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史

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史
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史

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史
中国民乐发展的三个时期
1.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期（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
这时期包括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奏汉.在音乐体裁方面,经历了由原始乐舞到宫廷乐舞的进化.在旋律音调、音阶形式方面,经历了由原始间乐重视小三度音程的音调,到春秋战国强调宫、商、徵、羽的上下方大3度的"（甫页）、曾"体系,以"三分损益法"相生五音、七声、十二律,初步确立了中国传统音乐旋法的五声性特点.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先秦诸子百家的论争,奠定了此后各自学说的理论端点.这一时期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音乐艺术形式是钟鼓乐队.
2.中国传统音乐的新生期（约公元4世纪至10世纪）
这一时期包括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和北方人民南迁、少数民族的内移,构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冲击：一是玄学对儒学的冲击,引起音乐思想的变化；二是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的传入,引进乐器、乐律、乐曲和音乐理论方面的新因素.其冲击的结果,是使中国的传统音乐为之一变,开创了音乐国际化的一代新乐风.一方面是世界音乐的中国化,包括外来乐曲的中国化,外来乐器的运用,外来乐调的传入,外来乐队的民族化,以及外来乐人为发展中国音乐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是中国音乐的世界化,即：中国音乐以其辉煌的成就给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各国,如朝鲜、日本等）以重要的影响.
3.中国传统音乐整理期（约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
包括辽、宋、金、明、清.其政治上的特点是：从纷乱和分裂到相对的统一,又从南北对立到多民族国家统一政权的建立,及其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相对稳定.音乐文化方面则具有世俗性和社会性的特点.所谓世俗性,就是与普通的平民阶层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此时期的传统音乐,无论在演出人员和观众、听众对象方面,都已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音乐理论方面,表现出对前一时期的继承和清理的倾向.音乐形态特点已逐渐趋于凝固定型化.其代表性音乐艺术形式是戏曲艺术及其音乐.这一艺术形式,上承前代,下接后世,并广泛吸收当代音乐新成果,成为集古今音乐大成的音乐宝库.
中国民乐的发展
先秦：编钟改写先秦的音乐历史
李教授认为,在我国湖北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是先秦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它的出土改变了一段时间内在民族音乐领域内所认为的先秦音乐只有五声音阶的观点,彻底改写了整个先秦的音乐历史.
据了解,曾侯乙墓被发掘以后,其中有陪葬的64枚编钟.从编钟以及钟上的铭文反映出的内容看,中国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能制造出七声12律齐全,还可以旋宫转调的编钟,因此这些编钟被视为考古界和民族音乐一个历史性的符号.编钟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既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乞求平安的祭祀用品.
唐朝：以弹拨音乐为主体的华丽浪漫民乐时代
伴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的提高,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乐器的制造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唐朝音乐的特点是以弹拨音乐为主,李教授认为,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经济水平相比于秦朝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此相应的,在民族音乐领域内,先秦那种在室外演奏的、相对粗糙的编钟渐渐衰落,而具有浪漫和华丽色彩的弹拨音乐、歌舞乐队迅速发展起来.另外,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包括高丽、胡人、西域等地音乐开始传至中原,极大丰富中国民族乐器的品种.
进入宋朝后,弹拨音乐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管弦乐得到了了发展,这也是同当时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这种趋势和宋朝的战争不断的局势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音乐其实是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个缩影.” 李教授得出了如上结论.
元朝：文人推动下繁盛的元曲时代
元朝没有科举制度,于是大批的文人都转入了民间艺术的创作之中.元曲因此具有很强的故事情节性,吸引了众多的观众,进一步促进了它的繁盛.在这个问题上,李教授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元曲同外国歌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的元曲重要形成了一系列的曲牌名,每一个新的创作都是利用已经形成的曲牌名.而外国的歌剧就没有这样的“格式”可以套,所有的创作结构都是全新的.
到清朝以后,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乐器繁盛的时代,以明末清初出现的二胡就是这个时代民族乐器发展的一个缩影.汉人的音乐一直都是以“单字”居多,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萧、笛、琴、钟等.通常在乐器中出现的两个字的乐器多是外国传入中国民族音乐之中的,比如我们熟悉的唢呐、二胡等.
近代：民族音乐发展艰难
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为大部分观众所耳熟能详,但是李教授认为在中国近代的发展时期,民族音乐的发展进入一个步履蹒跚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两个标志性人物就是阿炳和刘天华.
刘天华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北京大学教授,诗人刘半农的弟弟,他是与瞎子阿炳同时代的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经典代表作有《月夜》、《空山鸟语》、《良宵》、《光明行》等.李教授特别强调这位民族音乐的宗师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贡献,认为他是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第一人.从他开始,中国民族音乐进入了学堂化的发展时期,这使中国民族音乐发生了质的变化.
建国后：民族音乐得到了快速的成长
建国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中国建设战天斗地的气氛使社会各阶层群情激昂,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也由此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的广泛开展,出现了大批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乐曲,如很多人熟悉的《赛马》、《喜看麦田千层浪》等作品就是这一时期有代表的作品.在这一时期,民族音乐的一些旧的观念得到了剔除,很多西洋乐曲中的一些新的元素被借鉴.
2005年春节,天津歌舞剧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鸡年中国民族音乐会"取得巨大成功,音乐会不但通过卫星直播传送到国内,而且由美国休斯敦音像公司无偿提供音乐会的录音,将制作成CD在全世界发行.
自1998年中央民族乐团代表中国民乐第一次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八年来,在“金色大厅”举办的“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已经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著名品牌.
从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一曲《茉莉花》和二胡表演,以及现代民乐组合如《女子十二乐坊》在东南亚的如潮好评,到中国各地民族乐团在国际国内演出市场的日益活跃,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力量的积累正逐渐地转化为民族自信,也带来民族音乐的回归——中国民乐正在交流与创新中走向复兴.

先秦典籍《吕氏春秋》里说：“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远至何时，史无确载，但不断发现的音乐文物，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它的“由来”之远。
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安阳殷墟“商代虎纹大石磐”出土，证明中国乐器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五十年代中，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一音孔陶埙”，乐器曳一下子上溯到6700余年前；七十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又发现大批7000多年前的“骨哨”和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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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典籍《吕氏春秋》里说：“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远至何时，史无确载，但不断发现的音乐文物，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它的“由来”之远。
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安阳殷墟“商代虎纹大石磐”出土，证明中国乐器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五十年代中，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一音孔陶埙”，乐器曳一下子上溯到6700余年前；七十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又发现大批7000多年前的“骨哨”和一件“陶埙”……中国音乐确实像一条历史的长河，这条河曲折婉蜒、多姿多彩，永不止息；这条河由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江。近些年，河南舞阳贾湖村的一次考古发掘使它再向更古老的年代延伸……
中国音乐的历史，古代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尽管关于黄帝的传说夹杂着后人的理想成分，并有不少神怪内容，不完全可信（例如说黄帝时代建立了“十二律”，就是把后来的创造归功于黄帝的说法，与现代科学考古发现不合。）要把黄帝作为中国音乐的源头，也嫌太晚了：现代考古发现已把中国音乐的历史，从黄帝时代大大向前推进枣其历史远比黄帝时代古老！
1986年—987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遗址发掘出了随葬的至少16支骨笛，据碳14测定，这些骨笛距今已有8000—9000年之久！这些骨笛用鹤类尺骨制成，大多钻有7孔，在有的音孔旁还遗留着钻孔前刻划的等分标记，个别音孔旁边另钻一小孔，应是调整音高用的。这些情况起码说明，那时人们已对音高的准确有一定要求，对音高与管长的关系也已具备初步认识。经音乐工作者对其中最完整的一支所作测音可知，号称以五声音阶为主的中国，其实早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已具备了有着稳定结构，超出五声的音阶形态了。（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音乐后来以五声为主，并不象有人臆想的，是所谓“音阶发育不完善”，而是一种历史的、审美的选择结果。）这也证明当时的音乐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在这之前，中国音乐一定还存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段时间以千年还是以万年计，现在难以猜测。
除骨笛外，新石器时期的乐器，还发现有骨哨、埙、陶钟、磬、鼓等。这些乐器分布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时间跨度也很大，说明它们是中国原始时期的主要乐器。其中钟、磬、鼓在后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至于埙和哨，还有与骨笛形制、原理相同（今天称为“筹”）的乐器，甚至直到今天仍存活于民间。
埙是一种很有特点的乐器，用土烧制而成，外形似蛋(或作各种变形)，其大小近似中人的拳头，中空，顶端开一吹孔，胸腹部开一个或数个指孔。埙是除骨笛之外，已发现的原始时代乐器中唯一能确定地发一个以上乐音的乐器，原始时期的埙只有1-3个音孔，只能吹出2-4个音，(这很可能与在不大的蛋形的埙上开孔，比在管状的笛上开孔要难以计算有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音阶发展的进程，尤其能揭示出在中国音阶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音程关系；当今有学者指出，那就是从只能发两个音的一音孔埙起便一再被强调的小三度音程。这一观点对于认识中国音阶的发展，音阶音之间的律学关系，乃至中国的七声音阶仍以五声为骨干现象的内在机理，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原始时期的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这大概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共有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最迟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已称这种音乐舞蹈结合的艺术形式为“乐”，甚至在音乐舞蹈各自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之后，“乐”仍既可以指舞蹈，也可以指音乐，一直保存着它的模糊词义。今天“乐”已专指音乐，所以学者通称原始时期的“乐”为“乐舞”。现存的有些原始岩画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原始乐舞的场面，那是一种群体的歌舞活动。据后来文献保留下的片断“记忆”可知，原始乐舞的举行跟祈求丰年等祭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此其中必然包含有生产活动的再现成份。
原始时期，乐舞并不成其为社会分工对象，原始社会不存在专职的乐工，乐舞一般是部落社会的全社会活动。因此，原始时期的乐舞，并没有以专门的艺术形式的面貌和身份，从社会上独立出来。
严格地说，到大约公元前21世纪夏代建立以后，乐舞才真正作为一种社会分工，从社会中取得独立。传说夏代初期的国君启和最后的国君桀，都曾用大规模乐舞供自己享乐，说明终夏一代，社会已造就出一大批专职的乐舞人员，这正是乐舞作为艺术而独立于社会的标志。
由于原始乐舞即和原始巫术、祭祀等活动结合无间的缘故，人们对乐舞乃至一些乐器所抱有的神秘思想可能产生得很早。国家产生以后，统治者便会利用和加强音乐神秘观，以便操纵、控制乐舞，用来加强其统治。保存下来的一些音乐神话故事便是这样的社会背景的产物。传说分为章节的大型乐舞《九辩》、《九歌》都是夏代国君启从天上得来的。我们从出土的战国初年（公元前5世纪）的乐器上，还能看到启的图象，似乎他那时已具有司音乐之神的地位了。又传说黄帝得到一种长得象牛，名字叫夔的动物，便用它的皮蒙鼓，用雷兽的骨头作鼓槌，敲打起来，“声闻五百里”，黄帝用这面鼓扬威天下。夔和雷兽都是想象中的神奇动物。那时的鼓，实际上和后世一样，多蒙牛皮，但也不乏用（今称扬子鳄）皮的，因此也成了神话材料。后来，夔转化成为主管音乐的“人”（神）。蒙鼓的夔成为主管音乐的神，应该看作是支配节奏的鼓这件乐器在乐舞中具有主宰作用的曲折反映。
贾湖骨笛的出土地点，靠近传说中夏代的夏台，这告诉我们，夏代的活动区域，正是中国音乐高水平发展的地区。传说中夏代乐舞明显超越前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剥去上述《九辩》、《九歌》是启从天上得来的神话成份，那么，就只剩下现实中的《九辩》、《九歌》确实无比瑰丽优美这一点了。唯其如此，才足以引发人们产生“此曲只应天上有”的遐想，并由此而进一步创造出神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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