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发愤苦学〉的译文

〈欧阳修发愤苦学〉的译文
〈欧阳修发愤苦学〉的译文

〈欧阳修发愤苦学〉的译文
【原文】
欧阳公四岁而孤,家贫无资.太夫人以荻画地,教以书字.多诵古人篇章.及其稍长,而家无书读,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自幼所作诗赋文字,下笔已如成人.
【译文】
欧阳修先生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贫寒,没有钱供他读书.太夫人用芦苇秆在沙地上写画,教给他写字.还教给他诵读许多古人的篇章.到他年龄大些了,家里没有书可读,便就近到读书人家去借书来读,有时接着进行抄写.就这样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只是致力读书.从小写的诗、赋文字,下笔就有成人的水平,那样高了.欧阳修(1007～1072)
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集》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生平欧阳修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仁宗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成为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
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佑五年(1060),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 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在颍州（今属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万卷藏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张琴、一局棋和一壶酒,溘然长逝.苏轼评价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卒溢文忠.
文学创作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主张“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他的一些诗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如《食糟民》、《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但他写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的诗.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
欧阳修还有一部分诗作写得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更多的写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丽,或平淡有味,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等.总的来看,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
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
欧阳修也擅长写词.他的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把感情抒写得非常深挚.他还有一些词,虽然颓唐叹老、牢骚不平,却直抒胸臆,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浅薄庸俗的作品.
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成就.在经学方面,他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提出自己的创见.史学造诣更深于经学.除了参加修撰《新唐书》250卷外,又自著《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他勤于收集、整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编辑成一部考古学资料专集——《集古录》.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佑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
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佑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欧阳修与滁州的不解之缘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他留下的建设遗迹和诗文,成了滁州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留下的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成为滁州人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承继前人开发滁州
如今说到滁州,人们自然会想到琅琊山,想到醉翁亭,想到欧阳修.琅琊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都远近闻名.琅琊山最有名的景点是醉翁亭,被誉为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名扬海内外.与醉翁亭隔山相望的丰乐亭,也是令许多探幽访古之士向往的胜迹,与醉翁亭一起被称为“姊妹亭”.丰乐亭下的“紫薇泉”,则与醉翁亭的让泉合称为“姊妹泉”.这些,都是欧阳修知滁时开发、建设而遗留下来的.正是这些建筑,加上他亲自撰写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才使滁州琅琊山的名声大震起来.
追溯琅琊山之名,应自东晋始.东晋以前,琅琊山本无名,其主峰当地人称摩陀岭,其他都是些小山头.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驻跸于此,后来,司马睿成了东晋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琅琊山这个名称.但是,司马睿本人,乃至整个东晋时代,并未给琅琊山带来多少变化,它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山岭.直到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L山司兴建宝应寺(即今日之琅琊寺),琅琊山才打破历史的沉寂,开始起步向着繁荣与发展迈进；琅琊山这个名称也是这个时候才叫起来的.而这从司马睿驻跸山间时算起来,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宝应寺的兴建,改变了琅琊山多年寂静的状况,但只是个开始,而且仅限于琅琊寺这一块,影响仍不是很大.琅琊山真正鹊起,是在它又经历了200多年以后,北宋的著名文士欧阳修知滁开始的.
“宽简”知滁政绩斐然
欧阳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丰山脚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经过实地察看,“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开始在这里进行美景胜地的建设.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为“丰乐亭”,并亲自撰文作记.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记》记之.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尤其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以其生动的文字,精美的语言,为滁州展示了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面；又因为文章中深邃的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怡然情怀,一时震动整个学界.文章一出,远近争传,滁州琅琊山从此热闹起来.此后,琅琊山、丰乐亭、醉翁亭,各景区陆续扩展,内容逐渐丰富,虽经历史沧桑,但屡废屡兴,久而不衰,终成今日之规模.追本求源,都是欧阳修打下的基础.欧阳修是唐代李幼卿之后开发滁州琅琊山最有力的奠基人,可以说,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之今日.
欧阳修在滁州时,除了开发幽谷泉,兴建丰乐亭及醉翁亭以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建设,如在丰乐亭景区建设了醒心亭,特请曾巩作《醒心亭记》；在丰乐亭附近辟建练兵场,作训练民兵之用,以保卫地方；又维修损毁严重的滁城,使滁州之城更加坚固和壮观.有人读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从他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表现,以为他因受贬守滁,是处于不问政事的消沉状态,显然是不正确的.欧阳修在滁州,对于政事实行的是“宽简”政策.所谓宽简,顾名思义就是宽容和简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搏取声誉,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了.这是他一生为政的风格.他后来曾权知开封府,前任是有名的“铁面老包”,即包拯,威严得很；而他则持以宽简,办事往往不动声色,同样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清朝时,有人曾将他与包拯相比较,在开封府衙东西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
文学名篇名扬天下
欧阳修知滁时,已在文学上卓有成就,是当时文坛上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他虽然做了官,并且在仕途上屡历坎坷,但始终未忘文学,写诗作文仍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他在滁州时期,写出许多文字生动、情景交融的作品,其中直接写滁州的,除了著名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以外,还有大量的诗篇及短文.仅描写琅琊山自然景色及名胜景点的诗,不完全统计就有30多首,如《永阳大雪》、《题滁州醉翁亭》、《琅琊山六题》等.
欧阳修所写滁州的诗文,对滁州山水之美作了极其生动、实在的描绘.如在《醉翁亭记》中写琅琊山,以“林壑尤美”、“蔚然深秀”概括,同时以简练的笔触写出了琅琊山早晚和四时的景色：“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他在《丰乐亭记》中则写道：“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他的许多诗,写景寄情,语言精美,读后同样令人留连.如他在《题滁州醉翁亭》中写道：“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声如自空落,泻向两檐前.流人岩下溪,幽泉助涓涓.响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真是美不胜收!因此,后人在醉翁亭不远处建了听泉亭,让人们不断体会这美好的诗意.又如他的《琅琊山六题》,对琅琊山归云洞、琅琊溪、庶子泉等各个景点都作了生动的描绘.虽然每首诗只有四句,但尽用了点晴之笔,字字珠玑.他是用对滁州山水的真爱之情写作出来的.
欧阳修描写滁州及琅琊山的诗文,以其诗文的质量及其个人的人品、地位,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竞来滁州探幽访胜.欧阳修在滁时,有的是直奔欧阳修而来；欧阳修离滁后,则以欧公之诗文以及欧公之遗迹而来.他们在这里,不仅留下足迹,也留下墨迹,日积月累,描写琅琊山及滁州的诗文已难以计.1988年《琅琊山志》选录欧阳修及其以后的各代诗篇150余首(包括部分当代诗歌),依然只是全部琅琊山诗文的一部分.用“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现代词汇来说,欧阳修无论从哪一方面,都给滁州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知滁两年结下不解缘
欧阳修在滁州两年多的时间,不仅给滁州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产,也与滁州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滁州这块古老的地方,与他结下了一生不解之缘.
欧阳修离开滁州之后,再也没有来过滁州,但他的心中却时刻想念着滁州.
《寄答王仲仪太尉素》：作于熙宁三年 (公元1070年).这年他已64岁,离开滁州22年了,依然念念不忘他在滁州的一段生活.诗一开头便写道：“丰乐山前一醉翁,馀龄有几百忧攻.”始终把自己和滁州联系在一起.
如今,欧阳修离开我们已经一千多年了,但他的名字仍然时刻与滁州紧紧地相连着.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的响亮名声,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醉翁亭自欧阳修知滁时建成后,历经沧桑,但屡废屡兴,数百年不败.醉翁亭大门原有一副对联,写道：“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联中的“翁”即指欧阳修.当时制作这个大门及其对联的时间,是清光绪七年(公元 1881年),离欧阳修知滁已经800多年,人们没有忘记他.至今日则已900多年,人们依然没有忘记他,今后也永远不会忘记他.1998年新编《滁州市志》(原县级市)的《人物传》中,所列第一人便是欧阳修,俨然把他当作了滁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