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编钟上写的是什么字体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铭文

青铜编钟上写的是什么字体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铭文
青铜编钟上写的是什么字体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铭文

青铜编钟上写的是什么字体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铭文
青铜器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它是远古历史最早、最完备、最有说服力的记述,是最具魅力的符号语言.比之同时期的甲骨文字,有着更多的有意味的创作特性,而且可以凭藉精湛的铸造技术,使优秀的青铜器文字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笔意来.商代青铜器上的文字很简单,少则如图像化的族徽,多也不过百十来字.西周的文字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飞跃,著名的《毛公鼎铭》、《虢季子白盘铭》、《大盂鼎铭》和《散氏盘铭》被称为青铜器铭文中的“四大国宝”.印章上或别的器物上所刻或所铸的凹下的铭文,叫阴文.而凹上的叫阳文.印章上的阴文也叫做白文.初始于商末,盛于西周,记录的内容与当时社会,尤其是王公贵族的活动息息相关,多为祀典、赐命、征伐、围猎及契约之事.西周以降,金文被普遍地使用,而用途则无甚改变.据统计,其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可辨识者,计有一千八百零四字,比甲骨文略多.由于商周盛行青铜器,而青铜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因其刻于金器、大钟上故称之金文,亦因而得“钟鼎文”之名.
一、青铜编钟
《说文解字》中解释:“钟,乐钟也.”钟在古代八音乐器中占据地位的重要,铜质的打击乐器中位居首席.《古今乐录》中记载:“凡金之为乐器有六,皆钟之属也:曰钟,曰镈,曰錞,曰镯,曰铙,曰铎.”在钟的演变中,镯、铙、铎和钲、丁宁经常混称.錞于是东夷族的发明.已知最早的錞于出自山东沂水刘家店子莒国大墓,属春秋中期.年代稍后的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一号墓所出錞于为三枚一组.战国前期,浙江余杭,海盐等地出有多量仿铜原始瓷錞于明器,表明其在百越地区颇为流行.已知最大的錞于则出自巴人所居三峡地区,通高达82厘米.属于军用敲击乐器.从钟的类型可分响器类,乐器类,法器类,警示类,工艺类,礼器六类.在形态上是扁圆中空筒形箱体,其中最重要的类型是甬钟,即“和瓦形”.北宋沈括沈括(1031—1095年)在《补笔谈》卷一中记载:“古乐钟皆扁如合瓦,盖钟圆则长,扁则声短”认为“故乐钟皆扁如合瓦”,编钟取杏仁“盒瓦”状,实现了一钟双音和短延音,大大缩小了成套编钟的体积与重量,扩大了音域,而“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圆口的钟敲击后声音悠长,模糊的亨音拖得很长,形成音波干扰,因而不能用作编钟.合瓦形的钟体由于两侧有棱（钟枚）,它对钟壁的振动波起到阻碍作用,使音波加速衰减,可以较快的消除哼音,具有明显的声学效果,即滤去高频,改善音质.例如,甬钟多在中部分三列铸出36个枚乳,使其在敲击时产生若干个高频负载,对高频振动起到衰减作用,使钟壁很快进入稳态振动,这样就对钟的音质和音色产生了一定的控制作用.编钟音乐清脆明亮,悠扬动听,能奏出歌唱一样的旋律,又有歌钟之称.
二、先秦时期青铜编钟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响器,是1986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属龙山时期.不久,偃师二里头等夏代遗址多有铜铃出土,形制稍大,有的一侧有扉棱.先秦编钟按其形制,分为镈钟,甬钟、钮钟三种.关于甬钟的部位名称,《考工记》中记载：“凫氏为钟.两栾谓之铣,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舞上谓之甬,甬上谓之衡,钟县谓之旋,旋虫谓之斡,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枚谓之景,于上之撵谓之隧.”《考工记》有凫氏为钟章句,凫氏当是世代相替的铸钟家族.古之均钟者多盲,号称“神瞽”(《国语·周语下》).他们有自己的名为“瞽宗”的宗庙和学校,世守其业,耳聪绝伦.在庙堂击钟者被尊称为师,如辅师簋铭所示,后继者如师旷、师延、师涓等,都任职宫廷,载于史册.宗庙和学校,世守其业,耳聪绝伦.在庙堂击钟者被尊称为师,如辅师簋铭所示,后继者如师旷、师延、师涓等,都任职宫廷,载于史册.
最早用作编列乐器的是铙.殷墟大司空村312墓等晚商遗址所出编铙多为三枚一组,五枚一组的编铙仅见于妇好墓.湖广的铜铙许多出自于山丘、泽地,应该是祭神的器物.商代青铜编钟(饶、庸)的正、侧鼓部的音高关系并不统一,大致为同度(实即单音)、小二度、大二度、小三度、大三度、纯四度.商代青铜编钟中较小的钟多属于中原地区,为3或5件一组相编使用,钟体的高度在25厘米以下,并对受击部位的加厚处理,绝大多数钟体的正鼓部都有方形凸起.许多有铭镜,铭文均铸于腔内相对于正鼓部处,正好是调节正鼓音的关键部位.较大的钟发现于湖南、安徽、江苏等南方地区,其中以湖南最多.其高度在50一60厘米,小的钟也在30厘米以上,现知最大的一件湖南宁乡月山铺象纹大饶,高103.5厘米,重221公斤.这些钟很可能用于祭祀山川、湖泊、风雨、星辰等场合.大饶的出土以单件居多,应为单件使用的响器,相对于中原地区小钟正鼓部的方形凸起处,大饶也有不同于侧鼓部的装饰处理,显示着受击部位.商代青铜编钟均有内唇,腔内无调音痕迹；音程不统一；正鼓部有单处受击的装置或装饰,侧鼓部无特殊标志.从其形制特征、音响实际和功能需要诸方面分析,中原地区以3、5件成组相编的殷钟尚未正式使用侧鼓音；南方地区的钟则还没有成编成组使用,主要以单件单音被用于祭祀活动之中,钟体与音高的关系尚不规范、精确.因此,商代青铜编钟应属于主观单音钟,所存在的双音是一种与合瓦体与生俱来的自然现象,即原生双音.
西周早期成组鼎簋的个数,除天子之制尚待证实外,余均已由考古发掘证明与《周礼》相符.在西周晚期,钟的成组使用及其与鼎簋的匹配促使礼乐制度的确立.《诗经》是用音乐伴唱的西周诗歌总集.其中,《颂》由钟、镈、磬伴奏；《雅》由钟和磬伴奏.证实了《周礼·春官·小胥》孔疏所说,乐悬中的镈是区分等级的重要标志.《荀子·乐论》中记载:“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史记·乐书》中记载:“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着一时期钟乐备受重视.“声乐之象：鼓大丽,钟统实,磬廉制,竽、笙、箫和,筦籥发猛,埙箎翁博,瑟易良,琴妇好,歌清尽,舞意天道兼.鼓,其乐之君邪!故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万物.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见,耳不自闻也,然而治俯仰诎信进退迟速莫不廉制,尽筋骨之力以要钟鼓俯会之节,而靡有悖逆者,众积意乎!”（《荀子·乐论》）彰显着钟、磬、鼓地位的辉煌.西周早期出现的甬钟,改变了殷商编钟钟钟口朝上的执奏或植奏方式为钟口向下的悬奏方式；钟体大致接近商代青铜编钟,钲部分布均匀地设置了枚.甬钟以3件一编组合,是殷商编钟编制的延续.其内腔有内唇,无调音痕迹.其绝大多数都具有比较规范的双音.西周早期甬钟所存在的双音,业已不同于殷商编钟的原生双音.其所具有的大、小三度音程及其在音分值所体现的离散性,是通过对钟模的规范和调理,经铸造而获悉而来的双音,即铸生双音.铸生双音是在原生双音自然现象基础上的进步.但是,铸生双音还不是成熟意义上的双音.此前百余年的铸钟经验的积累,乐师和工匠们必定已具备了辨别钟声音色良秀的能力.在钟的原生双音阶段,双音的音程关系是自然的,双音的清晰度也是自然的.在没有人为的分离手段之前,双音的伴生击发现象自然会比较严重.在击发正鼓音时,侧鼓音会或多或少地参与振动并发声.原生双音中,二度音程的尖锐刺激和三度音程谐和悦耳,都会给他们深刻的印象.某些音色好的钟体会受到更多的留心和模仿,这种选择、模仿和重复,使具有三度音程原生双音的钟越来越多,前期的大二度向晚期的小三度发展便渐成趋向.这种趋向在西周早期甬钟已结果成铸生双音.可见,最初的青铜编钟双音技术并不是为了获得双音,也不是为了使用侧鼓音而产生的,它的意义是钟声能够产生美妙的音质.
春秋战国时期,镈钟与编列成组的甬钟、钮钟配伍盛行.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墓葬出土了两组编镈:5件蟠螭纹编镈,14件散虺纹编镈,山彪镇墓葬是魏国贵公子墓,时间在公元前300-240年之间.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墓出土钮钟13件,对这组钟进行了考察和测试,并用其演奏《东方红》乐曲,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发现了先秦青铜编钟的双音技术.1978年出自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战国之初的曾国正是楚之藩篱,有楚惠王所赠居中大镈为证.这一大型编钟群,分三层成曲尺形排列,由8组65枚钟镈组成,每钟可发两个乐音,以错金铭文于敲击部位标示音名,全套编钟的音域达五个多八度,中间的三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它的出土震动了全世界.曾侯乙编钟计雨钟45件、钮钟19件、镈1件:除镈外,每件钟均有铭文表明其为双音钟:其钟腔结构是:相对侧鼓部均有一条“音脊”,呈带状凸起从钟口延伸到中部.因为调音的缘故,这些音脊受到不同程度的磨砺,有些受磨严重的音脊,甚至在相对脊线的位置出现了小槽—“音槽”:在正鼓部和铣部,钟壁没有加厚,由于调音的缘故,这些地方也都受磨成深浅不同的音槽:这些音脊和音槽的位置与西周钟的隧一样,恰在正鼓音或侧鼓音的节线上.此时的工匠不但掌握了这一最为敏感的调音部位,而且以加厚和减薄并用的办法调节钟的双音: 钟的调音精确度很高、2、大、小三度双音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充实、适用的音列33件钟,双音为大三度者10件,为小三度者23件.大、小三度的有机结合,使钟的组合音列更加充实、丰满: 曾侯乙编钟的音列构成,既考虑到骨干音优先安排在正鼓部,又兼顾了音列的密集性、合理性,这些设计得以实现,可从另一角度反映出当时调音者对双音音程的控制能力和水平.双音音程的精确度大有提高,这些双音音程精确到得以体现其原设计的律学意图,没有敏锐的听辨能力和磨砺技术是难以达到的.上述分析,从双音音程这一角度说明这套编钟的确使用了复合律制.值得重视的是,其三度的形成不完全是纯律,也使用了五度相生律.即每一个编钟都能发出两个乐音,这两个音恰好是三度的关系.音域可以达到五个半八度,（其音域共五个八度又一个大二度）,仅比钢琴少一个八度,而且十二个半音齐备,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具有十二个半音的乐器.音阶结构接近于现代的C大调七声音阶.另外,编钟上还标有和乐律有关的铭文2800多字,记录了许多音乐术语.
蝌蚪文,也叫“蝌蚪书”、“蝌蚪篆”,因头粗尾细形似蝌蚪而得名.蝌蚪名称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指是先秦时期的古文.这种书体,存在的时间短暂,现已无人使用.从流传的遗物,可发现风格似西周铜器上的文字,另外商代甲骨及玉片的雕刻与陶器上,都有这种迹象.
钟,古代打击乐器.盛行于青铜时代,这与当时乐律学、声学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发达分不开.由于青铜钟质料坚实和耐腐蚀,至今虽已历经两三千年,仍能给我们留下古代真实的音响.钟在古代不仅是乐器,还是地位和权力象征的礼器.王公贵族在朝聘、祭祀等各种仪典、宴飨与日常燕乐中,广泛使用着钟乐.据《世本》、《礼记》、《吕氏春秋》、《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相传钟由垂、鼓、延、伶伦所造,表明其历史已很久远.在考古发现中,有原始形态的“陶钟”.河南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前3900—前3000)陶钟,由细泥红陶制成,光素无饰,有柄,高约9、径约5厘米.其肩部两旁各有小孔与内腔相通,也可能是一件可系舌的铃.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前2800—前2000)陶钟,长方形,柄实,形似商代的铙(《中国音乐史图鉴》Ⅰ—47至48).湖北天门石家河青龙泉三期文化遗址(前2400左右)陶钟,扁圆形,通高5.6、口径10×7.1厘米.钟体两面阴刻兽面纹.顶部正中有透孔,可系舌.也似铃.上述三件陶制品的腔体横截面均呈非正圆形,有后世铜制钟的特点.钟在古代“八音”分类法中属金部.《周礼·考工记》“凫氏为钟”一节中,记载了甬钟的各部位名称,现说明如下：甬：钟体上端之柄.衡：甬顶端之平处,与舞面平行.旋：甬上突出的凸带,用以衔斡.斡：悬挂钟体的环,环上有纹饰,有的饰以浮雕或立体的兽头.舞：钟体顶部的平台,与甬相连.枚：篆间突起的乳.景：枚的上端.篆：枚间的纹饰界带.钲：舞下枚、篆中间的部分,居钟体正中,是铭文的主要铸镌处.于：两铣角之间,鼓部下沿.铣：钟体的左右两边.隧：钟体鼓部内膛凹槽.钟体有斡旋的一面为正面.钮钟与甬钟结构相同,区别仅在于舞上所设为钮.敲击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可发两个频率音,即一钟有两个基频.这两音一般为大小三度音程.钟的发音机制是弯曲板的板振动.由于钟体特有的合瓦形结构,它产生两种基频振动模式.敲击正鼓部时有六条节线,位置在四个侧鼓部和两个铣棱.敲击侧鼓部时有四条节线,位置在两个正鼓部和两个铣棱.钟体两侧的棱在振动中起阻尼和加速衰减的作用,以避免哄鸣声.同时,两振动波相互制约,使“哼音”(时间拖延很长的嗡声)尽快消除.枚也有加速高频衰减的作用.这种巧妙合理的结构设计,使编钟成为可以演奏旋律的大型打击乐器.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掌握了节线的走向,并利用改变钟体壁厚的方法在节线敏感部位调节音高.西周钟内壁常见的凹槽和战国钟内壁常见的凸带,即为此而设的.铸钟要经过繁复的工序,音高误差需控制在0—±5音分之内,以保证良好的音质.钟采用分范合铸法制造.1960年至1963年,山西侯马村古城东周遗址发现三千余块陶范,其中有大量钟、镈的内外范,提供了古代分范合铸法的物证.青铜钟的合金成分是锡青铜,并含有少量铅和其他微量元素.《周礼·考工记》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表明当时钟的合金比例已规范化.钟悬于架上演奏.钟架,古称“簨簴”(Sǔn、jù),横梁为“簨”,也作笋、栒；承托横梁的立柱为“簴”,也作虡、鐻.立柱下方有起稳定作用的“跗座”.由于每组(套)编钟悬钟数目不同,架制也有多种.如一梁二柱(河南信阳楚墓编钟,十三件)；二梁五柱(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墓编钟,二十二件)；曲尺形二梁三柱(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编镈,八件)；曲尺形七梁十四柱(曾侯乙墓编钟,六十四件)等.有些编钟出土时伴有钟钩、穿钉和敲击钟体的钟棰、钟棒出土.甬钟用钟钩或绳子悬系,钮钟用穿钉悬挂.演奏中小型编钟,用T形木棰；演奏大型钟,用长圆形木棒.以曾侯乙墓为例.其T形钟棰长62厘米、木棒长达215厘米.迄今为止,先秦编钟的发现数量已相当可观,据1988年的不完全统计,共一百一十六批,一百七十四组,九百零三件(型式、组、件不明者未计在内).其中有铭文者约四百余件.春秋中晚期编钟多为九件一组.在西周钟的基础上增铸了低音徵音和商音.在这两音为正鼓音时,其侧鼓音调成大三度的变宫、变徵.从而使整组编钟的正鼓音构成完整的五声音阶,全部音列可构成六声或七声音阶.如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春秋楚墓)出土的一组钮钟.此时期编钟,每钟均发两音,一般已不在侧鼓部铸鸟纹.战国时期编钟,除仍有九件一组者外,又出现十三件、十四件的组合.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钟是迄今发现最庞大的编钟,共六十四件.分三层悬挂在曲尺形钟架上.上层悬挂钮钟三组,十九件；中下两层各悬挂甬钟三组,四十五件.最小者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最大者通高153.4厘米,重203.4公斤.总重量2500公斤以上.此编钟音域C—c4,约五个八度.在g—c3的中心音区内构成完整的半音阶音列,可以旋宫转调.每件钟体上都有篆体铭文,共约二千八百字,用以标明各钟发音属于何律(调)的阶名及其与楚、晋、齐、周、申等五国或地区各律(调)的对应关系(参见表二至表四).钟架置于墓室的西面和南面,西架长7.48米,高2.65米；南架长3.35米、高2.73米.中下层立柱为六个青铜佩剑武士.全套编钟气势雄伟、场面壮观.此编钟的发现大量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和不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它生动地表明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文化和青铜铸造工艺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我国和世界考古史、音乐史上都是空前的重大发现.继曾侯乙编钟之后,在湖北随县擂鼓墩二号墓又发现三十六件一组的编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