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给我们人类带来了什么好处?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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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的精神功能 李醒民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49） （一）科学的批判功能——破除迷信和教条的功能. 科学是迷信的天敌,教条的克星,也是人为的权威的消解剂.科学从诞生之时起,就担当起批判者的角色,以破除迷信和教条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它既不承认神祗的权威,也不承认宗教和古代学者的权威（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教条）.科学一方面破除科学内部的迷信和教条——曾经是生气勃勃的科学思想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成迷信和教条（如牛顿的绝对时空概念和力学自然观）——为自身的健康发展扫清思想障碍；另一方面也破除科学外部的迷信和教条,把人们从专横的精神权威和僵化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从而发挥自身固有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诚如T. H.赫胥黎所说：“科学乃破除旧思想之健将也.” 科学的内部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破除迷信、克服教条的批判史.科学的外部史也是这样,西方的启蒙运动和中国的五四运动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没有理由怀疑科学是智慧的源泉,是神秘和迷信的驱除者.” 就连费耶阿本德这位激进的反科学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在17和18世纪科学确实是解放和启蒙的机器”.他说： 毫无疑问,科学曾经是反对专制的迷信的先锋.正是科学使我们能不顾宗教信仰而扩充知识和智慧的领域；正是科学使人性挣脱了传统的思想桎梏而得到了解放.古老的思想方式在今天已一钱不值,这正是科学告诉我们的.科学和启蒙是一回事——即使最极端的社会批评家也相信这一点. 科学何以具有如此神奇的威力和功能呢?关键在于科学的独创性和革命性.凡是能够进入科学知识宝库的,非有独创性莫属.而独创性的东西,无一不是新颖的、前所未有的,总会或多或少地难以与现存的科学概念框架和社会习俗或传统相容.当这样的新东西积累到相当程度时,旧的科学概念框架无法容纳了,于是便出现科学危机.在科学危机时期,相当多的科学人往往依旧墨守旧观念——要知道,即使独创性的科学观念,经过一定的历史时期,也会蜕变为僵化的教条乃至迷信,从而妨碍科学前进的步伐.此时,科学的批判或启蒙应运而生,以便为新观念的涌现扫清思想障碍.在对千疮百孔的旧科学概念框架修补无济于事之时,科学革命就来临了——这是科学的内在逻辑.科学革命打碎了旧科学框架,引起科学观念急剧而根本的改造.新科学观念具有难以估量的精神力量,它会越出科学共同体,在社会、文化、思想层面产生摧枯拉朽的效应.情况正如李克特所说：科学并不是通过“扩散”进入其他文化的,而是作为摧毁其他传统文化形式的一种力量进入的,而且它反过来也同样破坏性地作用于西方传统之上. （二）科学的社会功能——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功能. 对于诸多社会问题,科学和技术成为寻求答案的最好办法之一,或者至少提供了防止这些社会问题进一步恶化的最佳手段之一.比如为了解决人口爆炸这个社会问题,我们除了从更新观念、转变思想、建立社会保障、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着眼外,科学和技术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医学、人口预测和规划、避孕机理研究等属于科学的范畴,而改善卫生条件、改良供水设施、研制避孕药丸和工具等直接与科学导致的技术相关.许多抱怨科学和技术的人,恰恰出自对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 皮尔逊曾经以魏斯曼的遗传假设为例说明,科学在解决有关社会问题时能发挥重大作用.他说：“与从柏拉图时代到黑格尔时代的哲学家提出的任何国家理论相比,科学能够随时对社会问题提出具有更为直接意义的事实.”例如,在国家教育拨款、济贫法的修正和管理、公共和私人的慈善事业等问题的决策方面,常常以社会本能和个人偏见形成判断的强大因素.要保证判断是道德的或是社会的判断,“它首先取决于知识和方法,对这一点无论怎么经常地坚持也不算过分”.因此,“纯粹科学最终对实际生活的直接影响是巨大的”. 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我们首先不得不提出多种相关计划和方案进行评估或评价,以便从中挑选出最适宜、最划算的——这就是决策.科学在技术评估（technology assessment）、风险评价（risk evaluation）和决策（decision making）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举足轻重的.在决策模型中,少不了熟悉客观情况和具备相关能力的科学家,因为他们能够基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伦理,针对特定的项目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说明各自的长短优劣、利弊得失,建议优先采纳的顺序.当然,最后的决定则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即政治家拍板的. （三）科学的政治功能——促进社会民主、自由的功能. 我曾在一篇短文 中指出,作为知识体系、研究活动、社会建制的科学,在诸多方面都与以民主和自由为特色的现代社会和谐一致的,并有助于社会民主和自由的健全发展.其实,默顿早在1942年就提出这样一个纲领性的命题：“科学为与科学精神气质（ethos）一体化的民主秩序提供了发展机会.” 托默的论述更为细致和具体：科学思维能够自动加强民主文化,即通过为日常生活提供精神模式来加强民主,仿佛科学就是民主的核心.这种看法基于如下思路：受杜威哲学影响的美国知识分子,对于提高生活质量一直抱有乐观主义态度,因此他们把科学包括在那种乐观主义精神之中.包括的方式有三种.一是把繁荣归功于科学和技术.另外两种方式依靠欧洲的启蒙运动科学模型,即认为来自科学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法可以为成功和幸福指明方向.其一假定一个好政府必须以科学原理和方法,尤其是以实验方法为基础——林肯所谓的“政府即实验”.其二是相信科学思维会提高生活的无形质量,譬如说解放公民的思想.总之,他们把改革和繁荣同科学联系起来,认为民主和繁荣的哲学核心就是一整套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而科学思维则居于这些价值的中心.有人干脆说：“美国民主是科学方法的政治翻版.”杜威则一言以蔽之：“科学是专司社会普遍进步的器官.” 也就是在那篇短文中,我这样写道： 众所周知,民主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而科学的目的、前提、过程、结果、方法和精神无一不是自由的.在这一点,民主与科学可谓殊途同归、相得益彰.民主和科学作为人类的两大思想发明和社会建制,其最高的价值恰恰在于把人导向自由.更何况,“人存在的本质就是自由”,“人注定是自由的”（萨特）,在这种意义上,人的存在、民主和科学的存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民主和科学的价值和意义即是人的价值和意义.在当前,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反科学主义者一叶障目,不遗余力地攻击所谓的“科学的暴政”,这实在无异于唐吉诃德与风车搏斗,显得既荒唐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