐他到牛津大学做客座教授.这段边款文字,其实就是一段临别赠言.把它看成是一封特殊形式的「家书」,固然未尝不可；但是,治印者利用边款记录时事友情抒发胸中感慨,则是篆刻艺术的主要特徵之一,现在青年人对此大多不甚了了.闻先生治印边款留言者甚多.譬如他在一九四四年底送给华罗庚一方图章,边款写著：「甲申岁晏,为罗庚兄治印兼为之铭曰：顽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於牙章,雅於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也是夹叙夹议,感慨良多.华罗庚后来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中说：「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著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闻一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是时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闻一多虽是一名教授,所拿薪水却无法养活家人,不得不挂牌治印补贴家用.他在一封信中说：「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从一九四四年四月到一九四六年七月,闻一多留下一千四百多方印谱,可见其治印之勤,更可见其家庭经济状况之窘迫.他的印章艺术价值很高.浦江清特别撰写过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称他是「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季镇淮《闻一多年谱》记载说,浦江清教授曾经专门解释过这两句话,说：「黄济叔是明代刻印名家,其为人长髯飘洒,喻闻先生之风度；程瑶田清代经学名家,兼长篆刻,以之拟闻先生最为恰合.」这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由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等十多位教授联合签名,名噪一时.
闻一多治印是为了补贴家用,但是他治印从来没有影响自己的教学.他在清华,研究学问就很认真.赵俪生《篱槿堂自叙》说「他一回到清华就拚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在新南院写出来的」.西南联大南迁之时,文学院曾经在南岳衡山山腰圣经书院旧址上课,宿舍紧张,闻一多一度与钱穆、吴宓、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只见他从容自若,一丝不苟潜心学术研究,认真读书备课.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回忆此事说：「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生活艰难却研究不懈,一九四四年终於完成学术专著《楚辞校补》,出版后被学术界公认为文献研究中的力作.这种敬业精神,令人神往.
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说：「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治印也反映出他这种形象.陈明远《文化人与钱》有一章《闻一多的经济生活》,其中说到在昆明学生运动遭到镇压以后的一件事.「一二．一」惨案的祸首李宗黄,竟然附庸风雅,请闻一多刻印,说明两日之内刻好,润例优厚.闻一多根本不予置理,将石料原样退回.这就惹恼了特务,公然把大街上代闻一多治印收件的商店招牌砸烂,以此泄愤.他自己常用的闲章之中,有一枚文曰「叛徒」.他给人题词,常常盖这方印章.别人问他为什麼叫「叛徒」?他说：「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这不正是一个正气凛然的斗士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