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你对中美关系的理解

论述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你对中美关系的理解
论述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你对中美关系的理解

论述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你对中美关系的理解
朋友,你出的题有点大!o(∩_∩)o...
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
中国政府不能期待美国改变对台湾的战略和政策,一定要做好非和平统一的准备.但是,美国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现实,中国必须面对,是绕不开的.必须十分重视并加强对美国的外交工作.美国毕竟是一个法制相对完善的国家.和美国打交道一定要充分利用各种法律.因为法理在中国一边,正义在中国一边.
从直观的现象看,过去中美关系充满波折,但又很有韧性,总能在波折后回归平稳,给人的感觉是这一对关系极难预测.事实上,在冷战后的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确实是最复杂的一对关系,同时正在成为最重要的一对关系.要想把握这对重要而复杂的关系,就有必要了解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几个基本特点：
首先,这是一对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两国政治关系不太好,两个政府之间经常有摩擦,但是与政治关系形成对照的是,冷战后的中美经贸关系和社会文化交往成倍增长,两国关系的内容比冷战时期丰富得多.1990年中美的贸易额,按照中国海关的统计是117亿美元,到了2000年是850亿美元,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按照美国人的统计,这个速度还要快一点,2000年的贸易额达到了1150亿美元.另外,中美之间的社会（教育、文化、人员等）交往也非常频繁.按照美方统计,目前大概有5万多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这个数字比苏联70多年里送往美国学习的人数总和还要多好几倍,所以中美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关系.
其次,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国与国关系,而是日益成为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美国,大量的社会团体或政治势力公开地、合法地卷入中美关系,使得很多情况下美国政府不能独立地决定对华政策,只是被动地对社会压力作出反应,结果,政府政策成了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于是,在有些情况下,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由美国整个社会对相对单薄的中国政府的局面.由于政府永远是社会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尽管是最重要的部分）,因此上述一个社会对一个政府的关系格局对中国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过去20年中国最深刻的变化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转型,从“强国家弱社会型”转向“国家社会相对平衡型”,结果,社会因素在中国外交（特别是在对美外交）中的作用也开始上升.这从短期看是使得中国的外交决策环境更为复杂了,从长期看是使中美关系处于一个新的社会对社会的结构之中.
第三,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两国力量是不平衡的,美国比较强,中国比较弱.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冷战后第一次出现了两国力量不断走向平衡的新趋势.这种新现实对两国提出了新挑战.对美国而言,就是要适应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对中国而言,就是要认识到在中美关系中或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关系中,中国因素越来越重要,中国自己的政策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塑造外界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强,因此中国对自己行为和政策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大背景.从这个背景来看,未来中美关系的好坏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中国的政策.
第四,中美关系不仅对两国是重要的,而且对整个亚太地区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美关系已经具有了全球影响.这也就是一旦中美关系出现问题,周边国家和其它大国都非常关注的原因所在.
第五,中美关系被深深地卷入了两国的国内政治,这就愈加增添了其复杂性.
大致在1990年代中期,在克林顿政府推出对华接触政策之后,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具有一个新的框架.这是一个基于双边利益的、“更正常”的关系结构,其中,既有限制性因素,又有支持性因素.中国是唯一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中国的飞速发展对于美国推行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构成最大的障碍.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美国人认为不实行“西方民主制”的国家在政治运作方面不透明,内部制约力差,因而其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更大.从美国人的理想主义传统看,他们认为在全球（包括中国）推广西方民主制是其“天职”.这些都使得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处于某种对立状态.
在中国方面看来,美国在冷战后的“一超”地位和美国对“单极”世界的追求,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政治利益都有威胁.就中国核心利益之一的国家统一问题而言,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和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是最大的外部障碍.另外,美国公开声称其最终目标是改变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性质,并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这促使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政策意图始终保持怀疑和警惕的心理,因此,无论从哪种利益的角度出发,中国都确实希望出现真正的多极格局,至少是出现不断趋向多极格局的“多极化”势头,以缓解“一超”的压力.
由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负有历史责任,由于美国迄今仍是对台湾岛内政治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因此,台湾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了两国关系中的最大课题,而且是最具有爆炸性的问题.事涉中国主权和核心国家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让步的余地.作为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实际上都是以台湾问题为核心的.
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干扰或制约已经长期化或制度化了.这一点目前在美国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中国方面这种影响正在出现.由于中美关系的潜在重要性和问题的复杂性,又由于中美关系被附加了太多的象征意义,因此,卷入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政治家、政府部门,以及政党、利益集团、媒体等因素就特别地多.目前,美国存在一个反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铁三角”.简单地说,这一联盟包括如下部分：首先,国会内部有一个跨党派的松散的反华联盟,其代表人物既有共和党参议员,又有民主党众议员.其次,美国主流新闻界对中国始终抱批评态度,其报道重点不是中国近10年的发展,而是其中的问题,而且往往把这些问题与“六·四”事件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公众得不到关于中国现实情况的全面图景.说美国新闻界有意识地在“妖魔化”中国或许难以证实,但是说他们抱有强烈的偏见则是确定无疑的.最后,美国还出现了以反华为宗旨的利益集团群体,其中主要有人权组织、宗教团体、贸易保护主义组织和需要虚构中国威胁来谋取部门利益的军工集团.
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整体关系看,台湾处于中国利益与外部世界利益的汇合点上,当中国的力量绝对压倒一切外部势力时,台湾必然完全归属中国,而当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力量对比相对软弱时,台湾就会产生离心倾向,甚至独立或被分割出去（如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占领）.目前的情况是,作为外部世界代表的美国正是如日中天,处于力量的鼎盛时期,而中国已经具有了维护自己意志的一定的力量,并且正处于力量上升时期,因此,围绕台湾问题的外交争端主要发生在中美之间也就是必然的了.台海处于海权和陆权的交叉点,由于中国目前主要还是个陆权国,而美国海权和陆权均强但根本上以海权为主,因此,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利益冲突最明显也就不奇怪了.
从形势变化的原因考察,冷战后台湾问题的全面重新突出首先源于岛内政治的变化.民主化与本土化携手并进,本土意识自然提升,加上政治人物的推波助澜,使得台湾成为改变现状的主要力量,也使得台湾因素在围绕台湾问题而发生的战略博弈中的作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由于冷战格局消失,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的倚重下降,相反,随着中国力量的迅速崛起,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戒备加强,因此,台湾在美国地区战略（特别是对华战略）中的地位上升.同时,美国推广民主模式的热情在冷战后空前高涨,又恰逢台岛民主化,因此,美国国内对台湾的政治同情和支持直线上升.凡此种种原因,导致的结果是美对台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以1994年9月克林顿政府新的对台政策为标志,美台政治关系不断升级（包括高层访问增加、对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支持加强等）；二是对台军售的质量和数量屡创新高.美国的政策调整是冷战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重新突出的直接原因.
相比之下,中国对美国政策变化的反应,以及大陆对台岛政治发展的反应基本上是被动式的.由于专注于实现现代化这个国家的根本目标,中国大陆在经济开放的同时,外交的任务主要是减少外部干扰,为发展创造条件或环境,并无意干预外部事务,可以说,中国外交处在一个内向化的阶段.
从变化的结果考察,一个结论是各方的所得首先取决于其内部发展.台湾作用的一定程度的上升主要源于其经济和政治的成就,而目前的经济停滞和泛政治化是台湾在三角博弈中呈现颓势的直接原因,其地缘政治上的先天不足暴露无遗.中国大陆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使其开始走出被动局面.而美国冷战后的政治、外交、经济、技术和军事等的全面优势,使其在这场“两国三方”博弈中始终处于最佳位置.
在中美、美台和两岸这三对双边关系中,一个基本事实是,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对美台关系的制约要大于美台关系对前二者的制约.美台关系在冷战后的发展是最顺利的,但是,其进一步发展严重受制于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中美关系也受到美台关系和两岸关系一定的影响,但是其内容日趋广泛,其状态日趋稳定,从长期看,台湾问题在其中的作用是下降的.在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中,只要中美不发生直接对抗,那么美国在大陆的利益是大于其在台湾的利益的,而且这一点将越来越明显.目前两岸关系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主要指政治关系,由于两岸关系是严格地由政府主导的,因此政治关系决定着整个关系的基本性质,但正因为如此,推进两岸关系恰恰是打破“两国三方”博弈僵局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