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 论文

比较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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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 论文
19世纪60～90年代,中国掀起了洋务运动,继而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
　　相同点：①背景：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向西方学习.②目的：富国强兵,巩固统治.③影响：两国都从西方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了一批近代企业、新式军队和学堂.
　　不同点：结果不同,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洋务运动失败,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发展成为亚洲强国.
　　结果不同的原因：①日本明治维新通过倒幕战争扫除了改革的障碍,而洋务运动受到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②明治维新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对封建制度进行全面冲击,获得成功.而洋务派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只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最终因封建统治的腐朽而失败.
　　▲19世纪后半期中日两国历史发展比较
　　19世纪中期的中日两国,可以说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社会状况基本相似,同样是封建专制国家；经济基础相似,同样是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民族命运相同,都遭受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甚至都进行了学习西方的“新政”.但结果完全不同,一个是国力、经济力量全面上升,基本上实现了资本主义近代化,而另一个却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过程分析：面临政治、经济、民族危机,日本通过武装倒幕建立了一个以新兴资产阶级、新兴地主、中下级武士为基础的明治政府,并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通过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发展工商业和文明开化.19世纪晚期的日本已经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20世纪初,最终废除了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实现了民族独立.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改革历程非常艰难：中国改革的主体是顽固的清王朝,与当时并行的社会群众运动（如太平天国运动等）形成敌对关系；改革内容主要着眼于军事、经济等方面,在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层面上认识肤浅,即便是后来的戊戌变法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些缺陷；中日战争是中日两国社会发展、国际地位变化急剧转折的关键.
　　原因分析：首先在政治方面.两国虽然都是封建国家,但日本在政治制度上相似于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欧洲,封建领主制是日本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却异常顽固与强大.其次在经济方面.日本的工商业发展相对强大,特别是在农村,因而在社会阶级分化方面日本更具优势,如封建营垒中出现了一些大名的分化、新兴地主的出现等.另外在领导力量上.尽管日本资产阶级尚不成熟,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充当了倒幕运动的领导者.他们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对敌对旧势力清扫的任务,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国的洋务派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维新派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同样在国际环境方面.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西方还处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尚未开始；同时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改革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直是西方侵略的重点,戊戌变法时,世界资本主义已向帝国主义过渡,列强进一步加紧了对东方国家的控制和侵略,国际环境对中国很不利.
　　很小的时候就听长辈们口头传说,日本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支系,说是秦始皇派徐福带领500童男童女到东方采长生不老药,徐福没有完成任务不敢回朝,流浪在那儿,逐渐繁衍成日本民族,后成为日本国.父辈们讲完这个传说的时候,往往还要拈着胡须,自豪地说：算起来,日本人还是我们的儿子呢.
　　这个传说,无稽可查,《史记》上也只有寥寥几句记载“徐福东渡之事”.不过,唐代佛学大师鉴真东渡,很多史书都有记载.
　　日本和中国同系亚洲人种,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和中国一脉相承,这都是唐代鉴真和尚传播过去的,这点日本人也不否认,他们也承认自己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支系.
　　19世纪中期,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天皇、将军、大名（诸侯）、武士构成了日本的封建统治阶级（这和中国十分相象）.占全国80％的人口是农民,是封建地主压迫的对象,农民的生活极其困苦.从18世纪后半期,爆发了有名的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大阪平民起义,所谓“一片叶可知天下秋”,此次起义,显示了幕府封建统治的严重危机!
　　853年,美国海军抵达日本,开空炮示威,向幕府提出缔约通商.日本同美国签定了《日美亲和条约》,1858年又缔结《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同时,俄、荷、英、法也迫使日本缔结同样的条约.西方的大炮打开了日本的港口,同时,日本社会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866年的市民暴动,倒幕首领吉田松荫发出了：“不思国患,不顾国辱,不奉天敕,将军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愤.”他认为,“只有那些不再为封建主效力的浪人、爱国的豪农富商和粗食陋衣的农民等出身卑贱者,即被称为草莽的人们,才能献身于救国斗争”.市民暴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逐渐变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唯独只有日本没有变成殖民地,并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顺利的踏上近代化的改革之路.日本的逐渐强盛,首先,表现在他们尽快结束了幕府封建统治,积极接受文明开化,他们没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重视教育的发展.
　　“明治维新”初年,一个旅日德国医生贝立兹,对当时日本明治政府的改革评论说：“我们欧洲经过五百年才达到的文化发展,日本国民只需要十年就达到了.这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发展.”日本学者桑原武夫更精辟地指出：明治维新是个文化革命,而其成功的要因在於民众高度的读写能力.其次,是日本社会结构的剧变,大力整顿社秩序：封建世袭制的废除；“贱民废止令”；“娼妓解放令”与富国强兵；禁止各种人身买卖.特别是日本废除人身买卖以后,拉丁美洲等国转而从清朝引进大量苦力.当时,在秘鲁的华人达十余万人.至今在拉丁美洲,“中国人”一词仍为对黄种人的轻蔑称呼.
　　同系亚洲人种的中国,当时的国力远远超过了日本,西方的大炮虽然也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但是却没有震醒沉睡的国人.虽然,李鸿章也看到了西方强盛,积极兴办水师学堂,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但是洋务运动是封建主义末期以自强为目的、以统治阶层内部自救为手段的运动.李鸿章所从事的改革是紧紧围绕在“皇权”制度下进行的,从根本上动摇不了封建统治,因此,洋务运动不能取得根本上的进步.
　　日本的强盛,也滋长了他们的扩张侵略的野心.甲午海战,中国人与日本人的较量,以中国失败而告终,这本来应该使清政府觉醒,可是由于“皇权专制”的桎梏,不可能像日本那样从根本上进行变革.梁启超一针见血地说：时言富强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梁启超从根本上指出了李鸿章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源.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指出,“据国际工会组织报告分析,直到1820年,中国的人均产值仍居世界首位.这说明,当时的中国经济并不弱,而且18世纪欧美各国内战很多,而中国还算比较稳定的.并不是落后挨打,而是体制腐败造成甲午海战的失败.”当时,海陆军内部的腐败就是重要的佐证,首先是上上下下贪污成风,且军无斗志.据在镇远舰参加黄海海战的美籍军官麦吉芬说：“华舰亦有诸病,炮虽精于陆军,各弹中亦实储火药,不若陆军诸弹,或实以沙泥；然配储不甚多,且药线铁管,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皆必败之道也.”这些豆腐渣工程怎么能够使国家强盛起来?日本人之所以胆敢对中国施以武力,就在于它们抓住了中国人的软肋.
　　日本的体制在幕府时代和中国一样都是封建专制,然而,它的迅速崛起,就在于动摇了专制体制.从“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给我们的启示是：几百年的中国的皇权专制严重地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也是体制混乱腐败的根本原因.
　　中国皇权的魅力吸引着很多人为之奋斗,不惜丧失人格.李鸿章曾经主张左宗棠放弃收复新疆.由于左宗棠的坚决主战,终于收复了新疆,这是中华民族在19世纪唯一取得重大胜利的爱国壮举.孙中山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竞相推崇的历史人物.可是,1912年初,他便对日本人说：“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1915至1918年间又多次向包括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在内的日本人表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先生为了权力,甘愿割让国土,可见中国的皇权有着多么诱人力量.
　　19世纪的东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建立自己的世界市场和征服世界的大潮中如果不改革早已腐朽的社会制度,就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慈禧和光绪皇帝主要的着眼点就在于千方百计维持那种“形成已久的体制”.
　　“久已形成的体制”这根绳子紧紧地套在中国人民的脖子上,致使中国人民从1931年到1947年,经历了最痛苦的14年阵痛.二战结束,当时,中国的国力仍然要比日本当时的国力强,上海的老人们回忆,“当时,日本人吃地瓜,上海人吃大米”,而后短短的十年,日本又鹤立鸡群,远远地超过了我们,这里除了日本人那种卧薪尝胆的武士道精神,促进了日本国的迅猛发展,还有的就是中国人脖子的那根绳子,严重阻碍了中国发展.
　　既然我们说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儿子,儿子打老子,那是大逆不道,但儿子比老子有活力,这也是老子应该向儿子学习的地方.
　　从19世纪60年代起,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地方官员主持发展军事工业以及开矿、铁路、轮船制造等民用工业,掀起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至力于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政治,“明治维新”虽然比“洋务运动”晚了8年,但效果却要好得多
　　1、西洋炸炮,战守攻具,天下无敌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炮声并没有唤醒封闭保守而盲目自大的国人,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向西洋列强学习,但却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和共鸣.又过了20年,1860年英法联军英法联军率兵船数十艘突入渤海湾,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北塘沦落,大沽失陷,天津失守,京师震动.8月8日咸丰帝逃出北京避走热河（直到1861年病死,再没回京）.“天朝”在又一次尝过了“夷人”的苦头,见识了洋人落地开花炸弹的威力后,不得不考虑“师夷长技”了.而且此时内忧未靖,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在洋人杀进北京的时候,再一次摧毁清廷寄以厚望的江南大营,并连取苏州、常州.心惊胆颤的清廷急需威力极大的来复枪、落地开花炸弹来壮壮胆气,以对付太平军和捻军.从60年代开始,“自强”一词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师夷长技”真正付诸实践.
　　1861年1月11日,奕忻、桂良、文祥等深思熟虑后递上了“通筹夷务全局折”,第一条建议“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1月20日咸丰帝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任命奕忻和大学士挂良、户部左侍郎文样等管理该衙门,奕忻为首席总理大臣.
　　通常,大家认为这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
　　此时,距魏源提出“师夷长技”的思想已经过了整整18年,距第一次鸦片战争暴发则已经过了20多年.
　　洋务运动终于艰难起步.
　　我们注意到,洋务运动创办的大多是军事实业.洋务运动从练兵、枪炮入手,其实理由再简单不过.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前线将士吃尽了洋鬼子来复枪和落地开花炸弹的苦头.处于沿海战争前线的地方大员和将领们,对购买、制造洋枪洋炮心情之迫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谈到洋枪洋炮的威力时敬羡万分地写道：“炮力所穿,无孔不入……西洋炸炮,战守攻具,天下无敌.”在总理衙门成立几天后,奕忻在《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里也说：“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这段话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初衷与目标的代表性概括.
　　以洋法操练军队,以洋枪洋炮武装部队,最先在*太平军和捻军中见到了效果.在对捻军作战中,这些弹药、武器立刻证明是有卓有成效的.正是依靠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1868年,捻军被*下去,天朝终于可以长长地出一口气了.
　　2、明治政府耗资18万日元,费时3年,在东京修起第一座洋楼——“鹿鸣馆”
　　1868年对于彼岸的日本,也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年份,甚至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自十二世纪以来,日本封建实权掌握在“幕府”手中,天皇在名义上存在,而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是“幕府”将军,地方政权则由将军分封的诸候（藩主）把持.幕府时代日本的封闭保守比之大清有过之而无不及.1853年美国叩关以后,日本才与外界接触多起来,一批有识之士被列强的科技发展与强大震惊,他们主张结束诸候割剧的局面,推翻幕府,统一政令,富国强兵.这批人被称为倒幕派.坐了700多年冷宫的天皇很希望走上前台,与倒幕派一拍即和.倒幕派多是开明人士,军队按西方军制操练,配备了洋枪洋炮,结果5000名天皇兵打败了15000人的幕府军.4月6日江户“无血开城”（和平解放）,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出奔退隐,明治天皇驾临江户,改江户为“东京”,确定年号为明治.
　　明治政府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军政大权的统一,立即着手播种他所极力崇尚的资本主义文明.这一点我们尤其要注意,明治政府是靠倒幕派的支持成立的,这些向往西方文明的倒幕人士大都成了政府的实权人物,他们学习西方文明的力度之大就可想而知.为了全方位借鉴欧美文明,1871年11月,明治政府由岩仓具视为团长率庞大的使团出使欧美十二国,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一年零十个月!这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观.使团的任务重点是调查和研究资本主义各国的政经文教制度.使节团到达美国后,由伊藤博文起草并由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共同研究确定的工作要点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业,尽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特使我国国民起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为了迎合西方文明,显示日本的开化,明治政府耗资18万日元,费时3年,在东京修起第一座洋楼——“鹿鸣馆”,作为接待外国客人的迎宾馆.日本政府的达官贵人和外国官员在这里大摆酒晏,举办晚会、舞会.曾经两次担任明治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更是身体力行,全力推进“洋化”.1887年他任内阁总理大臣时,曾经在官邸举办400余人参加的大型化妆舞会,朝野的显贵绅士及其夫人、子女,聚集一堂,寻欢作乐,闹得满城风雨.并不信基督教的伊藤博文还常常往教堂里跑,以示“开化”.由此,在日本近代史上开创了一个提倡衣食住行、语言文化甚至极端到日本人种也要“欧化”的“鹿鸣馆时代”.
　　3、顽固派说机器不仅不适用于中国,而且有百害而无一利
　　与日本洋气扑鼻的明治维新相比,大清朝这边的“洋务运动”就显得有过于忸捏,如同当时天朝女人们无一例外的小脚.
　　我们应该注意的一点,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最大的不同是,明治维新是新政府主动推行的新举措,大多数人都极力支持和推动；而大清朝的洋务运动则是在封建制度本身内部产生的,首先能够极力推行的人并不多,朝廷里主要是恭亲王,各省督抚大员中主要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丁宝桢等人,但曾国藩1872年就去世了,左宗棠办起福州船政局后从1868年去西北,先是平定叛乱,而后收复新疆,在荒寒之地呆了十三年,基本脱离了洋务运动.而且清廷担心这些封疆大吏尾大不掉,也有意借顽固派的势力牵制一下.因此,洋务运动推行得非常艰难,几乎每一项事业都招致非议,每一项举措都被有关方面掣肘.
　　李鸿章在一分奏章中曾经激愤而又无奈的批评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李鸿章的批评一点也不假.封闭与无知是双胞胎,无知与傲慢又是亲兄弟.当时身居京城的皇亲国戚与官员士子们,大部分依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肯相信世界已经大变,就连大学士徐桐还对人说,所谓西洋各国,除意大利真有其国外,其余都是汉奸捏造出来吓唬人的.洋务派认为必须向敌人学习,“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反对派说这是“以夷变夏”,“学习敌人以为胜敌之策,从古未闻”.洋务派认为,洋人船坚炮利,必须借资抵制.反对派说“中国数千年来,未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洋务派称赞机器“巧夺天工”,“一夫可抵百夫之力”,反对派则认为机器“明以一器代百人之工,暗以一器夺数百人之业”,不利于社会就业；而且“外洋民数少,故用机器”,中国人多,当然不用机器帮忙.机器不仅不适用于中国,而且有百害而无一利……
　　洋务派们为洋务运动定位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为体；所谓“西学为用”,就是学习和运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这个“体”,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因此当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洋务运动本身冲击到封建统治体系（这种可能是显而易见的）的时候,就是洋务运动倡导者也会本能地维护封建统治.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在曲折中前进.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们敏锐地认识到,仅仅兴办军事工业是不够的,近代化军队需要巨额的军费,没有新财源很难行得通,而且军事工业也急需民用工商业在原料供应、交通运输等方面给予配套支持.因此,洋务运动从军事工业推向了民用业.这些民用企业,包括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纺织业、电报业等等,从七十年代开始建立,到九十年代甲午中日战争时,共有二十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是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局等.特别是1881年正式投产的开平矿务局,取得了很大成功,投产时年产煤1600余吨,次年达到38000吨,第三年达到75000余吨,1889年达到24万吨.洋煤很快被挤出了天津市场,1881年洋煤（主要是日本煤）在天津销售17000吨,次年降到5400吨,到1886年只有301吨,90年代后洋煤从天津市场销声匿迹.而且在采矿的同时,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唐（沽）胥（格庄）铁路.
　　4、日本的技师和工人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便基本掌握了铁路设计和施工技术
　　正如森有礼所言,日本明治维新绝对不仅仅限于改穿西装这些皮毛的变革.
　　日本社会特别是权力高层对西方科学技术近于贪婪的重视,更是大清国望尘莫及.当大清的封建士大夫们在慨慷陈词修铁路会损伤地脉、买机器会夺民生业的时候,日本明治政府正在大量引进外国专家、技术和设备.具体负责殖产兴业的工部省,外聘专家最多,仅1868－1875年间外聘达到2497人次.明治政府给予外籍专家的待遇很高,其薪俸一般均超过本国的高级官员.当时日本一个部长的月薪是500日元,而外籍专家则多在800日元之上,个别专家的月薪高达2000日元.极善于向外国专家们学习的日本人,这钱没有白花.以修筑铁路为例,日本在1870年开始修筑第一条铁路的时候,“自测量、计图、督工之技师,以至火车司机,皆用外国人”,而8年后开始修筑京都至大津的铁路时,日本人已经参与设计隧道、铁桥等,再过了几年后,日本人修铁路“仅留二三顾问技师而已”（大隈重信《开国五十年史》第422－423页）.也就是说,日本的技师和工人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便基本掌握了铁路设计和施工技术,其刻苦和钻研哪怕就是它的仇敌也不能不由衷地佩服.
　　更幸运的是,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除了它自己总是在打着侵略邻居的鬼主意外,却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对它进行事实上的侵犯,因此得以从容发展近代工商业,从容地提高自己.1884－1894十年间,日本铁路增长了六倍多,船舶(500吨以上者)和煤增长近三倍,生丝和铁的生产指数增长一至二倍,棉纱、棉织、丝织等在70年中期以来显著增长的基础上,又持续增长一至二倍.自1888至1894年,日本工厂数由l694个增至5985个,职工数由十二万三千人增至四十万人.蒸汽机由409台猛增至1808台.七年之间,工厂数及职工数增加了两倍多,蒸汽机增加了三倍半.
　　我们与洋务运动的成果做个比较,不难看出,洋务运动虽然比明治维新早了8年,但效果却差得多了.到甲午战前,日本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令世界刮目的新兴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