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对错有标准吗

是非对错有标准吗
是非对错有标准吗

是非对错有标准吗
而我似乎又很难言简意赅地回答这类问题.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功利主义》一书中说的那样“人类知识发展至今,像‘是非’标准这样令人争论不休、始终无法给出满意定论的话题可谓寥寥可数.”足见“是非”难有统一的标准,有人觉得这样做对,有人觉得那样做对.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大家平时争论的时候,总是站在互相对立的立场上做判断题,结果就只能是你对我错或者我错你对,似乎承认对方的正确就减少了自己观点的鲜明性和攻击性.帕斯卡尔说：“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的,当正确是指纯粹正确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是正确的了.”
一说起对错,就不由想起以前考试时常出现的判断题型,只要发现题干中一点谬误便可以打叉,无需做多余的思考,似乎对错泾渭分明.然而,生活往往不是判断题,而是一道辨析题.我们需要分辨对错然后加以说明,从而以理服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两个人为某个事情争得面红耳赤,都觉得自己才是对的,最后演变为彼此谩骂或抬杠.北京电视台与郭德纲之间的争论已经停歇,似乎不了了之,但郭德纲还是冤枉地戴上了“三俗”的帽子.帕斯卡尔说：“当我们想指出别人所犯的错误时,我们就必须弄清他观察事物的立足点.必须承认他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同时又要指出他在其他方面所犯的错误.”可惜真正到日常生活中,大家就没有耐心和理性这样条分缕析,而是武断地说这个对、那个错,甚至搞斗争扩大化,来个欲加之罪.其实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非对错乃矛盾的双方,彼此联系,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对错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是由于是非对错的复杂,才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是非对错是个很大的概念,做学问难以此界定,关键还要看在实践生活中的效果.秦国以法家思想为尊,横扫六合；汉前期以道家思想治国,休养生息；汉武帝独尊儒术,实现大一统,四海归一.到底哪个思想对呢?只能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我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孔子在认识论上主张“生而知之”,在思想方法上则宣扬“中庸”.北宋的程颐加以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一言以蔽之,中庸就是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其影响深远.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得理不饶人,即使他有理,旁人也会觉得做错了,因为在大家眼中,正确的做法是得饶人处且饶人,甚至以德报怨.墨子则提出了学说的是非标准：第一个是已过去的间接经验,二是多数人的直接经验,三是从社会政治的效果检验知识的真假和言论的好坏,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庄子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是非是无法判断的.他在《齐物论》中说,我与你两个人辩论,怎么能肯定你说的一定对,而我说的一定错呢?我与你是没法判断的,即使请出第三个人来,也没法判定,因为,如果他的意见相同于你我任何一方,他就没法判定谁是谁非,而如果他的意见与你我都不相同,或者都相同,那他也没法判定谁是谁非.所以,是非永远也搞不清楚.不过对于现实中的是非斗争,庄子提出了两个办法：一个是随声附和,一个是调合是非,不分是非,听其自然.其实,意见的不统一才容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是万马齐喑.哲学家有唯物唯心,各种流派；对当下的经济态势,各路经济学家也莫衷一是,文学就更谈不上对错,只有精华和糟粕.总不能说陆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和毛泽东“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谁对谁错.……
然而,涉及某种具体行为的时候,就要判定是非对错.该实行法家思想,你用墨家,那便是错误,而这无关思想本身.正如长的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的错了.当说起贪污、受贿、杀人,我们都会斩钉截铁地说这是错的,因为这种行为触犯了法律（尽管法也可能是恶法）,而法律是守护正义的最后底线.当某人见义勇为、乐善好施的时候,我们会说他是对的,甚至是高尚的,因为这样的行为符合我们的道德和公序良俗.只是,人行为的复杂性使判断对错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以康德为代表的动机派,认为只要行为的动机符合善良意志,此种行为就是好的、对的.即使可能出乎最初的预期,得到一个坏结果,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好心办坏事.可是动机怎么样才能被观察呢,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效果派以穆勒、边沁等人为代表,他们以效果好坏即“最大幸福原理”为判断善恶对错的主要依据.旨在促进幸福的行为为“是”,与幸福背道而驰的行为为“非”,这里的幸福指多数人而不是个人.但这又需要培养个人高尚的情操,以促进多数人的幸福,否则容易侵犯个人的权利,有损公平正义.
实际上,当大家都在叩问何为对错的时候,透露出的是个人在行为标准上的迷茫.该坚持什么,该摒弃什么；该褒扬什么,该针砭什么都变得模糊不清.金钱至上的观念正在大面积地蚕食着人们的灵魂,金钱标准居然已成了不少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金钱可以买来学历、地位,可以有香车美女,可以将人塑造成高尚的人,至于金钱如何来从不过问.“这种实用主义的处世观、做人观、大大扩展了社会道德的包容性,其重要表现就是现在的社会对吹牛、说谎等不诚实行为的宽容.”这种实用主义让人不惜为了名利以身体作为赌注,公正的原则遭到践踏,潜规则横冲直闯.知名媒体人许知远说：“30年前生活在在浓郁的集体主义气氛中的中国人,突然间被抛入一个‘人人自保’的时代.之前,人们用集体、党组织取代了家庭宗教提供的安全纽带,而现在金钱似乎变成了最后的安全稻草.”为了用金钱完成自保,多少人混淆是非,良知荡然无存.金钱面前,还有对错吗?男女可以相亲却难以相爱,可以曾经拥有却难天长地久.
另外一个现象是,受各种思想价值的冲击,曾经几乎有违公德,受人唾弃的事情而今开始产生争议,比如教授换妻、大学生当二奶.大家于是不知道这样是对还是错,茫然不知所措,每个人就像大海中的浮萍逐浪而起,不知不觉中丧失了做人的底线.当有人靠“出位”赢得名利时,许多人趋之若鹜；当有人靠欺骗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时,各路神仙纷纷效仿,乐此不疲,公众犹如木偶一般任人捉弄.更可怕的是,在很多事情中,都有权力的触角,要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么节外生枝、喧宾夺主,要么控制舆论、转移视线.权力面前,似乎只有对,而没有错.州官广厦千万间,百姓含冤被拆迁.
物欲横流的世界,更多的人抱着存在即合理的枕头酣然入睡,心安理得,只要腰包鼓鼓,对错是非似乎没那么重要.拆迁办要以大局为重；钉子户要维护私有财产；城管要维护市容；摆摊者要解决生计……大家都有合理的理由,难分对错,所以也就不会认错,也不知向谁认错,于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就成了认错的模板,毫无诚意可言.
也许,“我不能做到我所希望的一切,但是我应该做好我可以做到的一切”.有人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