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与第一部新诗集（《女神》）有什么区别啊?

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与第一部新诗集（《女神》）有什么区别啊?
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与第一部新诗集（《女神》）有什么区别啊?

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与第一部新诗集（《女神》）有什么区别啊?
找了篇相关的论文,你有兴趣就读一下,比较长.
“起点”的驳议：新诗史上的《尝试集》与《女神》
作者：姜涛
内容提要：在新诗史上,胡适的《尝试集》与郭沫若的《女神》,都是新诗成立的奠基之作.但在回溯新诗历史起点的时候,一种微妙的争论,往往在两本诗集之间发生,而新诗的评价及历史建构机制,也就展开于其中.本文检讨了这两本诗集的历史定位过程中,读者的阅读、批评的生产以及文学史叙述的作用,从而对一般线性的新诗史叙述,提出自己的质询.
在一般的文学史叙述中,新诗发生的起点,无疑要从胡适及他的《尝试集》算起.作为新诗的“老祖宗”,是胡适垄断了新诗的发明权,《尝试集》则是第一块开山的界碑,象一块栩栩如生的化石,记录了诗体大解放的历程.这一点毋庸质疑,几乎是最基本的文学史常识.然而,在这种判断之外,另一种说法也屡见不鲜,并隐隐构成了对胡适及《尝试集》的挑战.1922年,在郭沫若的《女神》出版一周年之际,郁达夫就曾以不容质疑地口吻说：“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这一点“我想谁也该承认的”.同年,闻一多在他著名的《女神》评论中,也有类似的评价：“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其后钱杏邨、穆木天、焦孚尹、周扬等人,都先后重申过这一观点.由此,在《尝试集》和《女神》之间,一种微妙的纷争就此展开,这意味着,在回溯新诗的历史起点时,后人至少拥有了两种说法,它们在文学史上同时并存,此抑彼扬,形成一种潜在的论辩,甚至一直延续到了当代.
无庸赘言,政治风云的变动、时代语境的转换,胡适、郭沫若二人政治身份的差异,直接制约后人的态度和文学史上的座次.然而,除了外部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外,两部诗集地位的升沉,还是连缀着对新诗历史的整体评价.其实,除《尝试集》和《女神》以外,周作人的《小河》、沈尹默的《月夜》、朱自清的《毁灭》等作品,都曾被当作过新诗成立的标志,而与不同的起点设定相关的,是对新诗合法性的不同构想.当晚出的《女神》被设定为真正的起点,某种价值上的优劣对于时间次序的优先权也建立起来,换而言之,新诗不仅是一个历史形态,完成的只是由文言到白话的工具变革,它还包含着特定的美学诉求和历史内涵.在《女神》、《尝试集》升沉的背后,展开的是一种文学史建构机制,是对“新诗是如何成立”的这一问题的解答.因而,梳理这一“起点神话”的建构过程,便成了一项饶有意味的工作.
一
从时间上看,《尝试集》问世于1920年3月,而《女神》的出版则1921年8月,其间虽然相隔一年有余,但基本上可以说是“同步”发生的,并在读者的视野里,激起同样巨大的反响,共同成为早期新诗“形象”的来源.然而,在诸多共性之外,《尝试集》和《女神》对新诗“形象”的呈现,也迥然不同,而新诗发生期的某种内在张力,恰恰表现于其中.
作为“新诗”的第一个样本,胡适在《尝试集》,通过对序言、编次等环节的设计,呈现了白话新诗从古典格律诗体中,如何一步步脱茧、解放的过程,工具层面的新/旧、白话/文言的冲突,也成为辨识胡适及早期新诗形象的主要尺度.但在工具意义的变革之外,《尝试集》另一个争议之处,还在于对某种既定的“诗”标准的反叛.从早年的提出的“作诗如做文”的方案,到后来对所谓“诗的经验主义”的解说,打破诗文界限的努力,一直贯穿了胡适的新诗言论及实践.无论是以平白、朴素的口语,代替“风花雪月、娥眉、朱颜,银汉、玉容”等所谓“诗之文字”,还是在诗中包容说理、叙事等因素,对一般“诗美”规范的反动,的确为早期新诗带来了清新的活力和历史包容力,并成为新诗人们普遍分享的倾向,以致在后人看来,“非诗化”已成为以《尝试集》为代表的早期新诗的基本特征.应当指出的是,这一“非诗化”取向,不仅有违一般读者的阅读期待,而且与当时正在广泛传播的现代纯文学观念,形成了暗中的抵牾,有关《尝试集》的众多非议,也大半由此产生.一方面,由于“诗体的大解放”而备受尊崇；另一方面,又由于废黜了“诗美”而备受指摘,《尝试集》的文学史形象,可以说颇为尴尬.
与《尝试集》相比,异军突起的《女神》,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出品,呈现了新诗的另一种“面目”,无形中构成了新诗发生的另一极.虽然《女神》中若激昂扬厉的狂放书写,最为强烈地冲击了传统“诗形”.但还应看到的是,《女神》同时也是一部高度“非散文化”、甚至是“雕琢粉饰”的作品,在音节、用词及结构方面,都是相当考究的.辞藻的华美,大体均齐的格式和韵脚,以及诗歌经验的“非日常性”,都是其显著的特征,并与当时流行的散文化诗风区别开来.苏雪林在30年代就说：白话诗初起,排斥旧辞藻,力主白描,“但诗乃美文之一种”,“官能的刺激,特别视觉、听觉的刺激,更不可少”,郭沫若的诗篇中充满了“心弦”、“洗礼”、“力泉”、“音雨”、“生命的光波”、“永远的爱”等夸张的欧化辞藻,恰好满足了了这种期待.有意味的是,在“阅读期待”的部分满足中,一些敏锐的读者,开始将《尝试集》和《女神》,在“诗”的维度上有意对照起来.
20年代初,还是一名文学青年的诗人冯至,就是狂热的新诗读者中的一员,后来他回忆说：当时“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草儿》,俞平伯《冬夜》,我都买来读,自己也没有判断好坏的能力,认为新诗就是这个样子.后来郭沫若的《女神》、《星空》和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相继出版,才打开我的眼界,渐渐懂得文艺是什么,诗是什么东西.”在冯至这里,“好”与“坏”,“诗”与“非诗”的区分,是显现于《女神》与以《尝试集》为代表的“亚东系列诗集”之间.在另外读者那里,《女神》与《尝试集》之间的这种对峙关系,表露得更为明显,施蛰存曾用一个暑假反复研读《尝试集》,结果是对于胡适的新诗起了反对,而《女神》出版后,在读到第三遍时,就“承认新诗的发展是应当从《女神》出发的.”记录类似感受的材料,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引述,但不难看出,对《尝试集》的贬损与对《女神》的推崇,是交织在一处的,构成了一种判断的正反两面,它指向的是新诗的历史起点的确认,即：在所谓“诗”的前提下,《女神》是新诗合法的起点,而《尝试集》所代表的,仍是新诗处于历史遮蔽下的某种未完成状态.一种诗歌史意义的区分话语,已经被引申出来.其实,在《女神》出版第二天,郑伯奇就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就发表了书评,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这一点：在《女神》之前,新诗集也出过两三部,数量很少,“说句不客气的话,艺术味也不大丰富”.新与旧的基本矛盾,在这里已隐没,代之以“艺术味”的有无.
在读者的阅读中,《女神》与《尝试集》的对峙关系,已表明新诗历史“坐标系”的转换.当然,随着新诗的展开,以及合法性标准的推移,《女神》和《尝试集》都被渐渐推向历史的封存处,但在后人的论说中,两本诗集的投影仍时隐时现,臧否褒贬之声始终不断.作为开山之作,《尝试集》的影响无疑十分深远,在某种意义上规划了新诗的基本道路.有意味的是,这种影响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新诗史上屡屡不绝的抨击与诋毁,很多新诗人在确立自己诗歌起点时,似乎都要向前回溯,以咒骂《尝试集》为开端,这恰恰从反面验证着“起点神话”重要性所在.成仿吾说：“《尝试集》里本来没有一首诗.”朱湘的评价与其类似,认为《尝试集》中“没有一首不是平庸的.”而穆木天则干脆将胡适定为中国的新诗的运动中最大的罪人.这些发言,后来被广泛引用,构成了《尝试集》的基本文学史形象.值得指出的是,它们依据的标准虽各有不同（浪漫诗学的“情感表现”,象征主义的含蓄、暗示,以及对形式格律的强调,都是评价的尺度）,但一个共同之处,都是从所谓“诗”的角度废黜《尝试集》的合法性,从而重新构想新诗的方向.
与《尝试集》备受责难的命运相比,《女神》则声誉愈隆,对其作为新诗另一起点的强调,也多有回响.除上文引述的郁达夫、闻一多20年代初的说法外,对《尝试集》毫不留情的朱湘,从郭沫若对“诗”的特殊拓展入手,认为“他的这种贡献不仅限于新诗,就是旧诗与西诗里面也向来没有看见过这种东西的”；虽然,对于《女神》并非一片叫好之声,批评之声也时有传来,与《尝试集》一样,也往往被当作是艺术上已被超越的存在,无法在更新的美学尺度上引起后人的共鸣.但从总体上看,在后人眼中《女神》的价值是凌驾《尝试集》之上的,即使是与胡适交好的陈源,在其《新文学运动以来十部著作》,也列出《女神》、《志摩的诗》作为白话诗的代表,胡适却仅举其“文存”,而《尝试集》却榜上无名.上述种种观感、印象以及判断,在创造社的后期盟友钱杏邨那里,凝结为一个极为夸张的结论：“《女神》是中国诗坛上仅有的一部诗集,也是中国新诗坛上最先的一部诗集”.在这里,不仅《尝试集》“第一”的位置被取代,其他新诗集的地位也随之被一笔勾销.
二
上述批评言论,出自不同的立场,与发言者所处的文坛位置、所属的文学阵营,也有直接的关联,但它们却影响着后人的历史想象,对文学史图像的形成,起到不可忽视的奠基作用,《尝试集》与《女神》的对峙,也曲折地投射于新诗史线索的勾勒中.作为新诗的第一本出品,《尝试集》的开端地位似乎是不可动摇的,大多文学史叙述,在论及新诗时,都要从《尝试集》起笔,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就称《尝试集》是“我们第一部新诗集”. 直至王瑶,该说法也未改变.这一点似无需多言.相比之下,有关《女神》的历史定位却莫衷一是.
在相关的评论中,《女神》多次被推为新诗合法的起点,然而,价值的判定却无法替代历史的实证逻辑,虽然围绕郭沫若和胡适谁是白话新诗“第一人”的问题,有过不少的讨论,但《女神》晚出的事实,却决定在一般的文学史描述中,上述《女神》作为起点的说法并不多见,常见的描述仍是将《女神》,定位于新诗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具体说来,大致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描述,只是将《女神》当作新诗发生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其文学史地位没有被特别地突出,如在30年代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中,郭沫若只被当作“无韵诗”作者中的一员,名字与汪静之、康白情、俞平伯同时出现；与此相关的是,在很多论者眼里,与《女神》相对峙的不是胡适的《尝试集》,而是康白情的《草儿》.在此类描述中,《女神》的形象,仍是呈现于新诗发生的整体进程中,并未被鼓吹为另起炉灶式的起点.
第二类描述,虽然强调《女神》的特殊性地位,但它往往是作为新诗史的某种“异端”,而被引入讨论的,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的说法,最具代表性：他沿着新诗发展的时间线索,从胡适到康白情、到湖畔派,再到冰心和白采,一路说下去,到了最后才补充写到：“和小诗运动差不多同时,一支异军突起于日本留学界中,这便是郭沫若氏.”言外之意,“以抒情为本”的《女神》,是新诗主线之外旁逸的一条分支.这种印象也沈从文设计的 “分期表”中体现出来,在沈从文眼中,新诗“尝试期”的代表是《尝试集》、《刘大白的诗》、《扬鞭集》,“创作期”的代表是《草莽集》、《死水》、《志摩的诗》,《女神》则独立于这一序列,因为郭沫若“不受此新诗标准所拘束,另有发展.”无论是“异军的突起”,还是“不受新诗标准所拘束”,在这一类描述中,《女神》的形象是寄托在对一般新诗逻辑的挣脱上的,但值得考虑的是,随着评价标准的变迁,“异端”往往能翻身一变,成为新的“正统”.
与前两类描述相比,最为常见、也最为重要的是第三类描述,即：将《女神》看成是新诗发展某一阶段的代表或开端.这里有从“诗体解放”的角度立论的,《尝试集》到《女神》的过程,就是“诗体大解放”实现的过程,两本“新诗集”首尾衔接成新诗的进化；另一种立论,则从20年代的诗歌形式标准出发,把《女神》被当作新诗“格律诗”阶段的起点：余冠英分新诗为前、后两期,而后期对西洋诗体的模仿,是“《女神》等集启其绪”；这一说法在赵景深、陈子展那里得到了延续,杨振声则更为直接,跨越时间的界限,郭沫若与徐志摩,并列为第二期的代表,特点也是用“西洋诗体”.在这样的分期论述中,《女神》被纳入到新诗的主流线索中,但不同的是,它标志的却是对最初向度的历史性超越和诗歌“形式”规范的复归.
如果说在这种定位中,“另一起点”的文学史地位已被暗示出来,那么最后一种描述,则直接将《女神》颁布为新诗合法成立的标志.蒲风在其著名的《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中,分早期新诗（1919—1925年）为尝试期和形成期,而郭沫若被推为“形成期”的代表诗人.“尝试”与“形成”,这样的命名似乎在强调两个时期的地位不是均等的,前期只有发生的价值,在后一期,新诗才正式成立.同样,穆木天也不只一次断定：“‘五四’诗歌,由胡适开始,由郭沫若完成：这是我在过去论沫若诗歌时的结论；这个结论,我始终认为不错.”
表面上看,最后一种描述只是重复了许多发言者的个人判断,但有一点十分不同的是,这里显露出一种微妙的文学史构造策略,即将本来几乎是“共时”发生的诗歌向度（《尝试集》与《女神》几乎是同时出版的,先后只差一年）,拉伸成“历时性”的分期,蒲风在文中对此就有说明：郭沫若的写作,虽在尝试期已有惊人成就,“不过正因为他有过惊人的成就------所以我把他位置在这里,当作这形成期的代表人之一”.这种策略的特殊性在于,对时间顺序和价值等级的有意混淆,其功能则表现为,对上文提及的价值逻辑与历史逻辑之间矛盾的解决,在历史/价值的张力中,新诗的发生的两个起点,被扭转成“开端”和“成立”的线性接替.在蒲风等人的描述中,“扭转”之力是将《女神》推后为“形成期”的代表,这种“扭转力”有时也会作用于《尝试集》上,将其挤到新诗“史前”的位置,它的价值似乎只局限在诗体的新旧过渡上.有意味的是,谭正璧在他的文学史中,还将胡适的《尝试集》与胡怀琛的《大江集》相提并论,认为都代表了“未脱旧诗词的气息”的时期.当年,胡适等人将“不新不旧”的胡怀琛排斥在正统诗坛外,但在后人那里,《尝试集》和《大江集》却归入了一类,这似乎是一个讽刺.
在这一构造策略的影响下,一种基本的文学史印象也得以形成,即：新诗的发生以及成立,是呈现于《尝试集》与《女神》之间的：一为开端,一为完成,两本几乎同时出版的诗集间,一种“进化”或“回归”的时间差被想象出来.在这种印象基础上,上述基本的文学史线索被普遍接受,并延续到了当代.众所周知,50年代以后,随着对胡适本人的批判,《尝试集》的名字一度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女神》却堂皇地成为新诗的合法起点,如80年代初一位论者所说：“《女神》是中国诗坛上最先的一部诗集”的观点,“在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以后,就广泛流行开来.”他还举出复旦大学中文系1978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下列说法为例：“《尝试集》是一本内容反动无聊,形式上非驴非马的东西.这个集子五花八门,象垃圾堆一样,名堂甚多,但没有一首是真正的诗,更没有一首是新诗!”甚至说“把《尝试集》作为中国第一本新诗集”,“也是完全错误的.”然而,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历史品质的复归,无疑又将《尝试集》带回人们的视野,一时间重评《尝试集》的文章也蔚然成风,围绕《尝试集》与《女神》谁是第一本新诗集的问题,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似乎再所难免.具体论争的内容,这里不再引述,但最后达成的结论,不过又回到了过去的线索：《尝试集》由于其客观的历史存在而被认可为开端,而《女神》则由于其在思想、艺术上的多重成就而被奉为新诗成立的“丰碑”.

三

在《尝试集》和《女神》之间,一种文学史的进化想象被建立起来,而梳理这一过程的目的,主要不在能够满足某种“学科史”的需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新诗的合法性辩难,得到了怎样的化解.
如上文所述,在“新诗”的发生过程,诗歌语言、体式的变革之外,对某种“诗美”规范的反叛,对诗歌表意的多种可能性的追求,是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冲动.虽然,这并不是什么文学史上的新见,但考虑到它是在一个个文化、观念、词汇都处于急遽变化的时代产生的,并与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抱负相关,即：在既有的审美规范之外的新异探索中,把捉特殊的、变化的现代经验.如果从某种世界范围的整体视角出发,这种冲动中包含着鲜明的现代性特征.“现代性”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有研究者也将这一框架引入新诗的研究,将新诗的展开概括为“对现代性的追求”,具体澄清其内涵不是本文的工作.简单地说,审美领域内“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是一种从变化、短暂、偶然的“现时”中“提取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于诗意的东西.”上面波德莱尔的这段话规划了19,20世纪以来诸多先锋文艺思潮的发生,正是在这种冲动的潜在驱动下,对一般诗/文界限的逾越,由是成为一批新诗人主动的先锋性尝试.然而,这种尝试一方面,造成了早期新诗在写作上的一种激进的粗率之风（这正是早期新诗屡遭诟病的原因）；另一方面,又和不断扩张中的现代诗歌观念发生剧烈的摩擦.
从某种角度说,新文学的发生包含了两个过程,一是语言工具的解放,一是现代文学观念的扩张,两者之间既互相推动又有所分别,这构成了发生期特殊的复杂性.在“文学”观念的知识扩张中,某种“诗”话语的激增也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翻看1920年代的诗歌论文,会发现大量有关“诗歌”定义、本质和文类边界的论文,康白情的《新诗的我见》、宗白华的《新诗略谈》、俞平伯的《诗的自由与普遍》,发表在《学灯》上的郭沫若与宗白华的论诗通信、叶圣陶《诗的源泉》、王统照的《对于诗坛批评者的我见》、郑振铎的《论散文诗》《何谓诗》等是其中代表.这些文章大都引述温切斯特、韩德、莫尔顿等西方教授的文论,在“文学”定义的基础上建立“诗”的科学规定和知识边界,流风所及,就连许多诗歌论争也往往从争夺“诗”的定义开始.在这种背景中,对早期新诗的不满也愈来愈获得了一种现代的知识表达.譬如,在《评〈尝试集〉》中,胡先骕就以讨论“诗之原理”为发难起点,他认为《尝试集》：
“其中虽不无稍有情意之处,然亦平常日用语言之情意,而非诗之情意.夫诗之异于
文者,文之意义,重在表现(denote),诗之意义,重在含蓄（counate）与暗示（suggest）,
文之职责,多在合于理性,诗之职责,则在能动感情.”
在早期新诗论争中,这段话是颇有代表性的.虽然“旧诗”仍是参照的诗歌典范,但构想一种纯粹的“诗”本体,在捍卫对“诗/非诗”（诗/文）界限的前提下,重新估价新诗的方向,也成为论战中最有效的批判武器.这种策略也延伸到新一代诗人那里,闻一多、梁实秋在《〈冬夜〉〈草儿〉评论》中,就引出了一连串类似的结论：“我们不能承认演说词是诗”,“我们不能承认小说是诗”,“总之：我们不能承认记事文是诗”.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一文更是以“文学是直诉于我们的感情,而不是刺激我们的理智的创造”,这一现代诗学的“套话”为发端,从五本新诗集中引出几行诗句,不加分析,就抛出判断,而主要的断语就是：“不是诗”.
从现代性的历史冲动出发,早期新诗显示了崭新的历史活力,但需要辨析的是,激进的写作策略不仅要受读者审美期待的衡量,也同时要接受现代“诗”规范的规约.在早期新诗的论争中,不难听到诗人的“越界”冲动与纯文学“排斥性”机制的对话,二者之间的碰撞,一直交织在新诗发生的过程中.这意味着,作为一种新的写作方案,新诗的内涵要从一种张力结构的角度去把握.这似乎是一种特殊的理解方式.但是,在《尝试集》与《女神》之间的文学史线索的构造中,我们不仅看到“共时”的对峙被拉伸、铺展成历时的“进化”,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张力结构也在无形中被消解、掩饰了,新诗发生的线索简化成一种逻辑：首先是白话工具的采用,继而是某种“诗”品质的达成,两个阶段完整的衔接,构成一种符合艺术“规律”的目的论叙事.而没有反思,这种目的论叙事,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现代文学观念规约下的产物.
上述历史线索的形成,关涉的不仅是两本诗集的命运,它与早期新诗的整体评价、以及新诗合法性的制度化想象,都是密不可分的.当《尝试集》与《女神》之间的“共时”差异被拉伸成“历时”进化,新诗发生期多种可能性纷呈的复杂局面随之被条理化了,张力结构中的“对话”关系,也变成两个阶段的更迭,如郭沫若自己所言：“前一期的陈、胡、刘、钱、周,主重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这一期的郭、郁、成、张却都主要在向新文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