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做过什么贡献再给我细说一下玄武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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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做过什么贡献再给我细说一下玄武门之变
唐太宗做过什么贡献
再给我细说一下玄武门之变

唐太宗做过什么贡献再给我细说一下玄武门之变
政治1.任用人才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材济济.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此外,更接纳封德彝之议,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2.从谏如流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又如王圭、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是大致上仍克制、保有纳言的风范.[3] 3.完善制度李世民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4.河清海晏贞观时期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633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633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较少,中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挺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18] 军事公元628年6月3日(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公元630年(贞观四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灭亡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19]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公元634年(贞观八年),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公元639年(贞观十三年),太宗以高昌王曲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高昌王病死,其子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20] 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二月,唐太宗以高句丽摄政弑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句丽.但东渡辽水以后,由于遭到高句丽的顽强抵抗,唐军在安巿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久攻不克,加之气候转冷,草枯水冻,粮草不继,兵马难以久留,只得下诏班师.在这之后,唐太宗对高句丽的进攻仅维持在一些小规模的突袭.[21] 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唐朝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后改名余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区)、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辽阔疆域.经济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22]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将眼光放到很远.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22]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22] 文化贞观初年,李世民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籍,在弘文殿聚四部群书20余万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馆”以储图籍.并任命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充任学士,以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著名学者、硕学之士相继为秘书监,主管国家的图书馆和藏书事业,选五品以上工书者为书手,又在弘文馆设立检校馆藏的官员,将缮写、整理、校勘图书,藏于内库,以宫人掌管.官府藏书机构除“弘文馆”外,另有“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其藏书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史称“群书大备”.晚年因连年用兵,营造宫殿,杂税日益苛重.[23] 民族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24] 但是同时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公元626年(武德九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25] 唐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25]  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立了新的羁縻府州制度.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25] 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25] 外交中外关系方面也迅速出现了繁盛景况.贞观后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25] 吐蕃公元641年(贞观十五年)正月,唐太宗在吐蕃赞曾(即君长)松赞干布的多次请求下,答应将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他,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公主入藏.松赞干布闻讯大喜,亲自从首都逻些(今西藏拉萨)来到河源(今青海鄂陵湖西),以子婿之礼接见李道宗.从此,吐蕃和唐朝结为甥舅关系,相互学习,友好相处.印度根据《大唐西域记·卷五》记载,贞观年间唐僧陈玄奘在印度取经,游学十余年,引起了北印度一位国王的注意,这位国王是北印度戒日王朝的开创者,亦称戒日王.[26] 印度的戒日王对远道而来的唐僧说起了自己所了解到的唐朝的信息:“听说你们的天子叫秦王,少年时就见识非凡,长大后英明神武.先前天下大乱,国家分崩离析,战争频仍,生灵涂炭.你们的秦王早就有了远谋大略,兴慈悲之心,救苍生,平海内.其风俗教化和大德恩泽遍布海内外,四方仰慕称臣.老百姓十分感激,于是演奏歌唱《秦王破阵乐》.我们这边听到关于他的赞颂,已经很久了,关于他的盛德声誉,请问都属实吗?你所说的大唐国,就是指秦王的国家吗?”[27] 这番话透露出戒日王对隋唐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式还是有所了解的,他知道隋末天下大乱,也知道秦王李世民是大唐王朝的开创者之一,而且是年少时就起事,在隋末纷争中,以自己的英明神武平定群雄,在创立大唐国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更有趣的是,他还知道贞观年间流行音乐排行榜上有一首叫《秦王破阵乐》的歌曲.当然,毕竟通讯手段有局限,戒日王对于李世民身份的认识,还停留在秦王这个封号上.[27] 戒日王谈起李世民的时候,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其实,李世民和戒日王还经常派使者互动.[27] 晚年的李世民开始追求长生,服食丹药.李世民对古印度方士的到来十分欢喜,厚礼相待,请至金飚门宫内配制丹药.还命兵部尚书崔敦礼率一批人马,协助古印度方士炼丹  ‍玄武门之变是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由当时的天策上将、唐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城(今陕西省西安市)大内皇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流血政变.唐高祖即位后,封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三人当中,数李世民功劳最大.晋阳起兵,原是他的主意;在以后几次战斗中,他立的战功也最多.李建成的战功不如李世民,只是因为他是高祖的大儿子,才取得太子的地位.[1] 太子建成自己知道威信比不上李世民,心里妒忌,就和弟弟齐王李元吉联合,一起排挤李世民.[1] 经过长期的斗争,李世民逐步占上风,控制了局面,最终李世民杀死了自己的长兄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得立为新任皇太子,并继承皇帝位,是为唐太宗,年号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