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是哪八旗?

“八旗”是哪八旗?
“八旗”是哪八旗?

“八旗”是哪八旗?
八旗制度
中国清代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满族的先世女真人以射猎为业,每年到采捕季节,以氏族或村寨为单位,由有名望的人当首领,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单位进行集体狩猎的组织形式,称为牛录制.总领称为牛录额真（牛录意为大箭；额真,又称厄真,意为主）.
八旗的建立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他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建立黄、白、红、蓝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皆纯色.四十三年,努尔哈赤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原有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镶,俗写亦作厢）.旗帜除四正色旗外,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把后金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编在旗内.其制规定：每300人为1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5 牛录为1甲喇,设甲喇额真1人；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1人.据史籍记载,当时编有满洲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共400个.此时所编设的八旗,即后来的满洲八旗.清太宗时,又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制与满洲八旗同.八旗由皇帝、诸王、贝勒控制,旗制终清未改.
八旗制度的特点 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 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入关以后,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八旗兵从而成了职业兵.清定都北京以后,绝大部分八旗兵丁屯驻在北京附近,戍卫京师的八旗则按其方位驻守,称驻京八旗,俗称京旗,实即禁军.另抽出一部分旗兵派驻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称驻防八旗.八旗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如封爵,崇德元年（1636）始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9等.八旗按引军旗色定户籍. 八旗兴办宗室觉罗学、官学等,课其子弟.八旗宗室王公及官兵的婚丧等均有规定.清初定满汉不通婚,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才取消禁令,实际上民间早已通婚.
八旗的兴衰 清军入关, 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为了安置八旗官兵和闲散人口,清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八旗官兵因此获得一部分旗地.兵丁份地大多数靠本人带同家属从事耕种,后多迫于生计被典押出去.清统治全国以后,八旗兵丁生计日渐拮据.清王朝虽采取了种种措施,但直至清末,八旗生计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陷于贫困的境地.
八旗制度从正式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共存在 296 年.它是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军事支柱,曾为发展和巩固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为保卫边疆防止外来侵略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满族社会的发展,更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嬗变,八旗制度中落后的一面也日益明显,严重地束缚了满族人民的发展,在征战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小.八旗制度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历了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整个历史过程.
“八旗子弟”是什么?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但是年轻人知道的可能不多了.清兵入关以前,17世纪初,努尔哈赤（清太祖）把满洲军队分成了四旗,每一旗,起初是七千五百人.后来因为人数一天天增加（以满人为主,也包括少量蒙、汉、朝鲜、俄罗斯等族人）,又由四旗扩充为八旗.八旗旗色的分别,是除了原来的正黄、正红、正白、正蓝之外,再加上镶黄、镶红、镶白、镶蓝.这些旗的编制,是合军政、民政于一体的.满洲的贵、贱,军、民,都编了进去,受旗制的约束.后来,随着军事的发展,又增编了“蒙古旗”和“汉军旗”.三类军旗各有八旗,实际上共为二十四旗.原来的本部,由于区别上的需要就专称“满洲旗”了.
清兵入关的时候,这些“旗下人”或者说“八旗人”的男丁,大抵是能骑善射,勇于征战的.入关以后,他们大抵受到了世代的优待.和皇室血缘亲近,地位崇隆的,当了王公大臣,什么亲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之类；地位小的,当什么参领、佐领；最小最小的,也当一名旗兵.由于他们参与“开国”有功,地位特殊,世世代代食禄或者受到照顾.特别是满洲旗的“旗下人”,更加享有特殊的身份,他们大抵是满洲人,但也有早年祖先就跟随清宗室到处征战的汉人,即归附已久的“旧人”置身其间.清代的制度,规定他们不准随便离开本旗,在京的也不准随便离京.凭祖宗的福荫,他们好些人世代有个官衔,领月钱过活.一般的旗人要做事就得去当兵,领一份钱粮.但是家族繁衍,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名义上还是参领佐领,但实际上已经并不带兵,有的人名义还是骁骑校,但是已经不会骑马.更甚的,由于子孙大量繁殖的结果,每家每户的“月钱”不可能累进,“粥少僧多”,就分薄了收入.旗兵的名额有限,也不可能随便入营.加上上层人物的贪污腐化,大吃空额,能够入营的旗兵相对来说就更加有限了.这样,世代递嬗,不少“旗下人”就穷困下来.他们之中某些有识之士,也觉得长年累月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坐吃山空不是办法,也有去学习手艺的.但是这样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认为他们没有出息.所以就其压倒的多数而论,“旗下人”大抵是游手好闲的.
先代的“光荣”,祖辈的“福荫”,特殊的身份,闲逸的生活（靠领月钱过日子）,使得许多“旗下人”都非常会享乐,十分怕劳动.男的打茶围,蓄画眉,玩票〔玩票〕指非职业演员从事戏曲表演.,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坐茶馆,一天到晚尽有大量吃喝玩乐的事情可以忙的.女的也各有各的闲混过日的法门.到了家道日渐中落,越来越入不敷出的时候,恃着特殊的身份和机灵的口舌,就干上巧取豪夺,诓诓骗骗的事儿了.他们大抵爱赊买东西,明明口袋里有钱,偏要赊,已经寅吃卯粮了,还是要赊.当时好些人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广州曾经是“旗下人”聚居的城市之一,至今市区还留下“八旗二马路”这么一个名称.这里流传着一个故事：早年有个“旗下人”到茶馆喝茶,当堂倌取来冲茶用的盖盅,还没有冲水的时候,他就把一只小鸟放在盅里,加上盖子.当堂倌揭开盖子的时候,小鸟呼的一声飞走了.于是这旗人就撕开颜面,缠着堂倌索取赔偿,狠狠敲了一笔之后,才扬长而去.直到今天,广州的茶馆里,服务员为茶客泡好茶,如果茶客饮后自己不揭开盖子的话,服务员是不会主动来冲水的.传说这种习惯就和这个故事有关.姑不论这是真是假,直到现在仍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可见当年“八旗子弟”给人的印象了.
周恩来同志曾经提到的“八旗子弟”,应该说是一个特定名称,它指的不是清兵入关前后,策马弯弓,英勇善战的旗籍青年；也不是辛亥革命之后,逐渐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曾经有过旗籍的青年；也不是指具有旗籍的一切人.“旗人”之中,也有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的人物.清代的大作家曹雪芹,就是正白旗人.现代作家老舍,就是正红旗人.他们“旗下人”的身份丝毫不影响他们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它指的是清末那些凭借祖宗福荫,领着“月钱”,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沾染恶习,腐化沉沦的人物.
老舍先生因为是满族的旗人（不像曹雪芹那样是原属汉族而祖先进了满洲旗的旗人）,因此,他对于满族旗人,对于那些“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和所作所为是知之有素的.在他的《正红旗下》那篇自传体的文章中,曾对早年旗人生活作了绘声绘色、入木三分的揭露.这里我想引他的两段话,以窥见不少旗人沦落的原因以及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
……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不准随便离开本旗,随便出京；尽管可以去学手艺,可是难免受人家的轻视.他应该去当兵,骑马射箭,保卫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骑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粮钱,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浮沉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是呀,以大姊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注：一种小鸟）.同样地,大姐丈不仅满意他的“满天飞元宝”,而且情愿随时为一只鸽子而牺牲了自己.是,不管他去办多么要紧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总看着天空,决不考虑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头上碰个大包.……他们老爷儿俩都聪明、有能力、细心,但都用在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与刺激.他们在蛐蛐罐子、鸽哨、干炸丸子……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像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有点糊涂的梦.
这类人物去当什么“参领”“佐领”以至什么名义上更大的官儿,自然没有办法不把事情弄糟.当年帝国主义军舰开到中国沿海耀武扬威,初次见到那些艨艟〔艨艟（méngchōng）〕也写作蒙冲,古代战船.这里借指军舰.时,扬言“此妖术也,当以乌鸡白狗血破之”的,不就是官阶虽然比他们高得多,但无知和胡混的程度,和此辈也在伯仲之间的八旗王爷将军一类的人物吗!
清朝的覆亡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八旗兵”的颟顸〔颟顸（mānhān）〕糊涂且马虎.腐败,也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后来的“八旗兵”已经变得腐朽透顶,在战场上常常一触即溃,和清军初入关时那种秣马厉兵、能征惯战的景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搁起这支老队伍,另行去编练新军.而编练新军,又没法阻止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前来参加,起义新军终于构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军的洪流之一.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见到,一个人不是凭真才实学,凭艰苦奋斗,而是凭血统关系,躺在祖先的福荫之下,享受特权,闲逸度生,是终究非衰颓腐败下去不可的.这样的事情,该是顺治、康熙所始料不及的吧!早期的八旗将领,可以说过的是相当艰苦的生活.今天如果到沈阳的故宫参观,可以看到金銮殿下的广场上,两旁分列着八座小殿宇似的建筑,那是八旗主帅进见努尔哈赤,入朝议事时的驻宿之处.那些房屋并不大,大概只相当于现代旅馆每天十块钱的房间的大小,那就是早期“主帅”们的生活标准了,较之后期的王侯公卿的生活水平来,也是相去很远的.
凭血统关系,凭祖宗福荫过骄奢闲逸的生活,可以使人日渐腐朽,终至于烂得不成样子.这种事情,实际上并不独“八旗子弟”为然,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这样的事例.这真是“前面乌龟爬泥路,后面乌龟照样爬”,“前车虽覆,后车不鉴”了.在清代之前,明代原本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活剧.明初朱元璋分封王子为各地的王,这些王的儿子,嫡长的就继承王位,世袭不已.其他的王子王女,也各有封赠.由于人数越来越多,一代代传下去,封号和食禄就依级递减,例如“镇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奉恩将军”之类.有人统计过,明代开国时的几十个帝王子弟,到了明末,繁衍出来的人数已经数以万计,这些人躺在祖先荣誉、血统关系的账本上,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大抵都成了营营扰扰的庸碌之辈.明朝的覆亡,和这么一大群人都直接间接向农民进行各种各样的需索,使人民负担越来越重,不胜其苦,也是很有关系的.辛亥革命以后,明清式的世袭王公大臣没有了.但是许多地主人家,他们的儿女还不是换汤不换药地过着另一种“世袭”的老爷少爷、奶奶小姐式的生活,在血统关系的账本上度不劳而获的日子?而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谁知道究竟滋生了多少的浪荡子弟、花花公子、赌徒和鸦片烟鬼?
在这方面,西方的资产阶级,却是不简单地把大量的财产很快付托给儿女,在给他们以相当的教育之后,就鼓励他们从事一定的工作来获取酬报.例如小孩补篱笆、种树之后才给予一定的奖励,成人参与某种工作之后才按月领薪,并不给予特殊照顾之类.这是有他们比较深远的用心的.资产阶级至少在这些方面,比较历史上各个剥削阶级,显得稍有见地一些.
在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里,照理说,干部子弟不会也不应该变成“八旗子弟”式的人物,然而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一回事,各家各户的具体环境、具体教育又是一回事.在我们社会里,尽管有大量干部子弟成长得很好,不自命特殊,不躺在父母亲的功劳簿上,也不依靠先辈遗传下来的“染色体”过非分生活,因而,能真正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但是有些父母教育子女自命高人一等,对儿女千依百顺,处处让他们得到非分享受,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也摘下来给他们玩耍；他们干了坏事,就百般包庇,肆意纵容,走后门,企图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致把儿女变成了新型的“高衙内”“鲁斋郎〔鲁斋郎〕关汉卿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的一个“高衙内”式人物.”（按：这都是历史故事里著名的白鼻公子）.作为司令公子的“杭州二熊”,后来一个被枪决,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就是著名的事例.这样的事情决不是“绝无仅有”的,而是有那么一小批,因而也就时有所闻了.某市一位副市长的儿子,某县一个县委书记的儿子,因杀人伤人而被处以极刑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等而次之,没有受到极刑,但已锒铛入狱,或者路人侧目的,那就数量更多了.周恩来同志告诫“莫学‘八旗子弟’”,在我们这个封建习气还严重存在的国家,看来是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那些特权人物、特权分子是错估了我们的形势和现实了,因此不必等待“五世而斩”,立刻受到“现眼报”了.
其实,不仅要教育孩子不可变成“八旗子弟”,对于某些大人来说（按：请注意这个“些”字的准确性）,毋宁说自己就必须警惕自己不要变成“八旗子弟”,因为人是会变的.一个人从革命者变成了老爷和蛀虫,在历史上,在现实中,事例是常见的.自命特殊,高人一等,自以为置身于法律之上,吃喝玩乐,逍遥度日,以至于利欲熏心,巧取豪夺,肆意横行,违法乱纪,因而落得个众人摇头、身败名裂的事,难道就很罕见吗?不!这也是不时听到的.
这样看来,“莫学‘八旗子弟’”的告诫对象,比“干部子女”还要广一些吧.
写到这儿,《哀“八旗子弟”》这篇杂文,是可以结束了.最后,我想借用一千多年前,诗人杜牧的两句长期应验在某些人身上的话作为结语：“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