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贸易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影响

茶叶贸易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影响
茶叶贸易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影响

茶叶贸易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影响
茶是商品,但在某个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而强化茶的禁榷,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
　　宋代沿袭唐制,对茶实行禁榷,引起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争论.改革派如李靓、王安石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不能放任自流,但也不能干预过多,主张茶宜通商,货畅其流,而包括皇帝在内的保守派则坚决主张禁榷,目的是有利于茶马互市贸易的开展,确保与辽和西夏战争所急需的军贸和战马来源,解决北宋王朝面临的政治、经济两个头等重大的难题,以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因而两派斗争激烈,茶法频频变更.宋代始终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贸易形成的原因
　　（一）宋代茶叶生产的大发展,为朝廷开拓茶马互市贸易提供了丰宫的物质基础.宋代东南地区的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诸路植茶在唐代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东南9路产茶遍及60个州242个县.福建的建州,不但产区集中,产量较多,而且品质优异,引起朝廷的关注．因而设置规格宏大,管理严密,专造贡茶的“北苑龙焙”,以代替顾渚贡茶院.每到采茶季节,“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砚”.同时北宋王朝继唐朝开发江南广袤土地之后,继续向岭南开发.在广东、广西开辟了很多新茶园.如广东的南雄、循州,广西的静江府及融、浔、宾、昭等州.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在北未嘉佑四年（1059）,已达到两干多万斤,成为全国茶业经济中心,因此北宋政府规定专榷东南茶.大祖乾德三年（965）,茶利“岁人百余万绪”.景德元年（1004）,茶岁课“五百六十九万贯”,茶利直线上升,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对筹措军响起了关键性作用.
　　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四川是我国茶树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最早出现茶叶市场的省.入宋,虽然茶业重心南移,但四川产茶历史悠久,群众富有种茶造茶经验,茶农进一步开发山区,广种茶树.加上北宋中期以前,专榷东南茶,川茶听民自卖.刺激了生产的发展.熙宁七年（1074）川茶禁榷之后,开展茶马贸易,拓宽了市场,也刺激了川茶的发展,所以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都产茶,成都府路有九个产茶州（军）,是川茶的中心.
　　四川西北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同胞“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历史上川茶被称为“边茶”,其采制不及东南茶的精良.由于采摘粗老,故产量多,元佑元年（1086）达到三千多万斤.加上东南诸路的产量,宋代茶叶总产量高达五千多万斤,较唐代增长二、三倍,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二）“蜀茶总人诸番市,胡马常从刀里来”,汉族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在高寒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到唐代,朝廷采取团结宽抚政策,更加强了这种交流,促进了团结和友善.安禄山反唐,回纥曾两次出兵助唐平乱,且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为茶马互市贸易之始.
　　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
　　古代,“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北宋与辽、西夏战火连年,军费开支浩大,战马来源贫乏.熙宁七年（1074）,王韶收复河州后,给神宗上奏曰：“西人多以善马至边,其所市唯茶.”神宗则派人入四川筹措此事,以内地过剩之茶,换取蕃人之良马,调剂余缺,两厢情愿,互惠互利.茶马互市贸易顺应形势的发展需要而蓬勃开展起来,成为汉族人民同游牧民族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而这种形式的形成,对北宋来说,完全是由于政治与军事的需要.
　　（三）以茶易马是诸物资中最佳选择.宋初以铜钱、绢、茶等易马.以铜钱买马,存在三个问题,据史载,综合平衡计算马价,平均每匹约30贯钱,以每年买马二万五千匹计算,耗资七十五万贯,非国家财力所能负担,此其一.北宋初年.铜饯大量流往宋朝统治以外地区.导致钱荒,影响货币流通与市场繁荣.此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是,“戌人得钱,悉销铸为（兵）器”,这就等于为对方输送武器,增强了他门进攻的能力.从而削弱了本身的抵御能力,在军事上造成极大的危害,此其三.所以不能以铜钱买马.
　　再看以绢买马.太宗、真宗时,宋中央政府二税收入的绸绢每年不足二百万匹.一匹绢值一贯,一匹马值三十贯,则需三十匹绢买一匹马,绢贱马贵.平均每年买马二万五千匹,则中央财政绢的支出几乎占全年二税收入的三分之一多,也是宋政府财力无法承受的.只有茶货源充足,牧民又喜爱,故以茶易马是中央财政最佳方案,从而推动了茶马互市贸易的发展. 榷茶销番,保证军费和战马来源
　　从历史的真实意义来说,宋大祖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但北宋始终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在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在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此外还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以及西北的高昌、龟兹等政权,尔后又有东北的金政权.北宋统治者片面总结了中晚唐时期宦官擅权,藩滇割据导致唐代灭亡的经验教训,而忽视了北宋的国情.在军事部署上错误她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禁军有一半是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戌全国各要冲地区,主要是防止人民起来造反.边境上只屯驻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势力采取被动的守势.这种策略被他们所识破,就诱发了她们频倾向北宋发动进攻.同时宋军队由于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战斗力削弱等弊端,所以虽然养了百余万大军,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侵忧.每次战争的结果,宋方只是求和,并奉献大量的银、绢、茶.如景德元年（1004）．契丹大举攻宋,订立屈辱的“渣渊之盟”,宋每年给契丹银十五万两、绢二十万匹.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10－1012）,西夏发动多次人规模进攻,结果在公元1004年订立和约,北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但到英宗治平三年（1066）西夏又发动进攻,烽人不息,长期战乱.辽和西夏按连挑战,使北宋成了历史上名符其实的“积贫积弱”王朝.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和军事上的夫利,所以宋朝特别重视对茶的垄断和茶马贸易的实施.
　　宋代榷茶,始于未大祖乾德二年（964）.榷法极为严酷,以维护专利政策的推行.后调整在茶叶集散地,又是交通便捷的“要会之地”设荆南府、汉阳军、等六个榷货场.其次又在准南盛产茶叶的靳、黄、庐、舒、光、寿六州设立十三场.凡六州园户种的茶,一律隶属于所在山场,把茶叶生产者控制起来.从而造成东南诸路茶皆榷,唯川、广茶听民自卖的局面. 神宗即位,力图富国强兵,欲彻底改变对辽、西夏的屈辱地位.他采纳了王韶招抚居住在今甘肃洮河流域一带的吐蕃部族,目的是把矛头对准西夏,制服辽国.过去在河北、陕西一带打战,故榷东南茶以助军响,现在要在与四川接近的地区打仗,不能舍近而求远,故决定禁榷川茶.这说明川茶之榷,主要是为了保证熙州、河州地区军事需要.
　　茶马贸易组织机构与实施办法
　　熙宁七年,神宗采纳了熙河路经略使王韶以茶易马招抚吐蕃的建议后,立即派李杞赴四川筹办此事.当务之急是成立机构,统一管理榷茶买马事宜,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使茶马贸易政策得以顺利实行.
　　（一）茶马贸易组织机构：李杞抵达四川后,即在成都府路设置茶场司,在陕西秦州设置买马司.因榷茶买马本属一回事．后两司合并,更名为都大提举茶马司.该司的职责是,制定政策、法令、法规,组建下属机构,统一管理川茶的征榷、运输、销售、易马事宜.
　　买卖茶机构,在成都府路八个州设置24个买茶场.在陕西设置50个卖茶场.卖茶场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全部收购茶农的茶叶,茶商必须向茶场买茶,不能和茶农直接交易.官、商、民一律禁止私贩,许人告捕、治予重罪.买茶场属茶马司直接领导,但“茶场所在,州委都监,县委令佐兼监”,各级地方长官,均有义不容辞的监督之责.各买茶场并设有专典、库秤、牙人等办理买茶和征税事宜.并制定了各场收购定额和超额奖励欠额惩罚条例.卖茶场主要任务是把四川运去的茶叶按官价出卖或易马,同样属茶马司领导,地方长官也有监督之责,同样制定了销售定额和奖惩条例. 买马机构：熙宁八年,在熙河路设置六个买马场,后又在秦风及四川的黎州、雅州、沪州等地增设.茶马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调整,组织的严密,奖励和惩罚诸措施,对保证茶马贸易政策的贯彻执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茶马贸易政策具体实施办法.
　　茶马比价：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比价是否公平合理,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宋政府确定“随市增减,价例不定”的原则,是符合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是深谋熟虑的结果.元丰间,马源充裕,一百斤茶可换一匹马.后以茶价格下滑,要二百五十斤茶才能换一匹马.崇宁年间,“马价分为九等（良马三等,纲马六等）．良马上等者每匹折茶250斤,中等者220斤,下等者200斤.纲马六等,每匹分别折茶176斤、169斤、164斤、154斤、149斤、132斤”.南宋时,马源锐减,马价上涨十多倍,要千斤茶才能换一匹马.可以看出,茶马比价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马质优劣来确定的,可说是既公平又合理. 为了鼓励吐蕃以马易茶,宋政府还规定易马的茶价低于专卖的价格,这种削价政策,既刺激了战马的来源,又“马来既众,则售茶亦多”,薄利多销,同样获得厚刊.同时又规定好茶专用易马,不得商卖,雅州名山茶是川茶中的上等茶,“蕃戎性嗜名山茶,日不可阙”,用名山茶易马,最受少数民族欢迎.
　　宋代买马分两种,其一曰良马,用于战争,主要来自今甘肃,青海地区的吐著等少数民族,其二曰“羁縻马,产于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买这种马的意图有二,一是从羁縻马中挑选一部份良健的为战马,以补充战马来源的不足.二是安抚西南少数民族,使他们不致反抗宋政府.在当时政治、经济中产上了很大的影响. 茶马贸易的历史意义
　　茶马互市贸易自中唐开始出现,到宋代已发展成为封建国家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而制度化,且一直延续到清代,长达几百年之久.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茶学学术界的深思.
　　以前茶学界提到历朝茶马互市贸易多有责难之嫌.有人认为这项政策是封建王朝“以茶治边”的一种策略.也有人认为这项政策是对边疆少数民族施行“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的一种手段.历史的客观事实果真如此?笔者认为有重新认识深入探讨的必要,以复原历史客观真实面目,而有利增进地区联谊,加强民族团结. 边疆少数民族,食肉饮酪,茶能解油腻、助消化,所以他们对茶有特殊的爱好.茶与盐同属于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从而导出许多谚语,如“宁可三日无油盐,不可一日不喝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进而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而病”的地步,直至婚丧喜庆和祭祀活动中都少不了茶.可见茶在高寒草原游牧族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何等重要.
　　宋代茶马贸易政策已臻完善,各种举措也很有力.如易马数额与价格“随市增减,价例不定”；“马价分九等”,各等按马骏驾折茶不一；买马的茶价低于专卖的价格,“马来既众,财售茶亦多”有利多销；又规定品质好的雅州名山茶专用于博马,在博马任务没有完成之前,禁止商人贩运等等.所有这些规定都是符合商品交换原则和商品经济市场客观规律的,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欢迎和拥护,使茶马贸易得以持续开展,所以笔者认为茶马互市贸易是双方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物资上的余缺调剂,是互惠互利的,是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的. 宋代与吐蕃等少数民族通过茶马互市贸易促进了经济的紧荣.首先扩大了茶和马的市场,推动了畜牧业和茶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其他商品的交换,高寒草原地区的牛,羊、兽皮、药材和其他农副上特产大量流入汉族地区,而汉族地区的绢、布、陶瓷、食盐及其他手工业品和农副土特产也大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不但促进了当地手工等产业的发展,同时频繁的经济贸易活动,也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交流,对推动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茶马贸易在政治上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吐蕃驱马来买茶,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既有官员,也有百姓,与汉族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联系和接触,这就有利于促进双方的沟通,增进理解与友谊.西北地区的吐蕃就是通过茶马交往而愿意接受宋王朝的统治,边疆地区也比较安宁,并共同抵抗西夏的进攻.西夏与宋对峙,茶无来源,也引起了人民的不满,迫使与宋一度议和,购进茶叶.而宋孝宗时,四川黎州青塘羌族就是因为宋朝一度中断茶马贸易而聚众扰边,要求恢复互市.所以茶马贸易对增强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宋王朝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