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有关文明交往的时事?

有没有有关文明交往的时事?
有没有有关文明交往的时事?

有没有有关文明交往的时事?
人们阅读和研究历史,总不免要从今天的视角去评说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当前的生活经验能够使人们更深地思索过去,对历史上的功绩和失误看得更清楚,体会更深刻.但历史不能照原样重演,已经逝去的岁月不能重新开始,对过去的怨恨、咒骂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不能重铸过去.但我们却可以从历史中学习到未来应该怎样生活.人类的行为都是以他们对过去的认识以及在历史中积累的智慧为依据的.当我们翻开18世纪的历史,感受得最为深切的历史失误就是造成了闭关锁国形势的清朝乾隆时期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使中国与当时日益奔腾前进的世界历史潮流绝缘隔离,延误了社会的发展,致使国家和民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过闭关政策?清朝乾隆时期曾否执行过“闭关政策”?如果不看历史的本质和主流,谁都可以容易地为两种恰恰相反的观点去找到自己需要的例证.当然所谓“闭关”或“开放”,是相对而言的,是比较意义上的词语.“闭关”不会是绝对的封闭,世界上最严格执行闭关政策的任何地方也不能生活在真空里,不会和别的地方毫无交往.清初虽有“片板不准下海“之说,实际上岂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列举一些清代前期中外贸易和交往的史事并不能否认当时总的封闭形势.当时的清政府对外执行封闭主义政策,这是禁锢国家和民族的桎梏,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历史有时会出现奇特而有趣的现象,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同一历史进程,可能会显示很不相同,甚至迥然相反的景观.18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经济繁荣,政治安定,国力强大,国家的统一和版图的巩固,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个封建王朝.如果和过去作纵向比较,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但是,国家和民族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后来居上是必然趋势,如果仅仅以比过去有所进步而感到满足,自我陶醉,就有可能陷入停滞的危险.特别在近二三百年中,地理距离的巨大障碍逐渐消除,许多在过去是遥远难达的地区变成了旦夕可及的近邻,世界上各个国家、各支力量相互竞争,你迫我赶,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当我们把所谓“康雍乾盛世”移到全世界的座标系上,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态势和景观.当时,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突飞猛进.18世纪末,亦即乾隆晚期,法国发生震惊世界的大革命,扫荡了欧洲的封建保垒,为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了发展道路.如果用资本主义青春期的倔起作比较,那末,同时代中国康雍乾盛世所取得的成就变得黯然失色,中国落后了一个历史时代,看上去犹如衰颓的老翁,体态龙钟,步履瞒珊,失去了活力和生机.
闭关政策的产生自有其深刻的根源,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和远离其他文明中心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我延续的深厚的中国古代文明,这一文明必然带有排他拒外的倾向.明代后期,西方殖民主义东进,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书籍、仪器,这是继佛教之后,外来文化的第二次大规模输入.但东进的欧风还不可能吹越过高耸的封建峰峦而遍及中国大地.18世纪的中国反而在日益靠近的世界潮流面前步步退却,更加严格地闭关锁国.康熙后期,由于礼仪问题引起清廷和天主教会之间的争论和冲突,雍正初年严禁传教活动,限制传教士来华,又限制中国商民出洋贸易、谋生.当历史提供抉择的重要时刻,中外关系被人为地阻绝,交往萎缩,关系冷却,阻碍了历史逐渐转轨的可能性.
乾隆朝继承了前朝的政策,且限制措施逐渐严格,趋于周密.乾隆初年,对中外贸易的限制尚少,态度比较宽容.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47）,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俟夷船回棹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却比较宽容,不同意地方官吏的意见.复示“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可见当时清政府尚属开明,并无限制在一口通商的意向.
不久以后．清廷的政策就发生摇摆.乾隆二十年（1755）,一些原在广州贸易的英国商船不堪广州行商和粤海关官吏的勒索,来到浙江宁波贸易,企图变更贸易路线,另开通商口岸.乾隆皇帝对此很犹豫,一方面他担心外国商人在浙江活动,“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另一方面、又无意用强硬手段,禁止贸易.他一度考虑在浙江开辟第二个通商口岸,“今番舶既已来浙,自不必强之回棹.惟多增税额,将来定海一关,即照粤关之例,用内务府司员设立海关,补授宁台道督理关务.约计该商等所获之利,在广在浙,轻重适均,则赴浙赴粤,皆可惟其所适”.
一口通商还是多口通商?这是摆在清政府面前的重大选择.如果允许浙江开埠,中英贸易由于更加接近茶、丝产地而获得发展,江浙富庶之区将被带动起来,广州的外贸垄断体制遭遇挑战,浙江和广东在招揽贸易方面将展开竞争,很可能会引起贸易规模和中外交往的迅速变化,产生有利的影响.可惜乾隆在关键时刻,步步倒退,在一口通商和多口通商之间,在更加封闭和稍稍开放之间,选择的是前者.错误的选择,压倒了正确的选择.在这里,偶然性也显示了一定的影响.由于要考虑浙江开埠的利弊,乾隆把原任两广总督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要他对浙江通商进行调查.中英贸易长期在广州进行,形成了一个包括行商、粤海关监督、广东地方官员吏役在内的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垄断了对外贸易,得利甚多．不愿使贸易转向浙江.杨应琚己任两广总督三年,正是广州对外贸易利益集团的主要代表.他以粤民生计和两省海防为理由,力陈浙江通商的弊害,“再四筹度．不便听其两省贸易”.乾隆帝接受他的建议,谕令：“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埔,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这道谕旨加强了闭关措施,形成了今后将近一个世纪内一口通商的不变格局.
自然,一口通商和闭关政策的严格化,不是杨应琚一纸奏文所能决定的,甚至也不是广州利益集团完全能操纵的,它是众多历史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至少乾隆本人和大臣们都具有闭关锁国的倾向,所以很快就接受了杨的意见.闭关政策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像中国这样一个长期远离其他文明中心的大国,要进入世界历史潮流,注定是艰难、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但是肯定历史的必然性并不等于认定人们对历史进程无能为力.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的,历史过程和自然过程的差别就在于人的能动的参与.历史舞台上演出的威武雄壮的戏剧并没有上帝预先写好的剧本,其中充满着机会、偶然性和多种选择的可能,一切有待于人的设计、开拓、创造,不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乾隆在二十二年(1767),曾有多口通商的设想,以皇帝的权威,实现宁波开埠是毫不因难的.当然,即使宁波开放,以后的中外贸易还会遭到种种困难和挫折,中国的门户也不会完全主动打开,但比之一口通商的僵化模式将更有利于中外的经济、文化交往,更有利于中国的前进.
英国商人不甘心限于一口通商,千方百计希望取消禁令,因此而有乾隆二十四年（1769）英商洪仁辉赴天津呈诉,控告粤海关勒索,要求宁波开埠,结果反而引起清廷的强硬反应,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虽受惩处,而乾隆认为“番商立意把持,必欲去粤向浙,情理亦属可恶”,不但不准别口通商,而且将洪仁辉圈禁澳门.此事成为清政府强化闭关政策的契机.同年,广东制定《防范外夷规条》,第一次明文规定对来华外商的严格约束,外商在广州只有很小的活动余地.同年,由于丝价上涨,清政府认为这是由于出口太多的缘故,竞禁止输出这一传统的对外贸易商品.这一愚意的做法,作茧自缚,反而影响了内地的经济和生计.几年之后,沿海各省纷纷要求弛丝斤出口之禁,恢复了生丝贸易.但在禁运的这段时间内,反而刺激了意大利等地蚕桑丝织业的发展,树立起了丝绸贸易的竞争对手,故以后中国的丝绸出口,一直疲软不振.
广州一口通商的体制日益不能适应增长中的中外贸易,清政府闭关措施越来越严格.清政府坚持闭关政策出于什么考虑?不少人认为是为了防御外来侵略,是正当的自卫政策.这一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从后果来衡量,闭关政策对外国势力的阻挡是暂时的,中国的门户迟早必须开放,不是主动开放,就是被迫打开.这一政策更重要的作用是束缚了中国人民.按清朝的规定：中国人不得与外国人接触,不得自由出洋,不得长期居留外国.18世纪末,尽管中外贸易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但中国人接触外国的渠道十分狭窄,对世界状况、西方科学文明毫无所知,整个社会如一潭死水,停滞凝止,没有进步.一旦中外矛盾激化,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入侵,中国失去了防卫和应变的能力.闭关政策对中国的损害远远大于对外国造成的不便.
环视18世纪的国内外环境,应该说：这是中国主动开放门户,加强与西方交流,提前实现历史转轨的有利时机.可惜中国内部尚未形成革新的力量和机制,致使机会白白地丧失.18世纪的清政府处在鼎盛阶段,财富充足,国力强盛.大批传教士的东来和中外贸易的发展造成了中外交往前所未有的规模.17世纪,荷兰曾侵占台湾,沙俄曾侵占黑龙江,严重侵犯了我国主权.在中国的坚决反击下,外国的武装侵略均告失败.18世纪的中英关系基本上是和平的商业关系,没有重大的军事对抗,不构成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威胁,这种交往对中国利多于弊.如果中外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得以加速,使中国更早、更多地接触西方文明,将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改革.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能远征中国．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军事威胁.对外国势力一定程度的警惕和防范是应该的,但并无深闭固拒的必要.清朝统治者所以要执行严格的闭关政策,并非担心外国立即有军事入侵的可能,而主要是针对国内的骚动和反抗,它害怕中国人民和外国人频繁接触．不是带来中外之间无休止的纠纷,就是中外结合,增强反对清朝统治的情绪和力量.马克思曾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指清朝的闭关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17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指满族）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当时来华的马夏尔尼也说：“吾实末见中国禁止外人在北方各埠贸易之规定明文,其所云云,不过华人欲掩其真正动机而不欲宣诸口者.彼等以为苟不如此,则恐外人之交际频繁,有碍于安谧,而各界人等之服从上命,以维持皇威于不坠,乃中国政府唯一不易之格言.”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闭关政策的渐趋严格和乾隆中叶以后国内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有关.虽然外国人和抗清起义其实没有多少关系,但清政府总是疑神疑鬼,认为“外夷奸棍,潜入内地,诳诱愚民,恣行不法”.乾隆十八年（1753）发生了安徽的马朝柱聚众谋反案．其实马朝柱和外国人毫无关系,马却借用了“西洋寨”的名目,引起清廷对天主教的更加警惕,对传教的禁令更加严密.凡是和外国人有来往的中国人均被视为奸徒,长期居留外国的华侨,携资回国,财产秒没,人被充军.洪仁辉案件中,原告英国人洪仁辉和被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处以圈禁和遣戍,而代英国人书写状词的四川人刘亚匾被处死刑.统治者害怕人民和外国人交往,故而科罪最重.乾隆四十九年（1784）,甘肃回民田五起义,当时刚好查获有四名外国传教士潜入陕西传教,乾隆神经紧张地认为：“西洋人与回人向属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陕,潜通消息,亦未可定.”谕令地方官吏留心稽查防范.18世纪后期,国内阶级矛盾愈益激化,清廷防范中外交往愈益严密,闭关的政策愈益严格.乾隆五十二年（1787）,皇帝写了这样一首诗：“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在他看来,目前国力虽盛,以后将有盈虚损益,对外交往将会带来危险,给国内统治增加不安定因素,宁可闭关不开,排拒外来势力.
当然．这是乾隆一厢情愿的打算.历史在无情地走自己的路,中英贸易日益发展,交往更频繁,矛盾更尖锐.是顺应时势,采取主动,稍稍开放,给中国打开一个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还是顽固不变,严密封钡,拒绝交往,直到大门被侵略者的炮火所轰塌.历史摆在乾隆帝面前的就是这样的选择.可惜乾隆和他的大臣们封建观念根深蒂固,对方兴末艾的抗清起义十分恐惧,对外来势力极为鄙视,深怀戒心,选择了错误的方针,不愿开放中国的门户,一次又一次失去了调整对外关系的机会.
重温这段历史,会使我们看到两百年前中国曾经出现的机会以及机会如何失去.一方面历史有其必然性,古老的中国在面临历史转轨的时刻显示其内部结构的牢固顽强,反映在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上对于外来挑战和实行变革毫无认识,缺乏准备,难于适应,不愿打开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各种人物和势力的影响,各种偶然性对历史进程的作用,特别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在关键时刻的短见和失误.历史规律体现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环境的制约,乾隆的政策正是封建小农社会的产物.但历史又是人创造的,人具有改造环境,影响历史进程的能力.英明的领导者善于体察形势,顺应潮流,判断利害得失.他们应该看到平常人所不易看到的,眼前利害之外的事情,想到那些过后看来一清二楚的道理.他们像翱翔天际的雄鹰能够眺望地平线以外正在迫近的对手,并且有意志和力量推动和带领他的国家准备应付未来的挑战.乾隆帝国内的政策和治绩相当成功,经济和政治力量臻于极盛.但是,他的对外政策是失败的,他没有觉察到盛世中隐伏的危机,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性和先进性.自我封闭,虑骄自大,故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拒绝和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堵塞了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延误了社会的发展,增加了中国发展前途上的困难,就此而言,说他是历史的罪人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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