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假字是不是就是古人所写的错别字?

通假字是不是就是古人所写的错别字?
通假字是不是就是古人所写的错别字?

通假字是不是就是古人所写的错别字?
不是.
　　通假字是古人的一种用字习惯,即在书写时本来有为A义专门造的A字,但写作的人却偏不写A字,而是写了一个与A同音的B字.A、B二字之间就构成了通假关系.例如,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记载项伯对刘邦说的话：“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即要求对方早点来,别来得太晚了,显得没诚意,不礼貌.显然应该写“早”字,但司马迁却写了个“蚤”字,许慎在《说文解字》P283里面说的很清楚,“蚤”本是“啮人跳虫也”,就是今天的“跳蚤”.我们不能说司马迁不会写“早”P137字,也不能说那时“早”字还没出现,实事上先秦就有“早”字了：
　　《左传•昭公三年》：“早世陨命”；又《隐公三年》：“早死”；
　　《荀子•非相》：“不先虑,不早谋.”
　　《大戴礼记》：“天子之善在於早谕教与选左右.”
　　《史记》中也能找到用“早”的例子：
　　《孝武本纪》：“天子即诛文成,后悔其早死,惜其方不尽.”
　　《留侯世家》：“后五日早会.”
　　《三王世家》：“闳王齐,年少,无有子,立,不幸早死.”
　　但在先秦、两汉时期,用“蚤”为“早”的例子多得很：
　　《诗经•豳风•七月》：“四之日其蚤.”
　　《礼记•檀弓上》：“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
　　《左传•僖公23年》：“子盍蚤自贰焉?”
　　《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徧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之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
　　《史记•周本纪》：“太子泄父蚤死,立其子林.”
　　《史记•始皇本纪》：“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
　　《汉书•文帝纪》：“有司请蚤建太子.”
　　这两个字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同音字,故而相通假.
　　与“早、蚤”同样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例如：
　　畔与叛——
　　《说文•田部》P291：“畔,田界也.从田,半声.”
　　《左传•襄公26年》：“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
　　《韩非子•难一》：“历山之农者侵畔.”
　　可见,“畔”指田间界限,即现在所谓“田埂”.
　　《说文•半部》P28：“叛,半反也.”
　　《尚书•大诰》：“三监及淮夷叛.”
　　《韩非子•用人》：“使伯夷与盗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但正如段玉裁在其《说文解字注》中所指出的：“古多假畔为叛”,如：
　　《史记•夏本纪》：“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
　　《史记•殷本纪》：“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
　　疲与罢（罢）——
　　《说文•疒部》P156：“劳也,从疒皮声.”
　　《左传•成公26年》：“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
　　《韩非子•初见秦》：“兵终身暴露于外,士民疲病于内.”
　　《史记•河渠书》：“吾斗疲极,不当相助耶?”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汉军屡疲,秦军必会.”
　　可见“疲”就是现在的疲劳、疲累.
　　《说文•网部》P158：“罢,遣有罪也.从网、能.网,罪网也.言有贤能而入网,即贳遣之.”就是对犯罪者免于治罪的意思.古文中常见的“罢职”、“罢官”就是从这里来的,即网开一面,只免去官职而不治罪.
　　然而,这两个字在上古同属于并母歌部,是同音字（后来由于语音分化而读作两个不同的音了.现在仍有以Pí为读音的,如毛泽东的诗“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所以也经常借“罢”（罢）为“疲”,例如：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罢苦百姓.”
　　《吕氏春秋•简选》：“老弱罢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
　　《吕氏春秋•悔过》：“惟恐士卒罢弊与糗粮匮乏.”
　　《史记•秦本纪》：“阻法度之威,以责督於下,下罢极.”
　　《史记•秦始皇本纪》：“兵革不休,士民罢敝.”
　　《史记•项羽本纪》：“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
　　对以上“早、蚤”“叛、畔”“疲、罢”三组字,现在学术界一般是这样称说的：前面的叫本字,后面的叫通假字.当通假字出现在古书中时,我们现在要按照本字的读音来读（如“罢”就不能读成bà,要读为pí）,并按照本字的意义来理解.当然,我们也不难看出,只有当A、B这两个字都同时存在时,才有可能借A代B.
　　（二）通假字产生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明明有本字,为什么作者却不写本字而要写通假字呢?这个问题要从四个角度来认识.
　　首先,正如前面所说,这是古人的一种习惯、一种时尚.比如“早”字,司马迁也曾用过,但因古人经常习惯以“蚤”代“早”,所以司马迁也未能免俗.笔者曾利用电脑统计,在《史记》中共出现通“早”的“蚤”字64次,直接用“早”字才27次；其中“蚤死”14次,“早死”4次；“蚤卒”8次,“早卒”1次.《韩非子》中共出现通“早”的“蚤”字18次,直接用“早”4次；《论衡》中通“早”的 “蚤”6次,直接用“早”36次.所以总的说来,时代越后,通假字越少,时代越早,通假字越多.
　　其次,唐代颜师古曾指出,古人在记录语言时因“仓猝无其字”而用了个同音字代替.清赵翼在其《陔余丛考》一书中说得更明白：“字之音同而异义者,俗儒不知,辄误写用,世所谓别字也.”第一个如此写的人固然可以说的写别字,但后人效尤,积非成是,便成了合法的“通假”字了.
　　第三,古书经秦火而几乎被烧光,直到汉惠帝才取消“挟书令”,并从民间征集藏书.但所得甚少.汉代大多数的书籍是靠老年人将脑子里所记忆的背诵出来,写出来,重新“著之竹帛”.由于背诵时只记住一个字的读音,未必能记住它的字形,因而记录时必然会由于方言、口音的差异、记录者的文化程度等影响,而将同一字记成不同的形体.
　　第四,其实,古人好用通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上的原因,就是清代学者王念孙、王引者父子在《经义述闻》中常说的“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他们认为“凡字之相通,皆由于声之相近,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则窒矣.”“夫古字通用,存乎声音.”他们强调既有此音,即表此义,音即能表义.读者读出此音,闻者听音则知义.因此,将一个音写成哪一个字形,实在是无所谓的事情.因而古人并不十分在意（更何况当时也没有政府出面来规范语言文字,甚至连一部字典都还没有.所以只好让人随意按照声音来记录）.文盲不识字,请人代读家信,听音即知义.道理就在这里.这种认识是有一定正确性的.因为,说到底,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言凭借声音而存在.因而记音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能记录下这个字音,就算是完成记录者的任务了.
　　（三）通假与假借
　　在现代的一般学术著作或大学教科书里,通假与假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通假是本有其字,即有本字而没写,写了个同音的通假字；假借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例如“而”P196本指人的毛发,所以许慎解释为“颊毛也,象毛之形.”并举出《周礼》中用“而”本义的例子：“作其鳞之而”（即触动了那龙的触须）.但是,几乎在任何一篇古文中,都少不了表示联结的“ér”,人们并没有为这个关联词另造一个字,而是借用原本表示“颊毛”的“而”来记录这个语言中的连词.甚至第二人称代词“女”P258、第一人称代词“我”P267,都是“本无其字”而借用的.第二人称先借用男女的“女”,后来又借用河南省内的一条河流“汝水”的“汝”来表示；“我”原本是古代的一种兵器（1975年已在陕西周原遗址出土）,因与语言中的“wǒ”同音而借用 ,人们始终没给它们专门造字.
　　但是,在以前,人们对“通假”和“假借”这两个概念区分得并不那么清楚,甚至在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中也说：“假借字的产生,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有其字,而人们在书写的时候,写了一个同音字……第二种是本无其字,从一开始就借用一个同音字来表示.（校定重排本547页）”但是到了现在,学术界对这两个词的分工越来越明确,不再把“本有其字”的“通假”称为“假借”了.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