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墓葬文化?如提

汉代墓葬文化?如提
汉代墓葬文化?
如提

汉代墓葬文化?如提
在大连地区发现的汉代墓多用砖垒筑,特别是东汉时期,兴起用花纹砖筑墓,在墓室内壁用绚丽多彩花纹砖进行装饰.筑墓砖的花纹有圆球、连环纹、叶脉纹、菱纹等花纹砖砌成,有的上面还涂有红、黄、白彩,给墓室装饰得富丽堂皇.营城子发掘的汉代墓葬,大量的墓葬形制中就有花纹砖砌筑的.
　　出土的花纹砖在大连地区分布得相当广泛,除庄河市和长海县以外,其他地区均有发现.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尹家村、刁家村,北海镇李家沟、三涧堡镇土城子,甘井子区营城子镇营城子村、沙岗子村、前牧城驿村,金州区登沙河镇老亮台和瓦房店市李官镇李官村、长兴岛镇蚊子嘴西岗等的东汉古墓中,都发现了许多灰色花纹砖.这些花纹砖都是用来装饰墓内的花纹.在东汉初期建筑的砖墓,砖都是在一面印有绳纹.到东汉末期许多砖墓都是用花纹砖,使墓内装饰变得十分讲究.花纹砖的使用,反应了东汉时期大连地区人口分布已经相当广泛,经济比较发达,文化也高度发展.
　　筑墓使用花纹砖的多少与墓室的多少和大小,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多少有关.花纹砖种类很多,规格也不一样.由于用途不一样,分别筑门、门上券和墓壁,所以砖有方砖、长方砖、长方楔形砖、子母口砖等.砖上花纹组合也有一定艺术性,根据筑墓需要有的在正面,有的在砖头一端,也有在砖的侧面,但花纹都是朝向墓内,构成墓内墙壁装饰花纹图案,使墓室华丽美观.按花纹砖图案的不同,分为六种类型.
　　1.圆圈纹砖,有单圆圈、双圆圈、三圆圈、四圆圈与十字、三角、菱形、点纹、网格、人字纹等组合的花纹图案.
　　2.钱纹和文字砖.有钱纹与网格纹、菱形纹、同心圆、斜对角线等组合纹.钱文有五铢、大泉五十和无文等.文字砖在瓦房店市李官镇李官村灰砖上刻有“戊”、“寅”、“卯”、“北”等干支文字.旅顺口区铁山街道刁家村五室花纹砖墓中的一块墓志砖上刻有“吾从四月三日来,七日世辰有疾,至十日,伯辰入换,一月来二日启完为事七日,世辰归”等,记载死者情况.
　　3.方菱线几何纹砖,有单、双排或多菱形纹与三角、矩尺、半圆、斜格、田字格等组合纹.叶脉纹（亦称羽状纹）、斜线三角纹、斜十字纹、网格纹等.
　　4.动物纹砖有双鱼、三鱼、羊、龟、鸟、螃蟹、鹿、龙等,有的是几种动物图象在一起组合.
　　5.人物纹砖,多为人头像,在金州区华家屯镇老亮台出土的人物是圆头上有五条放射线双眼,两只胳膊向两边下垂,双腿直立；普兰店市汉墓中出土的是椭圆形头像,头上带三山冠,耳鼻眼嘴齐全,嘴上衔环,下面有一只羊头,羊头下面有双鱼纹.
　　6.狩猎纹砖,在金州区华家屯镇老亮台汉墓中出一块砖,正面印有中间有一手持弓箭人,猎人前面有一只卧地鹿,猎人后面立一只鹿.
　　上述花纹砖内容,都寄寓一种含意,圆圈纹,寓意“富贵”、叶脉等纹含有“长青”、“千秋”之意,鱼表示有余,富裕,龟表示“延年益寿”,鹿表示“禄食有余”,羊表示“吉祥”.还有狩猎场面,也反映了一种消遣游玩享乐之意.
　　大连汉代花纹砖受中原画像砖和空心砖花纹图案影响,多是寓意花纹,除个别狩猎纹砖外,很少反映生产活动以写实为特点的内容.
　　汉代是相对稳定繁荣的封建大帝国,为强化封建统治,统治者借助经济基础和宗法意识形态,掀起厚葬之风,使汉代的葬制、葬礼、墓园、墓室及随葬品都超出历朝历代.辽南汉墓深受内陆影响,但因地方性的诸多因素,又出现极为突出的特点.
　　辽南汉代墓葬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一个是用贝壳作墓室材料而形成的贝墓,仅在辽南集中出现(接近辽南的山东长山岛少量存在).二是反映氏族宗法制度的“族坟墓’,亦为内陆所少见.
　　贝墓存在于辽南的沿海地区,已发掘的有100余座.贝墓是以海蛎、海螺、蛤蜊、鲍鱼壳、海帽等为主要材料建成的墓室.做法是先掘好土圹,在墓底铺一层贝壳,四周竖立木板为椁,入墓后盖上木板,空隙处塞实贝类,然后封土.据文献记载,最早的贝墓出现于春秋时期,《左传》记载：“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这里说的“蜃”,便是贝类,《辞海》解读是大蛤.郑玄解释：“蚌蛤之蜃,犹塞也,将井椁塞下以蜃,御湿也.”所以用贝壳筑墓,是因为贝壳坚硬不朽,又防御潮湿,保护尸体不易腐坏（《周礼·地官》）.
　　辽南贝墓最早由日本人于1931年发掘数座.新中国成立至今,辽宁考古工作者于1954年发掘大连市营城子41座；1957年发掘旅顺口李家沟26座；1975年至1978年发掘普兰店市花儿山乡30余座.此外,还在瓦房店市、金州区、旅顺口区,大连湾等沿海地区分别发掘数十座.
　　辽南贝墓绝大多数出现在西汉时期,东汉初期仅有少部分.其墓葬形制与内陆一致.西汉前期多为单室墓,中期多为夫妻分室合葬墓,后期多为夫妻同室合葬墓,后期至东汉初期为贝石墓(即以贝壳与卵石或石椁合筑)和贝砖墓(以贝壳与长方形素砖合筑)为主.
　　辽南的贝墓之多、之集中,为我国各地区的墓葬所仅见.其原因是辽南地区近海,人们养成喜爱贝类的食俗,因长期经验,发现贝壳坚硬而又隔绝潮湿,所以取来作为墓葬的材料.再是辽南沿海的贝类丰富,30多年前,海水落潮时潮出的贝类蛤蜊遍布、锥螺成堆,汉代自当更为丰富.从发掘的贝墓分析,许多贝类,尤其是锥螺内脏完好,说明是在筑墓时现从海水中取来的.
　　但是,随着砖石结构的墓葬产生与发展,贝墓逐渐消失.因为贝壳筑墓毕竟没有砖石使用方便,砖石可以砌出宽大整齐的墓室,贝壳零散,作为墓葬材料,要借助木板.当人们的生活居室的主要建筑材料以砖和石为主后,墓室自然也就要改用砖石.所以,西汉后期以前为贝墓,后期至东汉初期为贝石,贝砖配合使用,到东汉中期已不再有贝墓.
　　贝墓起源并集中在辽南,山东长海县受辽南的影响也出现少量贝墓,而内陆地区不见贝墓, 内陆省的沿海也少有发现.
　　第二个特点是“族坟墓”异常突出,是先秦“同族相葬”制度的延续.
　　宗族是以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形态,是上古氏族公社的基本社会结构.进入阶级社会后,奴隶主进一步强化宗族、宗法,以此统治人民.与当时的土地国有制相适应,与严密的宗法制度相配合,死者也按宗法制度“同族相葬”,这就是历史典籍中说的“族坟墓”.这种墓葬制度,在西周和战国时期极为盛行.
　　然而,战国末年各国变法导致土地私有制逐渐合法化.西汉时土地自由买卖,使墓地也逐步成为一家一户所有的私有财产,“族坟墓”制度遂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家族墓地,不同的家族根据其地位选择墓地,强宗豪族的墓地连绵多代,但一般家族世代族人增多,各房各支,各家都可以自择墓地,这就造成了”族坟墓”的瓦解.
　　然而西汉王朝建立后,为强化集团统治,仍以种种方法使奴隶社会的宗族关系继续存在下去.其中一法是让每个宗族成员固定在一个地缘土地上,世代聚族而居,同时以丧葬形式强化这种血缘与地缘关系.使每个成员都视祖茔神圣不可动摇,生是亲属,死必同茔,即使远离故乡而生活,死后也要“叶落归根”,葬入祖茔.东汉的郑玄为之诠解说：“族,犹类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一宗一祖“生相亲爱,死相哀痛”.由于汉代统治者的提倡、宣传,使同地而居,同族而葬的观念代代相传,影响深远.
　　这种影响在辽南地区格外突出,每每发掘汉代墓葬,皆是排列整齐有序,密集相接的墓群,分散或孤立的汉墓甚少.1953年春,在鞍山市沙河东的窑场建设工程中,一次清理400多座密集相连的汉墓.同年,在海城大屯清理一个80余座墓葬的汉墓群.1954年,在辽阳太子河筑堤清理200多座墓室的汉墓群,1955年又在辽阳三道壕清理数群东汉墓,其中一个童棺墓地,一次掘出368个排列十分密集的儿童瓦棺墓.大连地区的汉墓更是成群发掘出现,例如：1954年在营城子一次清理40多座西汉贝墓、十几座砖室墓,共计52座汉墓同属一族.旅顺铁山地区、江西区、北海区、大连湾、金州董家沟、普兰店花儿山乡及庄河、瓦房店等地区皆发掘几十座密集相接的汉墓群.
　　例如大连市营城子汉墓,一个墓地数百座汉墓,有贝墓、贝石墓、贝砖墓、砖室墓、石板墓.这个墓群跨越年代达四五百年之久,属于同类型墓葬集中在一起,越是外围时代越晚.由此可知,这些墓主都是按宗族内各直系宗亲的血缘关系及世系辈份,依次埋入墓地的.这就是贾谊所说的：“六亲有次,不可相逾,相逾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贾谊：《新书》).
　　1953 年发掘的鞍山沙河东的一个汉墓群400多座.而据调查估计这个墓地原有汉墓在千座以上(孙守道：《论辽南汉魏晋墓葬制之发展演变》、《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1期).根据发掘的400多座墓葬,其排列方位、形制、随葬特点、墓葬材料、墓室结构,都说明这个墓群是一个宗族墓地,而因入墓时代不同,排列有序,并体现了绵延相接的特点.
　　辽南地区的汉墓群正是先秦“族坟墓”的延续,说明宗法关系在墓葬制度中体现强烈.这一情况在内陆地区虽有反映,但没有辽南地区反映集中.从汉代的这种突出的墓葬制度,又反映了汉代时期,辽南地区的社会宗法制度、宗法关系、宗法观念较内陆强烈、稳固.从而为我们研究辽南的历史文化、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