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国际分工 方式目前中国是以何种方式参与国际分工的?

中国 国际分工 方式目前中国是以何种方式参与国际分工的?
中国 国际分工 方式
目前中国是以何种方式参与国际分工的?

中国 国际分工 方式目前中国是以何种方式参与国际分工的?
国际分工的深化趋势及其对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摘要]国际分工日益呈现出超越国家边界和产业边界,向产品生产过程中技术密集程度分工深化的趋势.由于跨国公司不仅控制着遍及全球的分子公司,还通过分包合同影响着东道国地方制造商的活动,一国在特定产业的优势地位往往得益于该产业世界主要跨国公司在当地的集聚,传统的国际贸易指标已经无法真实反映一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真实分工地位.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低廉依然是中国参与新一轮国际分工的优势所在,也是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基本动因,由此决定了中国在跨国公司内部化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充当全球加工厂的现实地位.
　　经济全球化的微观基础是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的广度扩张,及其产品、技术、人力资源等在遍布全球的分子公司之间的跨国界流动.与以往年代的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化运作的跨国公司不仅避免了依赖单一成分散的国家资源的传统限制,而且体现了一种在全球范围有效利用并整合全球要素的分工体系和分工协作关系,从而令当代国际分工呈现出日趋深化的特征.在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分工深化格局中,中国当前处于何种地位?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又具有怎样的影响?这些正是本文试图寻求解答的核心问题.
　　一、国际分工的深化趋势及其动因
　　国际分工既是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形成的最基本动因,也是一国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作用的最核心基础.从传统国际分工理论创立至今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分工已经经历了由产业间国际分工到产业内国际分工,再到产品内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历程.国际分工的传统概念已经无法完整全面地反映当代国际分工的全部内容,国际分工的动力也不再仅限于自然要素的秉赋差异.从技术条件和制度背景上看,国际分工的深化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如果说通讯和信息处理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使用全球资源的成本降低和远距离多时空经营交易的便捷可行是分工深化的技术条件的话,那么由投资政策自由化所引致的要素流动障碍的消除则是跨国分布和组织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大大扩展,因而是企业而不是国家主导国际分工走向的制度保障.
　　分工内容的多层性是当代国际分工深化的首要表现.当代国际分工实际是包含着不同产业之间、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等多个层次的分工.如果说古典国际分工的边界是产业的话,当代国际分工的边界则更在于价值链,价值链上的国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深化的崭新结果.价值链是指设计、制造、分销、服务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价值链分工的基础是生产活动和其他功能性活动更加专业化的细分,从而导致从最终产品的分工向价值增值全过程的分工转移.传统要素密集度决定国际分工地位的理论依然适用,但是要素的涵义已经大大拓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作用趋于减弱,而技术、信息、人才和创新机制等知识要素的作用趋于增强,并且这些要素具有高度的国际流动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价值链各环节所需要素的比重不一,因而,分工可以是传统所定义的劳动要素密集型产业、资本要素密集型产业和技术要素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分工,也可以是同一产业同一产品的价值链上具有劳动要素密集、资本要素密集、技术要素密集或其他要素密集性质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分工.
　　分工主体的多元性是当代国际分工深化的又一表现.古典贸易理论主要揭示了国家间产业分工,并进行相互贸易,以提高收益的依据,其对应的环境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分工.直到上个世纪末,对国际分工格局的理论论述仍然是以发达国家间的水平分工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进行垂直分工为基本特征,表现为：发达国家间大量进行的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大量进行的产业间贸易；发达国家专业化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而今天,传统分工的国别边界已明显弱化,是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家成为分工的主体.分工关系从国与国转变为企业与企业之间,而这些企业中的相当部分是受制于同一个控制体系或有固定合同联系的分包商,而非外部世界市场.其核心表现是大型跨国公司日益倾向于更加狭隘的专业化,而将越来越多的功能分包给分布在全世界的独立的公司；大型跨国公司日益倾向于更加集中在知识密集、非有形的功能如产品设计、研究和开发.管理服务及营销和品牌管理等增值环节,而将更多的生产性环节分包给世界各地的合同制造商,甚至完全退出生产.
　　分工实现方式的多样性是当代国际分工深化的另一种表现.国际分工的传统涵义是指各国生产者通过世界市场建立起的劳动联系,世界市场是传统分工实现的必由之路,通过世界市场上的国际交换实现国与国之间的生产联系或分工关系成为必然的途径.但是,作为与世界经济相对应的企业形式,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使得市场以外的制度安排得到了更为深刻的发展,国际交换的内涵大大丰富.传统上被定义为超越国民经济的交换原来只是发生在不同国家不同企业不同产品之间,但现在也可以发生在同一国家（跨国公司设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分支机构之间）、同一企业（跨国公司内部）、同一产品（不同生产环节）内.于是,国际间的生产联系并不一定通过外部市场建立,国际分工的实现方式从单纯依赖外部市场上的国际贸易实现分工,转向外部市场与内部市场并存的多元格局.在内部市场上,国际分工既可能通过股权投资方式进行,也可能通过非股权式的分包方式进行.选择何种方式更多由产业特征或企业战略决定,而不是由传统上所谓的各国生产者的行为决定.
　　二、跨国公司是国际分工深化的微观基础与主导力量
　　产业组织理论早已揭示了社会化分工是企业优于一般手工生产和家庭作坊的全部意义,早期的跨国公司将这种有效分工的范围延伸至国际,如今,全球化运作的跨国公司更将生产分工深入到价值增值的各个链接点上,从而为国际分工的深化提供了微观基础.
　　在非全球化环境下,尽管跨国公司的生产因其跨越国界而具有国际性,甚至因跨越多国而具有世界性,但是因为这些散布在世界各国的分子公司在海外各点所生产的产品主要供应当地市场或返销母国,世界各国的生产过程之间并不具有内在的生产关联性.国际分工只是发生在最终产品之间,而国际贸易则成为国际分工实现的唯一途径.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当跨国公司进入区域一体化,甚至全球一体化经营阶段,分散在海外各地的子公司不再是独立运作或仅与母公司发生联系,而是保持着与母公司及其它分子公司间高度一体化的联系.跨国公司依据不同区位建立在要素密集度之上的比较优势,将生产活动和其他功能性活动进行更加细密的专业化分工.每一个海外投资企业所服务的对象不再是分散、独立的海外某个市场,而是整个跨国公司体系所占据的区域市场,乃至全球市场.由此,跨国公司体系内产品、技术及人员在遍布全球的分子公司之间的跨国界流动程度更强,分工联系更为紧密,世界各国的生产过程经由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活动建立起有机的内在联系,形成了“世界生产体系”的实体部分.这里,生产的含义不仅限于制造过程,而是广义的增值过程.在制造业领域,这种增值过程包括从研发、制造、销售到售后服务的各个环节；在服务业领域,增值过程更是贯穿于服务提供的全部阶段,比如一项保险产品的生产过程就包含了后台数据处理与服务、风险预测精算和产品设计,以及后期销售诸个环节.正是由于这种一体化的生产体系导致在特定部门或特定产业中,核心跨国公司或跨国垄断巨头对全球该产业或部门的控制加强,令国际分工超越了产业和国家的边界,而转向企业内部、产品内部.
　　在跨国公司看来,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各个分支机构的国别归属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各个分支机构在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中的确切位置.全球价值链被分为三大环节：其一是技术环节,包括研究与开发、创意设计、生产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和技术培训等分环节；其二是生产环节,包括后勤采购、母板生产、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分环节；其三是营销环节,包括销售后勤、批发及零售、广告及售后服务等分环节.当国际分工深化为增值过程在各国间的分工后,传统所谓的产业结构的国际梯度转移也因此演变为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就增值能力而言,以上三个环节呈现出由高向低再转向高的U形状,因此由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和营销环节的转移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显著标志.而生产环节中又可区分为上游生产（母板及中间投入品生产）和下游生产（终端加工）,越接近于上游的生产因其与技术研究的相关性强,从而增值能力越是强；越接近于下游的生产因其与技术研究的相关性弱,从而决定了增值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在跨国公司体系内的角色与地位的次要性及可替代性.这也正是众多东道国积极竞争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的动因之所在.
　　三、在华跨国公司对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