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文学思想

汉朝的文学思想
汉朝的文学思想

汉朝的文学思想
汉朝初年,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成了主流思想.但是到了文、景时期,无为而治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商人豪强日甚一日地兼并农民,匈奴对汉无止尽地慢侮侵掠.因此,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的需要了.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条定繁密的刑法与独尊儒术（见罢黜百家）,都是在汉武帝时期出现的,这说明汉武帝的统治具有外儒内法的性质.所以汉宣帝刘询说,汉家制度,是王道（儒）和霸道（法）杂而用之.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不废秦代挟书之律,蔑视儒学■■和儒生.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术源流几乎完全断绝,除了叔孙通略定礼仪的事例以外,不见儒家有什么活动.博士制度在汉初依然存在,高祖曾以叔孙通为博士,文帝曾以申公、韩婴、公孙臣等人为博士,但是博士人数不多,不过具官待问而已,不受当世的重视,在传授文化方面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在学术思想发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居于支配地位.道家重视成败存亡的历史经验,主张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所以它适应农民战争后的政治形势,适合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胶西盖公好黄老之言,惠帝初年应齐丞相曹参之请仕于齐国.盖公认为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这个见解比齐国儒生的议论切合实际,在帮助曹参安集百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道家奉老子的《道德经》,有可考的传授源流,但是世无师说,学术内容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随时损益,使之切合当时统治者的具体要求.所以汉初统治者把黄老之言当作“君人南面之术”加以利用,而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也都乐于称说黄老之言.
　　西汉初年陆贾的《新语》,包含了黄老的政治思想.陆贾针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探讨了“以寡服众,以弱制强”的统治方法,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马王堆出土汉文帝时墓葬中的《经法》等多种帛书,是当时流行的黄老著作.系统地阐明道家哲学思想的著作《淮南鸿烈》,也叫《淮南子》,是武帝时淮南王刘安集宾客写成的.《淮南子》问世时,黄老思想在政治上已不占支配地位了.
　　在汉初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统治者无为而治,使农民生活比较安定.社会生产较易恢复,也使汉朝的统治秩序渐形巩固.但是到了文、景时期,无为而治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商人豪强日甚一日地兼并农民,匈奴对汉无止尽地慢侮侵掠.因此,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的需要了.贾谊大声疾呼,提出变无为为有为的要求,他在《治安策》里说：“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无）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无）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文、景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的趋势.那时候,挟书令已被禁止,留存于民间的一些古籍陆续为世人所知.旧秦博士伏生出其壁藏《尚书》二十余篇,文帝曾使晁错从他受业.博士之数达到七十余人,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儒家的《书》、《诗经》、《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有博士,其中《诗》博士有齐、鲁、韩三家,《春秋》博士有胡母生、董仲舒两家.这种情形,为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好黄老的窦太后（武帝祖母）力加反对,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狱.儒家势力虽然暂时受到打击,可是建元五年,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在官府中反而更加齐备.建元六年窦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为相.田■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两千年间的正统思想.这种情况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是不利的,但是在当时却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家,在先秦儒家仁义学说之外,吸取了阴阳家神化君权的学说,极力鼓吹封禅和改制.元封元年（前110）,武帝举行封禅大典.太初元年（前104）,武帝颁令改制,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并采用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代替沿用了百余年的以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新的儒家也吸取了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并力图甲刑法加强统治.所以汉武帝一方面“外施仁义”,一方面又条定刑法,重用酷吏.董仲舒把儒学引入法律,以《春秋》经义定疑狱,为判例二百余则,称为《春秋决狱》,亦称《春秋决事比》.以后,汉宣帝刘询宣称汉家制度是霸道（法）王道（儒）杂而用之,不主张纯用儒家的德教.
　　儒家的独尊,有董仲舒倡议其间,而且新儒学的思想内容,也由他奠立基石.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境）人,习《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他上《天人三策》,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他著有《春秋繁露》一书.
　　董仲舒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所以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如果人君无道,天即降灾异来谴告和威慑.如果人君面对灾异而不思改悔,就会出现“伤败”.因此人君必须“强勉行道”.这就是他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春秋》一书著录了长时期的天象资料,集中了天人相与之际的许多解释,所以后世言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
　　董仲舒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同时他又认为朝代改换,有举偏补弊的问题.他认为秦朝是乱世,象“朽木粪墙”一样,无可修治,继起的汉朝必须改弦更张,才能“善治”,这叫做“更化”.更化不但应表现为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而且还应表现为去秦弊政.这就是他提出限民名田、禁止专杀奴婢等要求的理论根据.不过在他看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所以改制并不影响天道不变的理论,不影响封建统治的基础.
　　董仲舒据《公羊春秋》立说,主张一统,认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他的所谓一统,就是损抑诸侯,一统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但是如果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人君就无以持一统.因此他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对于人君应当如何实行统治的问题,他主张效法天道.在他看来,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所以人君的统治必须阴阳相兼,德刑并用.天道以阳为主,以阴佐阳,因此人君的统治也应当以德为主,以刑辅德.他的所谓德,主要是指仁义礼乐,人伦纲常.他以君臣、夫妻、父子为王道之三纲,并认为三纲可求于天,与天地、阴阳、冬夏相当,不能改变.他主张设学校以广教化,因为这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最可靠的堤防.
　　董仲舒的新的儒家学说,主旨是维护封建秩序.它适应文、景以来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于巩固国家统一,防止暴政,缓和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有其积极作用.
　　武帝以来,儒学传授出现了一个昌盛的局面.博士官学中不但经学完备,而且由于经学师承的不同,一经兼有数家,各家屡有分合兴废.甘露三年（前51）,宣帝召集萧望之、刘向、韦玄成等儒生,在石渠阁会议讲论五经异同,由他自己称制临决.宣帝末年,《易》有施、孟、梁丘,《书》有欧阳、夏侯胜、夏侯建（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后氏,《春秋》有公羊、谷梁,共十二博士.其中梁丘《易》、夏侯《尚书》、谷梁《春秋》等博士是新增加的.博士就是经师,他们的任务是记诵和解释儒家经典.他们解经繁密驳杂,有时一经的解释达百余万言.博士有弟子,武帝时博士弟子五十人,以后递增,成帝时多至三千人,东汉顺帝时甚至达到三万人.经学昌盛和博士弟子众多,主要是由于经学从理论上辩护汉朝的统治,因此统治者对儒生广开“禄利之路”的缘故.
　　在儒学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搜集与整理图书的热潮.汉武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还设写书官抄写书籍.当时集中的图书数量颇多,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宫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以后成帝命陈农访求天下遗书,又命刘向总校诸书.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占卜之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之书）.每一书校毕,都由刘向条成篇目,写出提要.刘向子刘歆继承父业,完成了这一工作,并且写出了《七略》一书.《七略》包括《辑略》（诸书总要）、《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总共著录图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它是中国第一部目录书,它著录的书目,大致都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
　　刘歆在校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经书的不同底本.原来西汉博士所用经书,是根据老儒口授,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而民间却仍有用秦以前由古文字写成的经书.刘歆宣称他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他还说发现了《礼》三十九篇（《逸礼》）,《尚书》十六篇（《古文尚书》）,这两种书是鲁共王坏孔子旧宅而得到,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献入秘府的.刘歆要求把这些书立于学官,并与反对此议的博士进行激烈辩论,指斥他们“因陋就寡”,“保残守阙”,“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这场论战之后,经学中出现了今文和古文两个流派,各持不同的底本,各有不同的经解.王莽当政时,为了托古改制的需要,曾为《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等古文经立博士.王莽还命甄丰是正经典文字.东汉初年,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共十四博士.东汉时期民间立馆传经之风很盛,某些名学者世代传授某经,形成了经书的“家法”,著录生徒成千上万人.在民间传播的经学,有很多是古文经（见经今古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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