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谁帮我正确回答

李约瑟难题谁帮我正确回答
李约瑟难题
谁帮我正确回答

李约瑟难题谁帮我正确回答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麽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个部份,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和见解一直都比较多,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一直努力地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也比较少.据瑞士洛桑国防管理开发研究院的统计,1997年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学论文索引》上发表的论文数居第12位,仅占当年世界论文总量的1．6％,相当于美国的6％,英国的19％.世界发表论文最多的200所大学没有一所是中国内地的.再如,美国现在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我国只有1．3万件.看来,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
“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科学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国曾开展了一次建国后最大规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公众理解科学对社会影响的比例为3．3％,了解科学研究过程的比例为2．7％,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科学报告》资料,每千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为 4．7人,美国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2．8人,欧共体12国平均为1．9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为1人,而我国只有0．4人.上面两组数字对破译“李约瑟难题”的解颇有帮助,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人才上占有数与质量的绝对优势,科学技术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个科技人才缺乏的国家,也必然会处在科技落后的尴尬境地.
应当看到,科学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扎根和探求不够,是一个非常要害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美国社会科学家朱克曼曾对3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做过分析,发现跻身于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团体,得到过名师指教者颇多,仅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就诞生过1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人在分析我国为何至今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原因时认为,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所以他们总是刻意求新.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思想“守一”和“齐一”的思想控制,严重地影响了科学的萌芽,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为21世纪定调的主旋律是科学技术,它能否成为一个民族的兴奋点乃至注意力,最该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这就同为“李约瑟难题”的难之处和解之处.
决定科学盛衰的钥匙在哪里?“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应该是明确和清醒的,这就是要以战略性的眼光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超先进、重塑辉煌,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