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鸿章的历史评价(好评)

对李鸿章的历史评价(好评)
对李鸿章的历史评价(好评)

对李鸿章的历史评价(好评)
对李鸿章的历史评价(好评)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古今中外有很大不同.赞之者,如梁启超称之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美国人认为：“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中国人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贬之者,则多以“卖国贼”三字以蔽之.那么,这种种评价是否就能准确地概括李鸿章的全人呢?以往由于史料的限制,对准确评价李鸿章带来了难度.新编《李鸿章全集》,披露了大量新史料,为正确评价李鸿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依据.
“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时作的挽联.从那时起到现在,李鸿章死了已经整整一百年,但对他的评价仍然是毁誉不一,盖棺尚未论定.
“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有人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于是,就有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名士吴汝纶挺身而出,为李鸿章辩诬止谤.他在给友人潘黎阁的信里说：“自倭事起至今,傅相为中国士大夫所唾骂,此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弟以傅相经营远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则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后十年则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必出亲裁.现拟将此三书辑录成册,则历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之苦心,俱在简册,亦止谤之一道也.”这就是传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来.吴汝纶编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李鸿章在当政期间所做的业绩展示给世人,为此他把幕府历年保存下来的文稿逐一考订,分为详、简两套本子.但一来李氏后人拿出的经费有限,二来有些文稿在当时出版还有禁忌,三是吴本人因病早逝,所以后来由他的侄女婿廉泉完成编印出版的这部全集只是简本,尽管字数已经不算少,但它只占详本的三分之一强.另有近三分之二的文稿未刊,详本解放后几经辗转,得到已故顾廷龙先生悉心收集保护,到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尘封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里.
“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
这样一来,势必会给李鸿章的研究和评价带来很大的片面性.因为任何科学全面的历史评判,首要前提就是充分占有史料.一百年来,已经出版的四十多部有关李鸿章的专著和一千四百多篇论文,所依据的主要史料就是这部《李文忠公全集》以及于式枚编印的《李文忠公尺牍》和其它一些已刊的李鸿章文稿,总字数在七百万字左右.而研究成果数量竟如此之多,表明了史学界对这样一个近代历史关键人物的高度关注；但史料的不足又使得研究结论不能尽如人意.例如,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说过一句名言：“一看李之全集,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其实这只能说他较准确地解读了吴编《全集》的原意,而不能说准确评判了李鸿章.
既见李做事,又见李做人
新编《李鸿章全集》是由顾廷龙、戴逸两位先生担任主编,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独家出资,组织全国三十多位学者于1992年开始启动编纂的.编委会首先从上海图书馆接收了吴汝纶当年所编详本共约1900万字的底稿、以及该馆馆藏的李鸿章其他函稿；接着又收录了各地陆续发现的散稿,和已经公开出版的李鸿章文稿约300万字.
在这些稿件中,数量最大的是奏稿.甲午以后,李鸿章到北京入阁办事,或是因为无钱,或是因为当京官体制上有规定,或更可能因为避嫌,没有再请幕僚,所以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的奏稿没有底本.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他出任两广总督,又有六册《督粤奏稿》,此外还有上图长乐路书库的两大册奏稿散页.这些奏稿,虽然都经过吴汝纶的圈阅,留下编选的痕迹,但有不少部分只有月份而无准确的日期.另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一套较完整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的题本,即直隶总督督署,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由县、州、府层层上报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盖上直隶总督的官印,以李鸿章的名义上奏.虽然严格说并不能算李鸿章本人的文字,但它对研究直隶当时的吏治和省情,颇有价值.
由于李鸿章从事的活动几乎涵盖了近代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这批数量浩繁的新史料的即将问世,对于近代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乃至对李鸿章个人的评价,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从奏稿来看：吴汝纶刻本选取的折和片,多是按事抽样,互不连贯.新编全集通过和军录副档的对勘,一是校准了日期,二是军机处在收到奏折后,照录下朝廷所附在后面的谕旨,反映了最高当局对李鸿章呈报各事的处理意见,这在底本里是没有的；三是另外还有2300多件折片也是稿本里所没有的.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鸿章作为淮系集团的首领,是如何网罗人才,左提右挈,扭结成这样一个近代最庞大的实力集团的.再就是目前奏稿的整理已经尽量趋全,一折数片,加上附录上谕和其他大臣的折片（由清廷发下交给李鸿章“妥议具奏”的）,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清朝官方在一些大政方针上的决策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说李鸿章是既做事,又做人.
随着新史料的大量披露,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细化,由以往宏观的定性的评判,转向微观具体的、有特指对象的量化分析.如李鸿章和淮系集团的研究,可以着重剖析这一集团在中国近代社会进程中的功用和地位；李鸿章在近代军事外交每一件具体事情上的具体做法,都有详尽的资料可供研考；再如李鸿章的吏治手段,李鸿章的赈灾举措,李鸿章的富民思想和理财经验,李鸿章的人际关系,李鸿章的教育改革,等等,无论其成败得失,他山之石,对于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参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