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祁黄羊

《左传》祁黄羊
《左传》
祁黄羊

《左传》祁黄羊
《左传》
　　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西汉初称《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或称《春秋古文》（《史记·吴世家》）.西汉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在汉代,《春秋》与《左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春秋》）与“传”（《左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六朝人书《左传》
　　关于《左传》的作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左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
　　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邱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已类稿·左邱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宋代刘叔刚刻本《春秋左传注疏》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氏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大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晋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是非、爱憎观念和历史观还是比较进步的.例如书中既肯定霸主的历史功绩,又不避讳齐桓公好内多宠与公子重耳的贪图安逸.又如叙“晋灵公不君”（宣二年）、陈灵公“衷其祀服,以戏于朝”（宣九年）、齐庄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胜与邬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把统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恶污秽揭露无遗.而忠良机智的晏婴、刚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远见的子产等人,则被作为系国之安危的人物来加以肯定和赞扬.书中还贯穿着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卫人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元年）等,都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里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范宁《□梁传序》）,“《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这正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之乱、宣公二年赵盾谏晋灵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难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象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的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以晋楚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秦晋□之战（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之战（宣十二年）、齐晋□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能把每一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左传》叙述战争尤其讲究谋篇.短篇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先略叙鲁师得胜,而后详叙曹刿论其所以胜,由表及里,详略得宜.中篇如秦晋□之战写蹇叔哭而送师,有先见之明,穆公哭而迎师,知错能改,一首一尾遥相呼应.长篇如晋楚城濮之战,标出“取威定霸”为纲,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最终以周王册命晋文定霸作结.这些都是鲜明的例证.作者还常常在激烈紧张的战争气氛中,插入生动有趣的细节,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献、下车免胄、执□犒师等,显得优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说：“夫记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传》.”
　　应对辞令也是《左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一个部分.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记述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刘知几《史通》说,《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艺概·文概》）可见其语言精要已成为历代楷模.此外,作者运笔灵活多变,如“秦晋嬴之战”中写文嬴请释秦囚,先轸怒,“不顾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写楚子拊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如“晋楚□之战”写晋师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晋兵脱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晋兵解嘲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亦以之为法.宋人对“《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现存《左传》注本最早的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两部.清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近人有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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