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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精通军事本是文武全才
孔子被尊为“文圣”,其军事才能被其辉煌的文名所掩盖,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以至“孔丘知礼而无勇”(《左传•定公十年》)的偏见至今未泯.其实,孔子本是文武全才,他不仅膂力过人、武艺超群,而且对于军旅之学也颇为精通.
论孔子的军事才能,当从其父亲谈起.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身材魁梧,骁勇善战,以军功升为陬邑大夫.《左传•襄公十年》记载：晋国组织鲁、曹等诸侯联军攻逼阳,逼阳守军开城门而暗置悬门,诱其部分入城放下悬门,企图围而歼之.关键时刻,叔梁纥挺身举起沉重的悬门,直到入城联军全部撤出,才撒手而退.主帅孟献子引《诗》称赞他“有力如虎”.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先秦1尺,约合今0.66尺,若按此折算则孔子身高约2.112米.《吕氏春秋•慎大》也说“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可见孔子虽无意以勇力成名,却也像其父亲一样身材魁梧、膂力过人.
周代已形成相当完备的六艺教育体系.《周礼•保氏》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凡贵族子弟,都要受此六艺教育.作为陬邑大夫之子,孔子在青少年时代,无论是通过乡校还是主要靠自学,习得六艺是毫无疑问的.其于礼、乐、书、数造诣之深,已无需多言；其于射、御二艺,也是十分娴熟的.《礼记•射义》记“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在今山东曲阜孔庙西侧),盖观者如堵墙”,可见其射艺之精；至于“御”,可能更优于射.《论语•子罕》记载了一则事例,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与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射乎?执御乎?吾执御矣.”孔子听别人说他博学而缺乏足以成名的强项,便与弟子商议选一艺来展示专长.在射、御之中,孔子经权衡而选定“执御”,可见其驾驭战车的本领比射箭更强.
现代学者多将“执御”与一般赶车相混淆,认为孔子“执御”是选低贱职业,表现出圣人之谦逊.这是一个误会.春秋仍以车战为主,驷马战车在崎岖的道路和地形复杂的原野上奔驰、战斗,御者技艺高低,直接关乎将士生死和战争胜负.即使是平日演练,也有“五御”之十分繁难的技术要求,不可混同于一般的赶车.先秦一般赶车称“仆”,如《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驾驭战车才称“御”,如《诗经•车攻》“徒御不惊”；《庄子•达生》有“桓公田于泽,管仲御”之言.从齐桓公田猎而宰相管仲执御,可知御者地位并不低贱.特别是当射、御并举,御绝不可能混同于仆,只能是指驾驭战车这项十分专业化的军事技艺.
除膂力过人、武艺超群外,孔子对军事也颇为精通.在诸侯攻伐不已、战争不断的春秋之季,要实现“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政治理想,不重视军旅之学是不行的.《史记•孔子世家》记孔门“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72位高徒对于射、御也是精通的；又记“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性之乎?学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可见孔子不仅自己精通军旅之学,也向弟子传授武艺等军旅之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与《儒林列传》记吴起在鲁“尝学于曾子”,至魏又拜子夏为师.孔门再传弟子中,出现这样一位与“武圣”孙子齐名的大军事家,也并非出于偶然.
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奉行“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其军事知识与礼乐文献知识是融会贯通的.孔子精通军事,却并不好战：“子之所慎：斋,战,疾.”(《论语•述而》)他对于战争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反对鲁莽行事、打无准备之仗,更反对欺负小弱的不义战争.《论语•卫灵公》记卫灵公问阵,孔子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郭老《十批判书》据此说孔子“是文士,关于军事也没有学过”,其实是误解.卫灵公穷兵黩武、内政不修,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孔子不愿与其谈论军事,是因为反对不义战争.从孔子支持和赞扬冉有指挥抗齐,又坚决反对季氏伐颛臾(《论语•季氏》),则可进一步看出他对于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鲜明态度.
孔子曾说：“暴虎冯河(徒手搏虎、徒步涉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临事而惧”强调面对战事要小心谨慎,“好谋而成”指积极谋划、争取胜利.这种不轻易言战,为正义而战、战则必胜的态度,可谓深得战争之道.他还说：“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矣.”(《礼记•礼器》)孔子奉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向来反对说大话.
他讲“我战则克”,绝非盲目自诩,既有他自身综合素质的依据,也有“夹谷之会”和“堕三都”等史实为证.据《左传》和《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十年,齐、鲁之君在夹谷会盟,孔子主持“相礼”.他要求事先做好军事准备,当“莱人”持兵器“鼓噪而至”时临危不惧,一面号令“士兵之”(将士们拿起兵器打击他们),一面登坛不失礼节而又义正辞严地责其“非礼”,迫使景公挥退“莱人”,挫败了齐国君臣暗中指使“莱人”劫持鲁君的图谋,捍卫了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也使齐人从此改变了“孔丘知礼而无勇”的看法.定公十二年,在“堕三都”过程中,孔子又指挥平定了公山不狃、叔孙辄的叛乱.这些足以证明,孔子“我战则克”所言非虚.
孔子军事上的深谋远虑还有一个例子,当齐国“陈成子弑简公”时,孔子于古稀之年“沐浴请讨”.今之论者大都只说他是为了卫护“君君、臣臣”之道.其实细读《左传》可知：在孔子自卫返鲁前后,齐、鲁战事频繁,鲁国屡被强邻所欺.陈恒弑君、齐国内乱,是鲁国改变受欺负被动局面的难得机遇.孔子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郑重其事地再三请讨.当被问及“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时,他精辟地分析道：“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左传•哀公十四年》)陈恒弑君(很快转为“窃国”纂位),实乃冒天下之大不韪,遭道义谴责的同时,遭诸侯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极大.只要鲁国坚决伐齐,通过外交努力,获得诸侯响应当不是难事,胜算很大.可惜鲁君目光短浅而坐失良机,而齐国陈恒却抓紧扭转危局,渡过危险期,遂使后来鲁为齐灭成为无可改变的定局.（作者高培华）
来源：光明日报
汉字不自由
——《汉字与国运》一文讨论补充
熊培云
谢谢大家就《汉字与国运》一文展开的激烈讨论,我再做点补充,谈汉字的改造.
清末以降,中国出现严重危机,包括民族心理.废汉字,即是这种心理危机的失控、泛滥.
此景,如农民种庄稼,遭受虫害,颗粒无收.第二年,不去努力灭虫害,却要消灭种子.如此舍本逐末,再文盲的农民也不会去做.
追本溯源,中国一夕颓落未卜,即因虫害连年,未得驱逐剿灭.以满清为例,其循环可概括为汉字的两次受害：
兴文字狱,积年累月（第一次受害）——》汉字失灵,国家衰败——》列强入侵,生死存亡——》群起救国,欲废汉字（第二次受害）
因此,汉字在历史上的困境,不在于信息熵的多寡,也不在于注音语法等装备精良与否,而在于汉字之不自由,社会丧失批判自新机制,导致汉字失灵.就像当下中国农民问题不在农民,而在于农民之不自由.倘若农民可自由迁徙,可以抗议不公正而不被地方长官拘禁,定不会沦落到今天.所以,责怪农民素质低,不如城里阔人先进,拖GNP后腿等等,自然是说不通.汉字无辜,不过如此.倘使汉字可使一国衰败,且一衰不起,中国历史上不会有百家争鸣,文景之治,大唐气象.倘使汉字遗祸,武大郎东渡带去的那两筐汉字,也早把东洋人害死,遑论千年之后,鬼子扛着“武运长久”的旗子来杀汉人.
我们该如何改革汉字?就是要还汉字以自由.胡适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作了些努力,如文言变白话,汉字有了大进步,形式上得到了一定解放,然而精神上汉字仍不自由.那些主张只有废汉字方可救国的大小鲁迅,所以群起疯癫,即是因为他们忽视了真正的汉字危机,在于汉字不自由.瞿秋白说汉字是“中世纪的茅坑”,可讲起方法来,却是径自去填茅坑,却忘了中世纪,不知茅坑事小,中世纪事大,大概是脑子一热,烧糊涂了.
汉字不自由.譬如说,大家会被删帖,表面上是帖子被删,实则是汉字受到伤害.又比如,有的朋友因为写作被罚款,人民币进行了转让,价值未变,但是汉字却受伤贬值了.汉字的价值就是要被用,但若用汉字的人被拘禁了,汉字的价值也是发挥不出来的.这种经历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或听到一点.不要小看一点点贬值与压制,久而久之,汉字就会失灵.
去年,读一本巴黎华人写的书,如同用法语开“三中全会”.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书也是中国研究,用的却是法文.最初我对海外华人忙着用外语写书很不理解,也包括对抱一先生的诗文与小说.后来在学校做了几篇论文,渐渐有了感受,有次竟一口气写了十几天,忽觉快意平生.为什么?这并非我长于写法文,而是因为没有不自由,意创笔随,无拘无束,老师只是担心我是否讲得清楚,而不是“疑似”与否.我瞻前顾后,无非查查字典,较较语法.
我举个疑似的例子,大家看看汉语的困境.数日前,我试着在网上添加个人文集,一篇关于“法国病”的新闻评论,该网站服务器提示我有敏感字符,无奈,我一一“更正”,“迂回走转”吧.接下来的问题,实让人无可忍受.为什么?服务器又说了,“万里长城”敏感,疑似!万里长城为何会变成敏感词汇呢?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好解.长城无辜,只因“万里”两字.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可能不太知道,万里不只是数量词,还是个老同志.
中国自古有为帝王避讳的传统,客观地说,对于中国旧文化,不算伤筋动骨,甚至为后人识破张五常先生的假古董,还颇有些好处.但是,为帝王讳仅限于皇帝前后几代.现在国家甚至为老干部健康着想,或有口可藉,但因为疑似,便要捎上长城,委实情理不通.万里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好歹也算是国宝,国宝不自由,我想家宝总理也不会高兴!万里同志知道了,大概也会生气吧.因为照这逻辑,倘使盛中国先生不搞音乐,改行做大官, “中国”也得疑似了?
因此我说,西文较汉字并非优越,但有优势,即因汉字不自由.我从不怀疑汉字的表达能力,况且,表达方式可以变化多端,比如从诗到词,从戏曲到小说,从文言到白话.我长在江南,飘泊异乡,每念及少年情境,常回吟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可谓梦萦魂牵.今天的白话再好,也是抵达不了这几句骈文的意境的.当说,各种文体,各有各的千秋,各有各的繁荣,也各有各的局限,若只限于其中一种,汉字仍不自由.唐宋诗词的繁荣,不失为中华文明的瑰宝,但这种格律词牌让文人才子醉心写了几百年的情绪,玩填字游戏,也是一种局限,还是因为汉字不自由.
汉字逃过上世纪的劫难,终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如果我们失去了母语,我们的心灵将会面临怎样的飘泊,当我们的孩子读不懂我们的童年,又将是怎样的惆怅悲伤?写《汉字》一文,并非笔者泥足保守,而是心向更真实的自由.寄语中国,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左派,右派,对过去的一切,现在的一切,多点理性和宽容,更不要视自己文明为无物.所谓“苏格拉底有苏格拉底的庙宇,孔子有孔子的庙宇”,将自己的文明连根拔去,终究是不理智的.在此基础之上,相信,今日对汉字最好的改造,不在于向外求,而在于给汉字更多的自由,更理性,更宽容地对待汉字和使用汉字的人,这点政府和民众都有责任.使用汉字的人,珍惜已经获得的自由,也宽容他人使用汉字的自由,努力争取完全的自由.若说汉字与国运之有关联,仍在于汉字是否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