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缺了什么 读后感800字

中国作家缺了什么 读后感800字
中国作家缺了什么 读后感
800字

中国作家缺了什么 读后感800字
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也存在着一个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问题.当下许多重要的作家,毫无疑问都受到过外国文学的影响,有的影响甚至给一些作家的创作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比如,没有与福克纳的息息相通,就没有莫言对故乡写作的坚守；没有韩少功对昆德拉的翻译,就没有他后来的智性写作.许多作家师承的外国作家不止一个两个,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而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一文中则提到了两位著名的翻译家：王道乾与查良铮,他说的是向他们学到了最好的现代汉语,而这种现代汉语接通的却是外国人的诗歌和小说.
　　所以,谈论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是无法绕过外国的作家作品的；中国当代文学这些年来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外国文学观念、主义、写法、技巧等等的摹仿、挪用、转换性创造的基础之上的.这也就是说,离开了外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许多方面都说不清楚.
　　但同样是“拿来”,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相比,为什么还是存在着一些差距?大家知道,前两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曾用“五粮液”与“二锅头”来比喻中国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判断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我不知道这个判断在当代作家那里是怎样的反应,但这些说辞确实引起了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些不满.顾彬谈到中国当代文学不尽如人意,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现代作家同时也是翻译家,他们能够直接面对外国文学的原著,而当代作家却普遍不懂外语.
　　我基本上同意顾彬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判断,却并不完全赞同他对原因的分析.外语对于当代中国作家确实重要,但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与欧美文学还存在着某种差距,外语问题相比较而言也只是一个次要的原因.在一篇回应顾彬的短文中,我曾引用昆德拉的一个说法谈论过这个问题.昆德拉说：“一直被本国人过低评价的拉伯雷的最好知音是个俄罗斯人：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好知音是个法国人：纪德；易卜生的最好知音是个爱尔兰人：萧伯纳；詹姆斯·乔伊斯的最好知音是个奥地利人：赫尔曼·布洛赫.海明威、福克纳、多斯·帕索斯等北美一代伟大小说家的重要性,最早是由一些法国作家意识到的.……我这样说是否意味着,要想评价一部小说,我们可以不了解它的原文的语言?当然,这正是我想说的!纪德不懂俄语,萧伯纳不懂挪威语,萨特读多斯·帕索斯,也非原文.如果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和达尼洛·基什的作品只取决于懂波兰语和塞尔维亚——科索沃语的人的评价,它们彻底的美学新颖性将永远不会被人发现.”（见《帷幕》）这个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顾彬的看法.
　　这样说当然不是要为不懂外语的中国当代作家辩护,也不是为了否认顾彬的观点.我只是想说明,外语问题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并非主要问题.那么主要问题是什么呢?说白了其实很简单：写作自由.
　　与“写作自由”非常接近的一个概念是“创作自由”,我这里不用“创作自由”,是想避免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因素.大家知道,“创作自由”是在1984年作协“四大”上提出来的一个主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当时的一项文艺政策.这个会议之后,老作家巴金写出了《“创作自由”》的文章,他认同“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真的到来了”之类的判断.作家流沙河也撰文说,他是第三次听说创作自由,鉴于前两次的创作自由与“阳谋”有关,第三次听说时的本能反应是心理紧张.“迨及理智清醒,又听见全场一波叠一波的掌声,我才忽然明白,世道已经变了,实现创作自由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了,党和人民都已经成熟了,自由不会再夭折了,我的紧张也是不必要的了,甚至是愚蠢的了.”（《第三次听说创作自由》,见《当代文坛》）当时的许多作家都像巴金和流沙河一样,形成了一种“自由”的错觉.但几年之后,这一主张就遭到了批判,它被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名词.
　　从此之后,“创作自由”变成一个讳莫如深的字眼.我在中国期刊网上查了查,1980－2008年,以“创作自由”为题的文章共有90篇,但有四分之三出现在1990年之前.这说明从1990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已失去了谈论这一话题的兴趣.那么不谈“创作自由”是不是会谈论“写作自由”呢?实际的情况是这个话题谈论得更少.依然以中国期刊网上的数据为例,1980－2008年以“写作自由”为题的文章只有10篇；在这10篇中,真正与这一话题相关的文章似乎只有两篇.而这两篇文章中,作家陈染说的是《不写作的自由》（见《文学自由谈》）.显然,这个话题并不是“写作自由”这一命题的延伸,也可以拿掉.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篇文章了,此文是海南作协主席孔见的《写作的自由》（《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创作自由”因为敏感,人们后来已不再多谈,而“写作自由”人们也几乎不谈.作家不去谈,学者也不谈,我觉得这是一件十分诡异的事情.出现这种情况,表面上似乎有两种原因,一是我们已进入到一个写作充分自由的时代,再谈写作自由已无必要；二是我们的写作非常不自由,甚至谈论写作自由也会惹来很大的麻烦,所以写作自由没办法谈.但是我想,这两种原因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我们现在很可能处在这两种情况的中间状态,而这种状态又让谈论写作自由和拥有写作自由具有了相当的难度.
　　我想,许多人对这样一种状态都深有体会.与上个世纪50、60、70年代相比,我们的作家在今天确实拥有了更多的写作自由.但这种自由显然是有着诸多限制的自由,是自由的规定动作.所以,一个作家可以有媚俗的自由,却不一定有批判现实的自由；可以有媚上的自由,却不可能有犯上的自由；可以有钻在象牙塔里为艺术而艺术的自由,但如果你要想为人生而艺术,为政治而艺术,你的自由表达空间立刻就会萎缩许多.
　　那么,这种写作环境会给我们的作家和文学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不外乎是这么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作家明知道某种题材还是禁区,但出于道德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却迫不及待地把它做成了文学.在今天的环境里,这种文学可能会让作家遭殃,但更有可能的是会给作家带来名声,作品因此进入“越禁越红”的怪圈之中,作家的头上也因此有了“异议者”、“文学斗士”等等桂冠.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文学是勇敢的文学,但勇敢的文学并不等于好的文学.因为这样的文学因逆反心理而起,作者带有明显的攻击欲、表现欲甚至表演欲,极有可能会把文学引向歧途.结果文学中有了鲜明的政治性、介入性和倾向性,却因此有可能会丢失文学性.阿多诺认为真正的文学艺术往往是与社会相敌对的,但他同时又批评萨特那种具有明显政治意图的文学,这种观点值得我们深思.鲁迅先生说：“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把这句话的意思扩而大之,我觉得可以适用于整个文学写作.
上面这种情况还不多见,更值得关注的是第二种情况.因为写作在某些层面的不自由,所以作家往往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身心不舒展,思考就不到位,感觉也不活跃.长期与这种环境为伍,作家就会在无意识深处建立起一种审查机制,形成一种自我禁锢,甚至在妥协中逐渐认同这个环境,以为这就是写作的自由境界.而在这种写作状态下出现的文学,只是某一方面片面发展的文学,却不可能是健全的、成熟的文学.因为在写作中,一些思想的维度是不应该被事先删除的,它们不一定就会进入到文学作品中,却保证着艺术世界的精神亮度.你事先把一些可能带来麻烦的思想维度消灭在萌芽状态,它们没有参与你的艺术世界的建构,你的艺术世界怎么能够丰满完善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英国作家福斯特才深切体会到自由对于作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作家自身必须感受到自由,洋溢着自信,没有疑虑,内心安详,才能进入艺术创作的最佳状态,也才能写出好作品.“假如他对可能被禁止表现而惴惴不安,他可能干脆变得害怕去感受.即使是心怀善意的政府官员也很难明白这一点.他们的头脑构造跟艺术家的太不一样.官员总是以为封禁一本书只是一本书的事,他们不明白由此可能毁掉作家头脑里的创作机器,使他再也写不出好作品来.”因此,“唯有得以品味自由的人才会有成熟目光”（《现代的挑战》）.我觉得反向思考福斯特提出的问题也可以成立,这就是：不能充分体验自由的人,他的目光很可能有短视或盲视之处,他所建构的艺术世界就会变得残缺不全.
　　当然,说到这里,我也想像福斯特那样进一步指出：我无意夸大自由的意义,自由并不能为杰作的诞生打下保票.许多时候,艺术杰作甚至诞生于极不自由的环境里.这样,能否写出好作品与写作是否自由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复杂微妙的关系.所以,面对中国当代作家的一些作品,我常常会想到处在极权主义体制下的索尔仁尼琴会如何处理这种题材,流亡法国的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会如何使用这种题材,写过《写作的自由》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又会如何面对这种题材.或者,我们也可以想想,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会怎样进入这些题材当中,会从这些题材当中思考出怎样的问题.经过这种横向、纵向的对比之后,我常常会对中国当代的一些重要作家感到失望.他们固然缺少一种超越写作不自由的能力,但面对尴尬的自由状态,他们似乎更显得不知所措.结果,他们的写作在“器”的层面也许变得越来越成熟,却无法在“道”的层面有大作为.我想,这是无法完全打开心狱的作家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林贤治先生曾把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分成三个梯级：一般性作品、独创性作品（优秀作品）和伟大作品（经典著作）.他认为“在平庸的时代里,只能产生这类一般性的作品.独创是少有的,因为它需要的是自由精神,而这精神,更多地存在于可生可死的大时代里.有鉴于此,可以推断伟大的事物不可能出现.中国为什么会有鲁迅呢?因为‘五四’前后有一种自由的空气,在他周围,有一个较为庞大的优秀的知识群体”.（《自制的海图》）我非常赞同林贤治先生的区分,也同意他所作的基本判断.我还想补充的是,平庸的时代形成了自由精神的匮乏,自由精神的匮乏又会使这个时代变得更加平庸,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而我们的文学如果没有自由精神的引领,它就只能匍匐在地上爬行,它折断了飞翔的翅膀.
　　许多年前我曾读到过一段文字,我愿意以这段文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为了得到一枚铁钉,我们失去了一块马蹄铁；为了得到一块马蹄铁,我们失去了一匹骏马；为了得到一匹骏马,我们失去了一名优秀的骑手；为了得到一名优秀的骑手,我们失去了一场战斗的胜利；为了赢得一场战斗的胜利,我们失去了一位国王；为了得到一位国王,我们失去了全部的自由.啊,自由,你这生命之盐!

读后感：对于作者在此文中提出的问题,我是深有感触的,文学,优秀的文学作品永远都是需要自由的,这种自由不是我们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而是创作者内心的自由.
一个完全庸俗的人永远都创作不出优秀的作品,真正优秀的作品是生活得升华,是远离世俗的.
我大一的一个文学写作老师,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老师没有什么“前途”,我所说的是指在文学的创作和成就上,因为她为生活所污染了,入世是写不了好文章的,写文章的时候你就得是一个“隐士”.
文学,需要自由,需要一个自我的天地,而自由,需要付出血与泪,自由永远都与政治等其他东西相悖,这样的自由才是我们人的真实感受,才是文学的真正沃土.
很长,您可以剪辑使用,希望我的回答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