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政治环境的稳定性 比如美国

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政治环境的稳定性 比如美国
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政治环境的稳定性 比如美国

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政治环境的稳定性 比如美国
一、政治稳定的界定和实质
在西方政治学理论界, 研究政治稳定问题的权威当数西方保守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亨廷顿, 他在20 世纪60 年代末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政治稳定理论.而我国政治学界对政治稳定理论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者们才逐渐从政治学的角度运用政治稳定这一概念来分析政治现实.特别是在经历了1989 年国内政治
风波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事件以后, 国内对政治稳定的研究具有了更迫切的现实意义.
对于如何界定政治稳定, 以下的几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一种观点认为, 政治稳定主要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秩序性和继承性.秩序性就是指没有发生暴力、压抑或体系的解体.继承性指的是没有发生政治体系关键要素的改变、政治演进的中断、主要社会力的消失, 以及导致政治体系根本变动的政治运动.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正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他主要是从政治稳定的反面解释秩序型和继承性.第二种观点认为: “政治稳定是指面临社会环境系统种种变化和压力的政治体系, 在内外一系列调整机制的调节下, 维系其存在状态和发展过程的有机统一的结构功能有序性.”第三种观点认为,政治稳定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政治体系中各个部分、各个层次之间保持相对协调和平衡, 社会呈现出一种有序的运作和发展状态.第四种观点认为,政治稳定是一个多重意义上的综合概念,包括国家根本制度的稳固,国家大政方针上的相对连续性、一贯性, 利益群体之间无根本性冲突和明显对抗,社会生活、社会治安正常有序;政治体系在运转过程
中能保证政令畅通, 政治信息的反馈比较及时、准确,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程度较高.
上述观点是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政治稳定内涵的界定, 有的着重于政治稳定的本质分析, 有的着重于社会环境与政治系统的相互关系, 有的着重于特定时期政治稳定的特性的分析等.笔者认为政治稳定的内涵应当包括: (1) 政治系统的连续性.主要是指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权性质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国家政治系统正常运转, 政治过程按照既定的程序不间断地进行.(2) 国家政治生活的秩序性.指的是政治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有序性, 即社会政治发展的有序状态,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它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社会政治生活的秩序性、政府更迭的连续性的统一,即统一于社会的有序发展.(3)政治局势的可控性.主要是指国家的权力主体( 主要是政府) 能够完全或基本控制国家政治局势, 能够把社会冲突控制在其所允许的范围内, 使其不至于酿成严重危害社会政治稳定的后果.(4) 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性.主要是指政治稳定作为政治系统运行的一种表现形态,还需要公民形成较为一致的政治共识、政治认同感和支持感,在
社会经济政治发生变革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等社会政治心理因素.
上述各层次的政治稳定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其中任何一个层次发生不平衡, 都会影响其他层次的平衡.只有具备并保持了上述各个层次的稳定性的社会, 才可以被认为是政治稳定的社会.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影响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有社会利益分配、政治腐败、政党建设和政治参与等.
二、利益分配和社会分层与政治稳定
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 往往伴随着利益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拉大等现象.以中国为例,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已走完从平均主义、“大锅饭”到贫富差距加大这一段漫长的路程, 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也已被打破得相当彻底.据统计, 以国际通用的五等分法为工具, 把社会上20% 的高收入户与20% 的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作比较, 1995 年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为3 倍,而在1978 年差距是1.8 倍; 农村居民的贫富差距在1978 年是2.9 倍, 到1995 年上升为6 倍.中73国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一直是收入水平悬殊的两大社会群体.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扩大态势,以人口加权平均计, 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是5 倍, 到1996 年, 这种城乡之间平均贫富差距为5.5 倍[5].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反映了致富机会方面的差距, 而最大的不公平是由于资源的分配、占有及使用不公.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期, 由于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在进行资源配置, 导致腐败现象丛生, 权力寻租活动猖獗.而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相对应的则是社会分层的变化, 中国社会的人群中已经形成高收入者群体和低收入者群体.
收入分配的一定差距有利于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但差距过大或者说两极分化, 则又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低收入者面对一小部分非常富裕的高收入者, 必然会对现行的社会经济状态产生不满和抵触, 并期望通过某种制度变迁得到彻底的改变.在制度变迁呈刚性状态的情况下, 更大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当然会导致各种不稳定事件, 如社会动乱、利益集团对抗、群体暴力、非法侵权等.
这种利益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以及社会分层拉大对发展中国家维护政治稳定无疑是不利的,要想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就必须遏制利益分配的不公, 调控过大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层.本文认为, 主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快经济发展, 尽可能地增加社会总财富.二是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整顿不合理收入, 努力减少体制方面的分配不公.三是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保障制度, 扩大就业, 千方百计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四是完善个人所得累进税、遗产继承等制度,利用法律手段调节过高收入, 缩小贫富差距.
三、反腐倡廉与政治稳定
在现代化浪潮中的追赶型后发国家需要一个权威、廉洁、高效的政府来领导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但是由于历史和制度上落后和不完善的原因, 这类国家往往又是政治腐败的易发和多发国家, 能否卓有成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搞好廉洁建设, 是关系到后发追赶型发展中国家能否保持政治稳定的重大课题.
现代化建设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领导, 一项政治决策从提出到讨论、决定、执行和修正, 必须有程序和规范, 明确政治结构在决策时的阶段性功能.政府机制的互相配套和相互协调,能够有效地排除政治体系中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从而促进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社会政治稳定与政府控制社会能力的强弱有关, 政府控制能力的弱化是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的一大原因.强化政府功能是政治稳定的保障, 而这种政府能力的强化有赖于政治权威的巩固和公民政治认同的加强.在发展中国家里建立这种政治权威, 不仅要求以传统习惯和个人魅力为合法性基础的传统政治权威向以理性和法律为合法性基础的现代政治权威转变, 而且要求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建立起
廉洁高效的政治形象, 培养国民的政治认同和政治情感.只有这样, 政府的动员和贯彻能力才能提高, 政治秩序才能够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
四、政党建设和政治稳定
在现代政治过程中, 政党具有建设和维系现代政治制度的功能, 政党有利于缓和阶级和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 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因此, 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制度是谋求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 莫不是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政党组织能够担负建设现代政治制度的重任, 政党是组织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性机构, 它不仅能够有效地把社会分化出来的各种社会力量或社会团体吸收并同化于政治系统, 而且还可以产生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强化多党制或两党制来维持政治稳定, 而亚非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以强化民族主义的一党制来维持政治稳定, 社会主义国家则以加强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党体制来实现这一目的.
在亨廷顿看来, 一个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体系的稳定, 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 而衡量一个政党是否强大、是否有力的标准主要有三个: 首先, “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表现政党力量的第二个方面是组织的复杂性与深度,特别表现在政党与社会经济组织如工会和农协联系上.”“政党力量的第三个方面是: 政治积极分子和权力追求者与政党认同的程度以及他们视政党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的程度.” 由亨廷顿的阐述, 发展中国家加强政党建设, 维护政治稳定, 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 加强组织建设,
争取大众的支持并将这种支持组织化、制度化.其次, 加强与社会其他力量集团的联系和整合, 使这些力量集团成为政党的支持性组织, 进一步发挥政党对工人和农民的号召力.最后, 强调政党的忠诚和内聚力, 吸纳更多的社会积极分子和优秀分子.
五、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
现代社会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 可为公民或利益集团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愿望、促使政治维护自己的利益等方面提供正常的、合法的、多样的、宽阔的渠道, 这无疑可为社会的政治稳定提供保障条件.首先, 政治参与满足了公民日益强烈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愿望, 增强公民的主人翁责任感,促进公民对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权威的认同, 有利于政府的正确决策并及时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或问题.其次, 政治参与本身是一种广泛而有力的社会监督, 这有利于克服各种政治机构的官僚主义,扼制政治腐败现象的滋长.政治参与在总体上和长远上来看是能够促进政府所希望的社会政治稳定的, 是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的.而且, 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减压阀”和“稳定器”.如果
政治民主化改革滞后, 不能给人们提供合法正当的政治参与渠道, 反而给予压抑和堵塞的话, 只能导致社会矛盾的积聚, 不稳定因素如同火山口下内应力的积聚, 有可能因偶发事件而爆发, 直接危害政治稳定.
但是政治民主化改革超前, 政治参与过度, 也会导致政局失控, 政府权威丧失, 社会动荡混乱,从而严重破坏社会政治稳定.亨廷顿指出, 伴随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政治参与的需要必将加强, 但是政治参与必须与政治制度化建设相适应, 如果在这种政治参与迅速扩大的同时, 该社会政治制度化水平并未相应提高, 就会造成政治动乱.他认为, 20 世纪50～60 年代,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普遍的政治动荡, 其原因恰恰就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扩张过快, 政治体系的制度化建设却并没有相应发展, 结果使得政治体系不具有组织和疏导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的机制和能力.这种政治参与和政治体系制度化的比例失调是造成政治动乱的根本原因.
而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 现阶段的政治参与即民主化进程还需要面对一个基本的问题: 作为后发国家, 当前的中心任务仍然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是由当今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决定的.政治发展的近期目标仍然是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它不仅需要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 而且更加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从一般意义上说,政治发展具有民主和稳定两大目标, 但因不同的时空条件, 在目标设计上应有轻重缓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