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写的其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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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25年》在《中国作家》首次发表不久,京、沪、湘等一些报刊媒体发表评论,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以人性化视角、第一次以小说的手法描绘毛泽东的作品.据报道,一些80后的大学生从不看写毛泽东的书,而这部作品吸引他们一口气读完,有的还甚至回过头来读第二遍,第三遍.那么,这部长篇究竟有什么魅力,竟然能让80后的年轻人读上两三遍呢?有的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描绘了“而立之年遭遇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的毛泽东”；有的认为,“选定这样一个时间的断面,并用小说的形式去展现,是作者的‘奇’招.‘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是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米兰·昆德拉语),杨华方讲出的正是只有小说才能说出而被历史遗忘的东西”；有的认为,作者是“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人物的故事……正是这种探索,解构与颠覆了将伟人毛泽东神化的倾向,向读者呈现出一个真实的伟人毛泽东,一个让我们感触得到的伟人毛泽东”……我们认为,除此以外,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那就是作品中充满个性化的伟人语言的艺术魅力.
　　作为一部描写历史伟人的小说,它在艺术追求上区别于传记与纪实文学的地方可能是,它的重点不是要去讲述时代风口浪尖上的丰功伟绩,也不是某些鲜为人知的密闻逸事,以满足阅读者的好奇心.它应该是力图真实恰当地塑造伟人形象,以其伟大的人格打动人、激励人、启发人.笔者以为,这应该是当代以伟人生平为叙事对象的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毫无疑问,《毛泽东在1925年》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它所描绘的仅是毛泽东一生中一个极不起眼的时期,即第一次国共合作之间,被排挤出党中央领导层的毛泽东以平民身份回韶山养病,并组织乡亲们与地方当局斗智斗勇的故事.作家精彩呈现出了忧国忧民、智谋出众、胸怀宽阔、幽默风趣、从容镇定的青年毛泽东形象,这与作家出色的语言能力分不开的.作家正是从人物语言的层面,准确、立体、生动地把握了青年毛泽东伟大人格魅力的多层面内容,并营造出了一种幽默风趣、耐人寻味、简洁明快、张弛有度的审美享受.本文不妨从人物语言方面——这个人物当然是居于小说第一位的青年毛泽东形象——来细细体味该书的语言艺术.
　　绵里藏针 大气镇定
　　小说开篇就写毛泽东在回韶山的路上遭遇了当地的土皇帝成胥生,围绕两个叫化子的生命与之展开了斗争.毛泽东虽然当过国民党上海的组织部长,但是此次回家,他是既丢了国民党的官,也失去了在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明白“强龙难压地头蛇”道理,毛泽东表面上放低姿态,对这个土皇帝礼貌有加.一旦获得表面上的平和,就马上反守为攻,一语双关地揭露成胥生的劣迹,出其不意.“‘哈哈,欢迎?’毛泽东笑了起来,‘不要说得这么客气.你看,我几年没回家,今天刚一下船,就受到仪仗队夹道欢迎.成局长,这个礼遇高呀,我石三伢子回韶山,受到如此礼遇,真是荣幸哪.’”面对实力和地位上的差距,毛泽东即使对成胥生滥杀无辜的罪行深恶痛绝,在语言上也不进行针尖对麦芒的白热化交锋,而是以讽刺的方式旁敲侧击.这种绵里藏针的语言风格基本上贯彻毛泽东在韶山期间与成胥生的斗争中.它一次次打在成胥生的软肋上,让这条疯狂的地头蛇发威不得.其间最精彩的片段是：
　　毛泽东知道成胥生进了门,像没发现一样,伸手把毛福轩打掉的那张牌捡起来,插在手上的牌中,说：“我正盼着来个小八呢,福轩,你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润芝,你已经吃了一次小八,又吃?”杨开慧说.
　　“开慧呀,三月三,逢人路上脱衣衫.手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要符牌了,不要说小八,王八我也要吃了.”
　　“先生喜欢吃小八,每次吃了小八就符牌.”
　　“叔侃说得对,”毛泽东看了看手上的牌,说,“你们看,我跟小八硬是有缘,这次吃了小八,我又符了.哈哈,我又赢了一盘,哈哈.”
　　(第十章第5节)
　　对于受着精神奴役的农民而言,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首要的,因此在语言上就要有所讲究,融俗入雅是毛泽东语言的另一个突出特征.一方面是农民日常讲的俗语、俚语经常出现在毛泽东的口头上,如“开弓没有回头箭”,“灯不拨不亮,话不讲不明”,“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折不断”,“一针不补,十针难缝”等.这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语言以简单生动的形象使得某些道理显得浅显易懂.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九叔,在悟到了“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折不断”的道理后,成为了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另一方面是书面语在恰当场合、恰当时间的合理运用.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种粟”、“世道不正,国不兴家也衰”,“月有阴晴残缺,人有悲欢离合”,这些语言的运用不仅表明了从旧式私塾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身份,还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起着特殊的作用.在为叫化子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就选用了这样的语言：“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举行民间祭祀,以慰亡灵,没想到却招来这么多枪兵,灵堂被包围,如临大敌,冤魂如何得安?百姓的心如何不寒?”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韶山广大的乡亲们面前露面,书面语言在一般老百姓眼里是知识分子、也是权威的象征,它不仅具有较强的情感煽动力,也有利于树立毛泽东在百姓面前的威信；对于毛泽东来说,借助它们则能非常顺当地抒发个人的胸臆.值得一说的还有运用方言对毛泽东语言进行点缀,“晓得”、“搭帮”、“要得”、“钻眯子”、“划水”、“堂客”等这些湘方言时不时出现,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的语言,又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和新鲜感.
　　多种风格语言的杂糅相济,使得毛泽东语言丰满而富于变化,契合历史人物的多重文化身份,毛泽东的博学多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精神得到了高度的彰显.毛泽东以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了韶山人民,使他在韶山进行的农民运动探索经验,成为后来燃遍全国的星星之火.
　　毛泽东出众的语言能力,还表现在他的谈话艺术上.他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强化话语的有效性.当李耿候、庞叔侃被改选为教育会的执委时,毛泽东以唐默斋贪污舞弊、以权谋私被教师们赶下台这个热乎乎例子劝告两人要把好权、用好权以造福人民.当志猛子火急燎燎地说要把囤粮投机的成胥生砍了时,毛泽东接着毛福轩“共产党人不应意气用事”的话茬,用脑袋指挥身体的关系比喻共产党人与群众的关系来开导大家做事要讲对策,发动群众开展多方面的斗争.他又善于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性格和不同身份,因人而异地采用不同的谈话策略.如钟志申性格急躁,勇猛好斗,也忠厚仗义.在选谁来当韶山党支部地下交通站“庞德甫”书店的老板时,毛泽东认为钟志申立场坚定,能保守秘密,就想把他作为候选人.但钟志申以性急坐不住店子为由推托.毛泽东一声“志猛子,我看不要换了”,首先就一锤定音,不再给他推脱的借口,然后讲他会拳脚会对“庞德甫”有帮助,进而再以“党的需要,生命都要献出来,你坐下店子,还怕难受?”的话来激发他的好斗性,最后从共产党事业壮大后需要很多人来当“老板”的角度说明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志猛子最后欣然受命.在对待李耿侯以生病为借口打算不出席教育会长改选会的事情上,毛泽东根据知识分子自尊好面子的心态,以探病为由与毛新梅一唱一和演了一场精彩的戏.
　　“有病要及时治.老人补衣服有句话：‘一针不补,十针难缝.’衣服烂了要及时补好,要不烂成大眼,就不好补了.”
　　……
　　“患点小感冒,也是很正常的,哪个不感冒?有风寒就有人要感冒.新梅六哥给你开张单子,吃几付散寒药就可以了.这还算治疗及时,不会拖成大病.你要振作,明天的改选会,靠你去主持呢.……许多教师都表示要选你做执委,众望所归呢,我们都盼望你快些好.”
　　……
　　毛泽东认真听毛新梅说,还扳着指头记着：“吃一付就有效,那耿侯明天参加改选会没有问题了?”
　　……
　　“好,耿侯,你听见了,明天能不能下床,就可以看出新梅六哥是不是吹牛.”
　　……
　　“你能肯定?你不能为了给新梅的面子,明天带病去开会.”(着重号笔者注)
　　(第十五章第4节)
　　. 在感情的表达上,他深知传统教育中女性含蓄、沉默的共性,主动地向杨开慧表达自己的情谊.杨开慧对他与一秀的婚姻总是充满着好奇心,他一方面机敏地以自己当时尚年幼无知,婚姻之事完全是双方父母之命来躲开敏感话题,以宽解杨开慧,另一方面他又借这个机会称赞杨开慧,“你和她的长相吗,应该是平分秋色,不,应该是各有千秋.她呢,健美,你呢,秀丽；她会持家,你会文墨；只是她和我讲话不多,你和我常常能讲到一块.这一点,是你和她最大的不同”；当路过满是杜鹃花的山坡时,他不失时机地表达自己对杨开慧的深深爱意,“我小时候放牛,看见杜鹃花开了,常常采了一束又一束,只是自我欣赏,没有送人.那时,不知道送谁.直到我遇见毛岸英的妈妈,这,这名花就有主了”,“好,现在机会来了,只等这杜鹃花一开,我要采好多好多杜鹃花送给岸英的妈妈”.杨开慧听了心里甜滋滋的,她心中关于毛泽东与一秀婚姻的结自此就打开了.而毛泽东呢,既做到了对亡人的公允尊重,又博得了新人的欢心.
　　然而婉曲深情的毛泽东,一旦在事业上与杨开慧小有分歧,他就表现出了伟丈夫的霸气与直率.在他看来,妻子不仅是人生中的伴侣,更是精神上的理解者和事业上的支持者.在毛泽东大张旗鼓要为被滥杀的叫化子举行祭祀的前夜,杨开慧不理解他的用心而在语言上流露出责怪不满的意味并干扰他看书时,毛泽东就有些“烦躁”,“激动”,说话的语调也高起来,“你又不是今天才认识我.我毛泽东就是这个毛病,越是热闹,越是紧张,越要看书”,“你今天怎么老泼我的冷水呢?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只要我理由充分,我的冷板凳会变成热板凳的,事在人为.”这些话脱口而出,基本没有经过揣摩酝酿,毛泽东性格中的霸气率直成份在此时展露无遗.不过当他发现杨开慧在偷偷哭时,又放下自己手中的书,轻言软语地开导杨开慧支持自己的行动.
　　如果说前面三个方面更多表现的是伟人的非常之处,那么对毛泽东情感世界的涉足则是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它恢复了伟人的凡人面貌,从而为塑造历史人物的高大形象搭建起一个真实可信的人性平台.
　　在一个逐渐趋向理性时代,以露骨夸耀的语言歌颂伟人,或者以神话传说神化伟人,都不再适应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需求.《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年》的叙述者几乎不跳出情节来赞美伟人,他将所有的笔力和崇敬之情用在对伟人语言一丝不苟的刻画中,使一个胸怀宽广、智谋超群、风趣幽默、处事不惊、细致体贴、博学多才、伟岸潇洒、具有大无畏精神的青年毛泽东形象栩栩如生地站立在读者的面前.如果说以上所分析的毛泽东高超的语言艺术,那么它反映的同时也是作家把握语言的出色才华和塑造人物的多样笔墨.小说作为一门语言的艺术,对语言表现力的高度追求历来是作家们孜孜以求的.凡在语言上追求简洁、优美、蕴藉、含义丰富的文学作品,不仅有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往往还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2009年3月于长沙
　　也许比这个背景介绍要详尽的多,但杨华方不是这样,小说一开头就把就是毛泽东回乡时代接待场面,这个场面里唯独没有毛泽东,也就是利用这个场面,作者用最浓缩的文字描写了毛泽东身边几乎所有角色的人物群像,人物的性格、身份自然地流露于纸面之上；我们实在想不出更有效的方法了.著名作家马原说过,写好小说要有慧根,有没有慧根,一看开头就知道.杨华方的这个部分很精彩,不知道是由于拥有慧根还是精心的编织?毛泽东的境况通过“他人之口”显现出来,也就是毛福轩所担心的具体内容,这种客观化的叙述方法加强了小说的艺术真实性,从而有效的避免了一般作者用一种直接的方式粗暴的干涉小说情节流动.正如福楼拜所说,作家不能在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能在人世间露面一样.杨华方没有那么极端,但绝少从情节中脱离出来,对人物的行为大发议论或者慷慨陈词,从而忘记了自己的叙述人身份,毁坏了小说的独有审美效果.
　　小说显现了许多毛泽东生活当中的细节,当然不同于以往人们耳熟能详的吃红烧肉的片段.毛泽东和杨开慧既是革命战友又是夫妻,在创作上,作者善于蓄势.小说中调虎上山、联名状、金蝉脱壳等情节构成了小说的故事单元,每一个单元事件的最后解决都是一个高潮,但高潮的到来往往经过了层层铺垫.这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跳高运动员,要想越过最高点,必须要有充分的助跑.杨华方的小说同样如此,由于充分的“助跑”,最终的高潮到来水到渠成,而不是唐突的一个直转,抛出作者自以为高潮的结局,尴尬而无力.
　　杨华方笔下人物的斗争策略同样“奇正相生”.毛泽东善用奇计,金蝉脱壳一节,成胥生和曹队长截断了毛泽东的去路,形成三面夹击,往那边跑都不行,似乎形成了绝境,帮助毛泽东离开的钟志申和庞叔侃,欲想以一己之力用非常原始的方式“拿根轿杆子冲过去,杀开一条路,保护润之突围”,这是一种正常思维的常规,但面对几百条枪,显得有些太“不自量力”.毛泽东让两人抬空轿依旧前行,自己则换路离开,以金蝉脱壳之计演绎了一出漂亮的“空城计”.这种疑兵之计与后来率领红军摆脱蒋介石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如出一辙!
　　历史常常惊人的相似.
　　“反联名状”和“平粜”事件则凸显了毛泽东以“正”为主的思想,成胥生和几个土豪劣绅联名诬告毛泽东,毛泽东则针锋相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只身,来了个反联名状,串联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签名反告成胥生,因为参与人数众多,使统治者自己必须衡量逮捕毛泽东所冒的政治风险,唯恐激起民变.
　　《孙子兵法·势篇》曰：“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究之?”李世民说的更为详细：“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卷》).历史穿越千年,却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不应解读为一种巧合.
　　一般来说,领袖人物的正史,写的大多是他们的一生,但杨华方以艺术的方式再现了1925年回到韶山的毛泽东.这是毛泽东一生的时间节点,选择这个时间节点作为小说聚焦的主要内容,也反映出作者卓尔不凡的选材能力和创作自信力,这是创作方法上的“以奇为正”.虽然此时的毛泽东似乎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隐介藏行,淡出了喧哗的大众视野,但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毛泽东天才的思想在小范围内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为他以后风起云涌的军事与政治斗争中奠定了扎实的成功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