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演化发展和扩散传播的方式和特点

汉语的演化发展和扩散传播的方式和特点
汉语的演化发展和扩散传播的方式和特点

汉语的演化发展和扩散传播的方式和特点
汉语扩散与各地方言的关系
　　周振鹤、游汝杰所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认为,我国方言的地理分布与通过历史移民而产生语言扩散的关系十分明显.
　　在我国现代七大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看成是古汉语经过数千年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起来的.而其余六大方言却是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南迁逐步形成的.在早期的广大江南地区,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们使用的古越语与古汉语相差很远,不能通话.后来,北方的汉人曾有几次大规模的南下,带来不同时期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江南各地区,于是逐步形成现在彼此明显不同的六大方言.现各方言之间差异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北方汉语与南方古越语在彼此接触之前,其内部就有各自的地区性方言；二是北方汉语南下的时间不同,自然汉语本身就不相同；三是南方各方言分别在一定独特环境中发展.
　　吴语是六大方言中历史最早的一种,大约在周前时南下的北方移民带来的.由于这支移民比当地居民的文化素养好,所以这种语言便在该地形成吴语的基础.经过春秋、战国以及两汉,特别是三国时吴的影响,吴语已经形成一种与中原很不相同的一种方言.虽然吴语发展历史比较悠久,并与中原相距较近,加上经济发展较快,渐居重要地位,同时一直不断地吸收北方来的移民,所以,吴语在形态方面得到发展.而比较原始的吴语特征反而要到受吴语影响的闽语中去找.
　　湘语形成稍晚于吴语.其来源于古楚语.楚人原居住在中原,殷末大乱时,始迁至今湖北一带.到春秋、战国时代,楚国已发展到包括整个湖南在内的大片地区.南迁的楚人带来了古汉语,经发展演化成古湘语.
　　粤语开始于秦代.楚国的南疆只到五岭.秦统一六国后,出兵南岭并置南海三郡.为巩固南疆,逐留50万人戍守该地.这些定居下来的人所带来的语言就成为粤语以后发展的基础.
　　闽语的形成较晚.在西汉后期福建才有行政组织出现.在东汉末,三国、晋初的江南、浙北的移民从陆路和海路分别进入福建西北与沿海地区.因此,最初时的福建方言来自当时吴语.另外,移民路线不同,使福建沿海与西北在语言上的差异至今仍然存在.
　　赣语与客家语形成最晚.在东晋与南北朝时,来自北方的移民进入赣北、赣中,由他们带来的北方方言形成赣语和客家语的基础.
　　以上这些方言,直接或间接来自北方方言,而北方方言自身也在演化,并融化北方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南方方言虽然主体来自北方方言,但是也吸收当地土著语言.看来,语言的扩散与移民关系很大.我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第一次出现于西晋末延续至南北朝,第二次是唐朝中叶的安史之乱引起的.这两次移民活动使我国北方人口大量南移.移民主要集中在长江沿岸与江西,结果北方方言在荆南地区取代原有方言,使湘语范围缩小,影响减弱；同时,在吴语与湘语接触地带的江西形成新的方言——赣语和客家语.到这时,汉语各方言在全国范围内的宏观格局已基本形成.
　　在两宋时代,第三次移民使客家话最后形成,并且分散到粤北、闽西南.宋元时,闽南语扩散到潮汕地区,甚至进入雷州半岛与海南岛.明清时,西南官话随流民和屯垦活动进入四川,贵州和云南.可见,从两宋以来,通过移民只是对原方言的地理分布稍作调整,而无大变动.
　　在清朝时,方言分布变化最大的是北方方言,由于东北与内蒙古的开禁,山东、河北的农民大量向东北、内蒙古迁移进行开垦,以及向西北新疆等地移民,使北方方言的分布范围有了很大变化.
　　从上述情况看,北方方言范围最大,其内部由于历来变动多,来往交流频繁,内部差异比较小.南方各方言中,湘语内的西南官话与吴语内的下江官话由于和北方官话地域相联,来往交流多,因此保持同步发展,彼此差异不大；而粤语和闽语,由于与北方方言地域相距较远,来往困难,故差异较大；粤语与闽语相比,闽语的形成比较晚,其封闭性也较大.粤语由于交通关系,与北方汉语一直联系较多.因此,粤语在形态上却不如闽语古老.
　　（三）语言迁移扩散与人口迁移
　　从英语和汉语都可以看到语言的扩散与人口的迁移及变动关系极大,尤其是与征服者的活动相联系.但是,在历史上,也有由于征服者人口数量少、文化低,结果反而皈依了当地被征服者的语言.我国南北朝时,北魏迁都洛阳后,孝文帝于公元495年下令禁止鲜卑服装,要求鲜卑人改穿汉服；禁止鲜卑话,改说河南洛阳话.清朝入关后,满人与汉人多杂居,满人语言逐渐衰落,现在除黑龙江省爱辉县和富裕县还有少数人能讲满语外,其他地方已完全消失.在芬兰,由于在历史上瑞典人政治、军事势力比较大,芬兰属于瑞典王国,瑞典士兵与移民多居住于芬兰沿海.芬兰脱离瑞典以后,芬兰语逐渐扩展回来,而瑞典语则慢慢撤退,现在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少数地区留下的瑞典语呈岛状分布.
　　（四）语言的等级扩散
　　除迁移扩散外,语言也存在等级扩散现象.例如,在我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壮语与汉语的分布现象充分说明汉语的等级扩散作用.在较大城市中通用汉语,较小县城通用汉语与壮语,但在农村里通用的是壮语.对壮族人来说,在大小城市居住时间的长短与从事职业状况也决定其熟悉与使用汉语与壮语程度.一般说来,居住在城市中,城市越大,居住时间越长,担任公职的级别越高,所受教育越多,则使用汉语机会越多,熟悉程度也越高,甚至汉语变成其主要语言.在农村干部中,则多是双语并用,在城市办公多用汉语；下农村工作则多用壮语.在词汇上,其等级传播现象亦十分明显.例如,美国的一些俚语,例如stoned（醉鬼）、far out（先锋派人物）、heavy（小偷）.这类俚语先在下层社会使用,而后向上层社会传播.也有一些俚语有先在上层社会流行,到不再使用以后,才从下层社会中消失.另外,也有从年龄方面的等级扩散情况.不同年龄的人的常用词汇并不相同.如北京的“盖了帽”这个俚语（意思是“没法再好了”或“好极了”）只是近十多年来才开始流行的.据调查,说“盖了帽”的俚语的人,其年龄结构是：在30岁以下的人中占54.8％,而在31—50岁人中只占13.7％.可见,在青年人中占多数.这种俚语现正在向年龄较大的人中间传播.
　　语言扩散也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有时也存在着障碍.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为保持法语传统,抵制英语的传播；在美国西南部靠近墨西哥的一些小学中,儿童在球场说西班牙语受到教师的指责；还有在上层社会、电影、书籍、广播中也抵制某些下层社会用的一些词汇.
　　（五）语言扩散与民族迁移
　　从英语与我国语言的扩散过程中,可以看到,语言扩散与民族的迁移关系甚大.在英国,最早迁入的是伊比利亚人,其语言后来被迁入的凯尔特人语言所替代,今天已没有痕迹去追溯伊比利亚人的语言.凯尔特人的语言,后来又被迁入的日尔曼人的语言所替代,凯尔特人的语言只在语言的景观（地名与边缘地区）上被保留下来.这说明早期文化落后,特别是还没有发展到文字阶段的民族,被后来的先进的或人数较多、组织性强的民族征服后,或是语言与其民族一起消失,或者退居到边缘地区的较差环境中保存下来.
　　语言随着该民族向外迁移而扩散到其他地方,如由于地域的扩大,语言就会在语音、词汇方面出现差异,就有可能出现不同的方言.印欧语系扩散到世界各地形成各种不同的语言.英语的扩散出现英国英语与美国英语等,都说明语言在扩散过程中出现分化,同时在扩散中,语言又在不断地相互交流,吸收其他语言而形成新的方言或语言.
　　（六）印欧语系与汉语扩散的不同结果
　　从印欧语系与汉语的扩散中可以看到不同结果.印欧语在扩散中,分化成了不同的语言.可是,汉语形成以后,由于汉族的文化水平较高,并且已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统,虽然经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但仍与强大的政治、经济中心黄河中下游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语言发生分化只形成方言,而未像印欧语系那样演化成许多不同语言.
　　与汉语的扩散情况相比,英语由于是拼音文字,尽管出现差异,但差别并不大,加以现代的广播、电视的发展,人员往来接触频繁,彼此语言相通程度较大,可以互相交谈,而汉语由于不是拼音文字,尽管文字相同,各地方言的语音差异比英语的方言要大得多,彼此相通的程度小,甚至无法互相交谈.

（一）重意念的文化心态影响了语法的意合特点
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指出：“国语底用词组句，偏重心理，略于形式。”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经指出：“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排在那儿，要你斟酌，要你从各种不同的关系去考察，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
（二）“气”是汉语语法的内在“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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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意念的文化心态影响了语法的意合特点
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指出：“国语底用词组句，偏重心理，略于形式。”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经指出：“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排在那儿，要你斟酌，要你从各种不同的关系去考察，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
（二）“气”是汉语语法的内在“中枢”
气通一气贯通、文达、一气呵成
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刘勰《文心雕龙》：“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
（三）对称心理对汉语句式的影响
中国诗歌“从构思到韵律，重视对偶性思维。一般来说，对句的表现手法，无论在哪国的诗歌里面也不罕见。但是中国诗里，它植根于应该说是中国式思维的本质的对偶感觉，而且结合‘中国语的基础单位二音节结构’、‘古典韵律的基础单位平仄二分对立’、‘汉字一字一音节的表记’等特点，使它超出了单纯的表现手法范围，成为生理的、体质的东西。”
松浦友久《诗语的诸相——唐诗札记》
《易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张载主张“一物两体”，“两不立，则一不可见”。
王安石则认为“五行之为物……皆各有耦”，“皆不免有对”。
《文心雕龙》：“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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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没有拼音，而使用反切来教人识字等方法，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
　　古代，在中国的阿拉伯后裔——回回不学汉字，学习阿拉伯语，但他们用阿拉伯文的字母来拼写口语（汉语），所以这是中国最早的拼音。
　　蒙元，蒙古殖民者为了殖民中国，用改变了的藏文的字母来拼写汉语等语言，叫八思巴字。虽然不是专门拼写汉语的，但是，也可以算汉语拼音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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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没有拼音，而使用反切来教人识字等方法，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
　　古代，在中国的阿拉伯后裔——回回不学汉字，学习阿拉伯语，但他们用阿拉伯文的字母来拼写口语（汉语），所以这是中国最早的拼音。
　　蒙元，蒙古殖民者为了殖民中国，用改变了的藏文的字母来拼写汉语等语言，叫八思巴字。虽然不是专门拼写汉语的，但是，也可以算汉语拼音的一种。
　　明朝，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是中国最早的拉丁字拼音。
　　明末清初，出现了用简单的古字表现汉语语音的拼音方式。中华民国年间，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就是这个系统的集中表现。现在台湾依然使用。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拉丁字的拼音运动，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运动结合很密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立即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现在使用的这一套方案。联合国也承认了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
　　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
　　目前大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还有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国字。所有这些汉字拉丁化方案都为汉语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的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毛泽东把信批复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其间收到各种汉语拼音方案1600多个。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
　　汉字笔画式
　　拉丁字母式
　　斯拉夫字母式
　　几种字母的混合形式
　　速记式
　　图案式
　　数字形式
　　而最后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系统，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
拼音的由来
　　金尼阁，字四表，原名尼古拉·特里戈，1577年3月3日生于今法国的杜埃城，当时为比利时领土，故金尼阁自称比利时人，而陈垣等人亦称其为“比利时人”。 1594年11月9日入耶稣会。1607年往远东传教，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即利马窦卒年）秋抵澳门，翌年春诣金陵。随郭居静、高一志二神父学习华语（另一说从郭居静及王丰肃）。郭居静神父到杭州开教，他亦同行。后往北京报告南方的教务，深得龙华民的赏识。1613年去罗马向教皇保罗五世“奏陈教务，并请准翻译经典，司铎用华言行圣祭，诵日课，教宗一一允准”，但因客观情况未实行。但他是“第一个向教廷请准以中文举行弥撒，行其他圣事，以及诵念‘日课’的”。
　　金尼阁“集利马窦笔记为蜡顶文中国开教史”即《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1月14日出版（一说1615年2月出版）。此书全部叙述是为欧洲人撰写的。金尼阁刊行《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题献教皇，道“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是为欧洲人叙述中国比较完备无讹之第一部书，亦可说是第一部称得起“汉学”的著作，当时颇具声誉。是书原为利马窦神甫的意大利文纪录，经金尼阁译为拉丁文，并增加了两章，叙述马窦之病故及殡葬的事。
　　利玛窦1583年来到中国，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罗常培根据文章的汉字与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一个包括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西字奇迹》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
　　金尼阁回欧洲后，演讲招募去中国传教之人，众人被其极富魅力的鼓动所吸引，争先恐后，以致于当地教会不得不出面婉言劝阻。金尼阁在吸引和选择人才方面，可谓功不可没。同时为在中国的教会图书馆募集图书，带来教皇所赐之西书七千多部（《远西奇器图说》原作便是金尼阁带来的七千部书中之一）。
　　1619年，金尼阁再次抵达澳门。1621年春金尼阁“往南昌，旋又赴建昌韶州，视察教务。翌年赴杭州被难；一六二三年，往河南开封开教，翌年往山西”，1625年赴陕西。1626年在王徵的协助下，完成《西儒耳目资》三卷。《西儒耳目资》的目的，据他自述，“在使中国人能在三天内通晓西方文字体系”。
　　《西儒耳目资》作于1625年，1626年在杭州出版，自称沿袭利玛窦所创体制，即用利玛窦二十五字母“互相结合，上加五个字调记号，来拼切一切汉字的读音。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也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于是汉字读音就显得极其简单，极其有条理，不但把向来被人认为繁杂的反切，开了一条所谓‘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并且立刻引起了中国好些音韵学家对于这种简易的拼音文字向往的热忱”。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方密之（以智）《通雅》成于1639年，书中再三称引《西儒耳目资》，如说“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当合悉昙等子与大西《耳目资》通之”，“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甚至提出“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此即汉字拼音化主张的萌芽）。传教士的方法震动了中国音韵学家，直接启示他们在西方拼音文字帮助下寻求对汉字记音系统更完善的描写。稍后刘献庭（继庄）的《新韵谱》即在这种刺激下撰成，钱玄同说刘氏已清楚认识到“必须用了音标，方能分析音素，方能表注任何地方之音”，罗常培《刘继庄的音韵学》一文则认为该书重点就是“着眼于统一国语与调查方言”。钱玄同甚至认为，《新韵谱》成书之年（1692）实可作为“国语运动”的纪元。
　　1627年，再度被召回杭州，从此就在杭州专心传教和著述。“华人曾言言词理文笔之优，欧罗巴诸司铎中殆无能及者。其远非常人所能及之记忆力，其好学不倦，虽疾病而不辍，其时常从事之译业，或译拉丁文为汉文，或译汉文为拉丁文，使之谙练语言文字，故言谈写作均佳，无论文言或俚语也”。他大部分的著作为拉丁文，写成中文的即在陕西的《西儒耳目资》一书。
　　金尼阁第二次来华时还带来大量外文书籍。这不仅因为他个人热爱书籍，遵循利玛窦开创的学术传教之路，而且因为金尼阁在返回西欧前接受了在华传教会让其在欧洲广泛募集图书，从而在北京等地建立教会图书馆的任务。他这次前来，不只带来了这些西学人才，让后人感兴趣，他还为中国带来了整整一个图书馆的书籍。据说，这些书都是精装本，无一重复，囊括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为了募集新书和仪器，金尼阁漫游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终于收集了精装图书7000余部。金氏本人估计所收书籍和仪器在离欧时价值1万金币。为此，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联络了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向达先生称这一举动：“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不幸的是，1629年11月14日在杭州逝世（葬于城外大方井耶稣会司铎公墓，即今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桃源岭村），“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后来，李之藻和王徵等人零星翻译了其中一些著作，大部分书籍蒙上尘埃，默默地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七千部”中残余的数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的科学典籍。
　　一、从简略的回顾中，阐明从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汉民族共同语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二、通过注音符号、国罗、北拉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关系，具体说明方案在哪几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这几种拼音的主要优点并加以创新，从而总结了二十世纪前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制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三、通过对台湾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之争的分析 ，揭示隐藏在这场发生在台湾的激烈论战的背后，其实质性问题是什么。
汉语拼音与普通话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历史渊源
　　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语运动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汉语拼音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汉语拼音方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充分吸收了过去许多拼音设计，特别是国罗和北拉的许多宝贵经验，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独运之处。但更多的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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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是我们的语文课件，不知合不合题啊..
汉民族文化心态对 汉语语法特点的影响
（一）重意念的文化心态影响了语法的意合特点
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指出：“国语底用词组句，偏重心理，略于形式。”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经指出：“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排在那儿，要你斟酌，要你从各种不同的关系去考察，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

全部展开

这完全是我们的语文课件，不知合不合题啊..
汉民族文化心态对 汉语语法特点的影响
（一）重意念的文化心态影响了语法的意合特点
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指出：“国语底用词组句，偏重心理，略于形式。”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经指出：“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排在那儿，要你斟酌，要你从各种不同的关系去考察，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
（二）“气”是汉语语法的内在“中枢”
气通一气贯通、文达、一气呵成
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刘勰《文心雕龙》：“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
（三）对称心理对汉语句式的影响
中国诗歌“从构思到韵律，重视对偶性思维。一般来说，对句的表现手法，无论在哪国的诗歌里面也不罕见。但是中国诗里，它植根于应该说是中国式思维的本质的对偶感觉，而且结合‘中国语的基础单位二音节结构’、‘古典韵律的基础单位平仄二分对立’、‘汉字一字一音节的表记’等特点，使它超出了单纯的表现手法范围，成为生理的、体质的东西。”
松浦友久《诗语的诸相——唐诗札记》
《易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张载主张“一物两体”，“两不立，则一不可见”。
王安石则认为“五行之为物……皆各有耦”，“皆不免有对”。
《文心雕龙》：“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赞同0| 评论 2012-5-28 19:07 热心网友
（一）重意念的文化心态影响了语法的意合特点
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指出：“国语底用词组句，偏重心理，略于形式。”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经指出：“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排在那儿，要你斟酌，要你从各种不同的关系去考察，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
（二）“气”是汉语语法的内在“中枢”
气通一气贯通、文达、一气呵成
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刘勰《文心雕龙》：“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
（三）对称心理对汉语句式的影响
中国诗歌“从构思到韵律，重视对偶性思维。一般来说，对句的表现手法，无论在哪国的诗歌里面也不罕见。但是中国诗里，它植根于应该说是中国式思维的本质的对偶感觉，而且结合‘中国语的基础单位二音节结构’、‘古典韵律的基础单位平仄二分对立’、‘汉字一字一音节的表记’等特点，使它超出了单纯的表现手法范围，成为生理的、体质的东西。”
松浦友久《诗语的诸相——唐诗札记》
《易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张载主张“一物两体”，“两不立，则一不可见”。
王安石则认为“五行之为物……皆各有耦”，“皆不免有对”。
《文心雕龙》：“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古代没有拼音，而使用反切来教人识字等方法，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
　　古代，在中国的阿拉伯后裔——回回不学汉字，学习阿拉伯语，但他们用阿拉伯文的字母来拼写口语（汉语），所以这是中国最早的拼音。
　　蒙元，蒙古殖民者为了殖民中国，用改变了的藏文的字母来拼写汉语等语言，叫八思巴字。虽然不是专门拼写汉语的，但是，也可以算汉语拼音的一种。
　　明朝，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是中国最早的拉丁字拼音。
　　明末清初，出现了用简单的古字表现汉语语音的拼音方式。中华民国年间，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就是这个系统的集中表现。现在台湾依然使用。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拉丁字的拼音运动，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运动结合很密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立即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现在使用的这一套方案。联合国也承认了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
　　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
　　目前大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还有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国字。所有这些汉字拉丁化方案都为汉语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的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毛泽东把信批复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其间收到各种汉语拼音方案1600多个。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
　　汉字笔画式
　　拉丁字母式
　　斯拉夫字母式
　　几种字母的混合形式
　　速记式
　　图案式
　　数字形式
　　而最后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系统，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
拼音的由来
　　金尼阁，字四表，原名尼古拉·特里戈，1577年3月3日生于今法国的杜埃城，当时为比利时领土，故金尼阁自称比利时人，而陈垣等人亦称其为“比利时人”。 1594年11月9日入耶稣会。1607年往远东传教，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即利马窦卒年）秋抵澳门，翌年春诣金陵。随郭居静、高一志二神父学习华语（另一说从郭居静及王丰肃）。郭居静神父到杭州开教，他亦同行。后往北京报告南方的教务，深得龙华民的赏识。1613年去罗马向教皇保罗五世“奏陈教务，并请准翻译经典，司铎用华言行圣祭，诵日课，教宗一一允准”，但因客观情况未实行。但他是“第一个向教廷请准以中文举行弥撒，行其他圣事，以及诵念‘日课’的”。
　　金尼阁“集利马窦笔记为蜡顶文中国开教史”即《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1月14日出版（一说1615年2月出版）。此书全部叙述是为欧洲人撰写的。金尼阁刊行《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题献教皇，道“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是为欧洲人叙述中国比较完备无讹之第一部书，亦可说是第一部称得起“汉学”的著作，当时颇具声誉。是书原为利马窦神甫的意大利文纪录，经金尼阁译为拉丁文，并增加了两章，叙述马窦之病故及殡葬的事。
　　利玛窦1583年来到中国，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罗常培根据文章的汉字与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一个包括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西字奇迹》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
　　金尼阁回欧洲后，演讲招募去中国传教之人，众人被其极富魅力的鼓动所吸引，争先恐后，以致于当地教会不得不出面婉言劝阻。金尼阁在吸引和选择人才方面，可谓功不可没。同时为在中国的教会图书馆募集图书，带来教皇所赐之西书七千多部（《远西奇器图说》原作便是金尼阁带来的七千部书中之一）。
　　1619年，金尼阁再次抵达澳门。1621年春金尼阁“往南昌，旋又赴建昌韶州，视察教务。翌年赴杭州被难；一六二三年，往河南开封开教，翌年往山西”，1625年赴陕西。1626年在王徵的协助下，完成《西儒耳目资》三卷。《西儒耳目资》的目的，据他自述，“在使中国人能在三天内通晓西方文字体系”。
　　《西儒耳目资》作于1625年，1626年在杭州出版，自称沿袭利玛窦所创体制，即用利玛窦二十五字母“互相结合，上加五个字调记号，来拼切一切汉字的读音。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也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于是汉字读音就显得极其简单，极其有条理，不但把向来被人认为繁杂的反切，开了一条所谓‘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并且立刻引起了中国好些音韵学家对于这种简易的拼音文字向往的热忱”。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方密之（以智）《通雅》成于1639年，书中再三称引《西儒耳目资》，如说“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当合悉昙等子与大西《耳目资》通之”，“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甚至提出“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此即汉字拼音化主张的萌芽）。传教士的方法震动了中国音韵学家，直接启示他们在西方拼音文字帮助下寻求对汉字记音系统更完善的描写。稍后刘献庭（继庄）的《新韵谱》即在这种刺激下撰成，钱玄同说刘氏已清楚认识到“必须用了音标，方能分析音素，方能表注任何地方之音”，罗常培《刘继庄的音韵学》一文则认为该书重点就是“着眼于统一国语与调查方言”。钱玄同甚至认为，《新韵谱》成书之年（1692）实可作为“国语运动”的纪元。
　　1627年，再度被召回杭州，从此就在杭州专心传教和著述。“华人曾言言词理文笔之优，欧罗巴诸司铎中殆无能及者。其远非常人所能及之记忆力，其好学不倦，虽疾病而不辍，其时常从事之译业，或译拉丁文为汉文，或译汉文为拉丁文，使之谙练语言文字，故言谈写作均佳，无论文言或俚语也”。他大部分的著作为拉丁文，写成中文的即在陕西的《西儒耳目资》一书。
　　金尼阁第二次来华时还带来大量外文书籍。这不仅因为他个人热爱书籍，遵循利玛窦开创的学术传教之路，而且因为金尼阁在返回西欧前接受了在华传教会让其在欧洲广泛募集图书，从而在北京等地建立教会图书馆的任务。他这次前来，不只带来了这些西学人才，让后人感兴趣，他还为中国带来了整整一个图书馆的书籍。据说，这些书都是精装本，无一重复，囊括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为了募集新书和仪器，金尼阁漫游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终于收集了精装图书7000余部。金氏本人估计所收书籍和仪器在离欧时价值1万金币。为此，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联络了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向达先生称这一举动：“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不幸的是，1629年11月14日在杭州逝世（葬于城外大方井耶稣会司铎公墓，即今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桃源岭村），“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后来，李之藻和王徵等人零星翻译了其中一些著作，大部分书籍蒙上尘埃，默默地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七千部”中残余的数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的科学典籍。
　　一、从简略的回顾中，阐明从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汉民族共同语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二、通过注音符号、国罗、北拉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关系，具体说明方案在哪几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这几种拼音的主要优点并加以创新，从而总结了二十世纪前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制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三、通过对台湾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之争的分析 ，揭示隐藏在这场发生在台湾的激烈论战的背后，其实质性问题是什么。
汉语拼音与普通话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历史渊源
　　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