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歌繁荣景象表现在哪些地方

盛唐诗歌繁荣景象表现在哪些地方
盛唐诗歌繁荣景象表现在哪些地方

盛唐诗歌繁荣景象表现在哪些地方
盛唐诗歌成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峰,虽然后世依然有诗,但唐朝的诗无论从质量、内容、数量,以及意境都到了一个制高点,可以说是古中华文化的一个最璀璨的时期.
　　其原因,身处于唐朝,文武之风和谐发展的社会,相对自由的舆论环境,积极进取的社会风气,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机制完善的政策,都促使文化的繁荣壮大,和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
　　唐代无疑是中国诗歌最为辉煌的时代.唐代诗歌绝不是奇峰突起,前此诗歌发展的积淀是唐诗成就其伟大的重要原因.
　　我们习惯上把唐代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来研究唐代的诗歌.
　　初唐流行“上官体”.“上官体”的核心人物上官仪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内容空虚、相互酬唱的“上官体”风行天下.面对这种不良风气,“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担当起了引导诗歌摆脱歧路,步入正道的重任.他们各自以成功的创作完成了这一重任.杜甫写诗盛赞：“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文人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都是千古传诵的佳构.
　　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唐诗中的神品,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昔人尝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无疑是正确的.对于盛唐而言,这是一个特例.盛唐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诗坛也呈现出百花竞放的局面.如果说唐诗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峰,那么盛唐诗歌就是这座高峰的顶点.我们用“一个星座,两个流派,七位诗人”来概括这个时期的诗歌.
　　“一个星座”指“双子星座”.这里的“双子”是“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他们分别代表了浪漫主义诗歌和现实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李白一生渴望功名而又傲视权贵,狂放不羁的人格特色同人生追求存在着强烈的矛盾,这使他的一生成为以诗下酒,以酒赋诗的一生.杜甫禀承了良好的家学渊源,抱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志向去实现他的人生理想.但命运似乎在捉弄他,最后在贫病交加中客死于湘江渔船.尤其在晚年,身处草堂,心忧天下,体现了一位人民诗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两个流派”指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七位诗人”除李白、杜甫外,另外五位指山水田园诗派的王维、孟浩然和边塞诗派的高适、岑参和王昌龄.
　　东晋陶渊明和南朝谢灵运分别开启了田园诗和山水诗,到了盛唐,山水、田园诗合流.
　　“诗佛”王维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艺术全才,除了精于诗歌创作外,在书画、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多方面的艺术才华使他在诗歌创作上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苏东坡称赞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山居秋暝》是他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除山水田园诗外,王维还写下了一部分脍炙人口的送别诗、爱情诗、甚至边塞诗.如《远元二使安西》、《相思》、《使至塞上》等.
　　孟浩然同李白、杜甫一样,一生热衷功名,但是“欲济无舟楫”,只能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踏上隐居之路.他的著名诗歌有《过故人庄》、《宿建德江》、《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等.
　　唐代鼓励文人投笔从戎,建立军功.文人也多抱定“宁作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人生理想.这样就使许多文人能够亲历军戎,甚至浴血疆场,从而形成了一个前代未曾有过的诗歌流派——边塞诗派.
　　高适是军旅诗人的代表.他的《燕歌行》是边塞诗派最杰出的作品,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可以称得上是“边塞诗双璧”.诗作描绘了激烈的战斗场面,痛斥了将帅的荒淫无能（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歌颂了士兵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相看白刃雪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反映了长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岑参的边塞诗以写景取胜.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句,写塞外雪景,可谓神来之笔.
　　王昌龄诗名很高,人称“诗家天子”.他最长于写七绝,又称“七绝圣手”.他的边塞诗《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曾被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王昌龄后来遭人排挤,连遭贬谪,李白惺惺相惜,写下了《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王昌龄自己也写下了表白心迹的名作《芙蓉楼送辛渐》.“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成为作者高洁人格的写照.
　　此外,崔颢的《黄鹤楼》特别值得一提.相传李白登上黄鹤楼本欲赋诗,见到崔颢的这首诗歌后感慨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尽管平叛战争最终以唐政府的胜利而告终,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还是给唐政府以沉重打击.这次叛乱成为唐由盛趋衰的转折点.
　　这次叛乱给民族心理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唐人开始以理性冷峻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个曾经如日中天的王朝.开元、天宝时期的重要诗人大都死于战乱.诗人开始把笔端指向了唐王朝躯体上的痼疾,去揭露、去批判、去治疗.
　　中唐诗歌我们概括为“两个流派、八位诗人”.
　　第一个流派是“元白诗派”.“元”指元稹,“白”指白居易.他们掀起了“新乐府运动”,主张散文、诗歌应该能够像乐府诗一样,反映时事,有补于世,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元稹尽管名列白居易之前,但成就远不如白居易.他的《行宫》和《离思》两篇,是五绝和七绝的上乘之作.
　　以被贬任江州司马为分界线,白居易的一生可分为两个阶段.之前,少年白居易以《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干谒顾况,名动京师,仕途顺畅——达则兼济天下.之后,作者政治上遭受打击,心灰意冷——“穷则独善其身”.他的诗歌前后期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前期批判尖锐,“砭时事不留面子”,后期多闲适、酬唱之作,锋芒不露.他最优秀的诗歌是《琵琶行》和《长恨歌》.
　　白居易写诗力求“老妪能解”,因而他的诗歌明白晓畅.但作者经常“卒章显志”,越俎代庖,画蛇添足,这就大大影响了诗歌的形象性和含蓄性,使诗歌少了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韵味.
　　第二个流派是“韩孟诗派”.“韩”指韩愈,“孟”指孟郊.在古文上,韩愈以复古的方式来创新,文起八代之衰,恢复了散文的优良传统.在诗歌上,韩愈同样力主创新,他的诗歌硬语盘空,以奇险怪诞著称,《左迁蓝关示侄孙湘》是他的代表作.作者“忠而被贬”,不怨天,不尤人,九死不悔,凛然不屈之气溢于言表.
　　苏轼评价孟郊、贾岛“郊寒岛瘦”.二人以苦吟著名,“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但炼字、炼句有余而炼意不足,使诗歌有句而无篇.《游子吟》和《寻隐者不遇》分别是两人的佳作.
　　另外三位诗人是李贺、柳宗元和刘禹锡.
　　“诗鬼”李贺才高而命短,仅仅走过了二十七个春秋便身归道山.他的诗歌在唐代独树一帜,具有神奇瑰丽的浪漫主义色彩.
　　柳宗元由于参加王叔文集团改革,失败后屡遭贬谪.《江雪》一诗中那幅寥廓清冷的画面,那位冒雪独钓的老翁,折射出了作者凄惨的境遇.
　　刘禹锡和柳宗元可谓同病相怜,参加变革,同时被贬.二十几年后,刘禹锡在扬州遇到白居易,刘禹锡写下了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当中脍炙人口的诗句.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被贬巴蜀后,向当地百姓学习民歌,从中吸取了有益的养分.他的《竹枝词》,便是学习民歌写下的好诗.
　　晚唐诗歌的代表人物是杜牧和李商隐.
　　杜牧早年胸怀大志,曾研习《孙子兵法》并为之作注.举进士后遭人排挤,于是混迹扬州,风花雪月,纵情歌楼,“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名篇《赠别》便是抒写同歌女难舍难分之情的作品.
　　虽然一生不得志,但赤子之情不改.杜牧最长于写咏史诗.《过华清宫》、《赤壁》、《泊秦淮》、《题乌江亭》都是这类诗歌的代表作.
　　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党争是唐代政治体制上的三大毒瘤,进入晚唐,这三大毒瘤发展到了极端,李商隐便是这毒瘤的受害者.
　　李商隐一生夹于牛党和李党之间,是晚唐党争的牺牲品.他是爱情诗的圣手,《无题》多是爱情诗的经典,“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是个中饱含情韵的佳句.他又是朦胧诗的鼻祖,“诗家只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许多作品寄兴遥深,如名作《锦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
　　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唐诗壁立千仞,伟大的艺术成就确实给宋代诗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事实并非如鲁迅所言,宋诗还是呈现出了不同于唐诗的美学风貌.
　　吸取中唐以来藩镇强盛,尾大不掉的教训,宋王朝决定采用崇文抑武的国策,这就提升了文人的地位.印刷业和教育的空前发展使宋代文人的总体学术水平也远胜于前.杜甫自称“读书破万卷”,那在唐代是比较罕见的,在宋代,有不少诗人同时又是学者,“破万卷”者较多.上述历史背景使宋人好发议论堪称前无古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宋诗特点概括相当准确,即“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钱钟书先生则概括为：“唐诗多以丰神情蕴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宋词是两宋文学的巨大收获,也是诗歌百花园中一束绚丽夺目的奇葩.它的成长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隋朝.
　　词起源于隋.它的诞生同音乐有着不解之缘,是一种可以配乐演唱的诗歌样式,因而词的全名叫曲子词.后来词曲剥离,省称为词.词因为句子长短不齐,又称长短句.最初不登大雅之堂,文人偶尔为之,又称诗余.有人认为它源自乐府,又称乐府.
　　词虽然起源于隋,但隋并没有词传世.现在发现最早的词是出自敦煌藏经洞的“敦煌曲子词”,属民间词.现存最早的文人词出自李白之手,所以李白又被尊为“百代词曲之祖”.到了中唐,文人写词风气渐浓,如张志和、白居易等.
　　到了晚唐五代,词的创作开始繁荣,词逐渐步入成熟.
　　初唐诗歌 　唐兴四、五十年间,社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然而历史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则往往积重难返,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诗歌创作也还处在陈隋余光返照之下.号称“一代英主”的李世民,“而诗语殊无丈夫气”（王世贞《艺苑卮言》）.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才人学士如陈叔达、虞世南、杨师道、李义府之流,诗思也基本未越出宫廷贵族生活的狭窄范围,写的大都是应制颂圣、艳情唱酬之作,稍后,更发展出“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的“上官体”.其时虽有个别作家能自拔于流风习俗之中,如魏徵《述怀》骨气劲拔,导陈子昂之先路；王绩意趣澹远,为王、孟的前驱；王梵志诗语言通俗,别开生面,开寒山、拾得诗的先河,且影响到宋代诗人如黄庭坚等.但他们有的作品不多,有的地位不高,不足以扭转整个风气.
　　大约在高宗麟德、乾封年间开始,诗歌创作的潮流发生了重要变化.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踏上诗坛,他们是一群地位不高而才名颇盛的年轻诗人,不满意于宫廷应制诗的空虚内容和呆板形式,热切要求抒写自己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与悲欢离合的人生感慨,从而推动诗歌题材“由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闻一多《唐诗杂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元代杨士弘把“四杰”定为唐诗“始音”,承认他们开启了一代新风.
　　将“四杰”的创新事业大大向前推进一步的,是武则天时代的诗人陈子昂.“四杰”的诗还没有摆脱六朝后期“采丽竞繁”的影响,陈子昂则提倡“汉魏风骨”,主张继承建安、正始时期诗歌的现实内容和雄健风格,用以抵制和扫荡齐梁以来的浮靡习气,这样以复古为革新,从理论上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他的创作实践,也体现了其文学主张,显示了创新的实绩.代表作如《感遇》、《登幽州台歌》等,指陈时事,深切著明,愤世忧生之情和当时流行的诗风迥然相异.绵延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梁陈诗影响,到他手里才得到廓清.所以韩愈指出：“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但陈子昂在大力反对颓风的同时,对于南朝诗人长期积累的艺术经验,未能予以应有的重视和吸取,因而其诗往往质朴有余,文采不足.胡震亨说：“子昂自以复古反正,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正如伙涉（谓秦末起义的陈涉）为王,殿屋非必沈沈,但大泽一呼,为群雄驱先,自不得不取冠汉史.”（《唐音癸签》）这话是符合实际的.
　　与陈子昂约略同时而形成不同流派的,有经常出入武后掖廷的沈佺期、宋之问以及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他们是一批御用文人,所作多半是奉和应制、点缀升平的篇什.在他们写的其他题材诗篇中,虽然也有一些历来为人们传诵的优秀作品,特别是杜审言,风格遒上,气象开阔,颇为后人推重,但总的说来,其贡献主要还是在律体的完成方面.他们总结了齐梁以来对诗歌声律的种种探索,尤其是“四杰”大量写作近体诗的经验,“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宋之问传》）,实现了五七言律诗格律形式的定型化,为以后的作者提供了可以遵循的规范.从此,古近体各类诗才有了明确的界限,诗歌的体制更加丰富多样.正如胡应麟所说：“实词章改变之大机,气运推迁之一会.”（《诗薮》）其意义不容低估.
　　盛唐诗歌 　 陈子昂的“复古”和沈宋的“变新”,从不同方面为唐诗兴盛作了贡献,下一阶段的诗人在这个已经准备好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正确的方向和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诗歌全面繁荣的高潮便展现在人们眼前.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曾经用“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来概括盛唐诗总的成就,说明盛唐诗人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确实超越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
　　这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逐渐发展着的社会矛盾,尚处在经济繁荣、国力富强、政权稳定、文化高涨等现象的掩盖之下,给人以充满希望的感觉.现实生活的无限丰富与广阔,开拓了诗人们的胸怀和诗歌的意境.许多著名诗人同时出现.高棅《唐诗品汇总序》说：“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也.”此外,如张说、张九龄、张若虚、王翰、王湾、王之涣、崔颢、崔国辅、祖咏、刘眘虚等,虽艺术造诣的深浅、作品存留的多少不尽相同,但都能卓然名家,互不相掩.他们的诗歌,大都寓工力技巧于自然浑成之中,华美而不浓腻,精丽而不纤巧,雄健而不粗野,细致而不破碎,流利而不浮滑,清新而不僻涩,厚重而不呆板,沉着而不粘滞,兴象超妙,韵律谐和,表现了这个时代共同的艺术特色.
　　边塞战争和田园山水 盛唐诗歌的内容异常丰富,在大量流传千古的名篇里,描写边塞战争和田园山水这两方面题材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个时期的诗人,往往有一段边地从军的生活经历,在他们笔底,不仅描绘了壮阔苍凉、绚丽多采的边塞风光,而且抒写了请缨投笔的豪情壮志,洋溢着激昂慷慨的时代精神.由于具体情况不同,他们对战争的态度,有歌颂,有批评,也有诅咒和谴责,思想上往往达到一定的深度.这类诗人中,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最为知名,他们的作品气氛浓郁,情调悲壮,多采用七言歌行或七言绝句的形式.另一派以题咏山水景物和田园生活著称的代表诗人,则有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等.他们的作品较多地反映了闲适、退隐的思想情绪,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多采用五言古体和五言律绝的形式.这派诗人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把六朝以来的山水诗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其中尤以王维的成就为高.他是诗人,又是画家,能够以画理通之于诗.湛深的艺术造诣,于李、杜之外别立一宗,对后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标志着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是李白和杜甫.他们的诗歌风格不同,但在艺术上同样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不容有所轩轾.严羽《沧浪诗话》曾指出：“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持论较为平允.
　　李白成为后人追摹难及的典范 李白的名篇,多半成于安史之乱前,亦有一部分作于变乱发生后,其中有对黑暗政治的大胆揭露,有对叛乱势力的严厉斥责,有民生疾苦的反映,有侠士、商人、矿工、农夫、戍卒、妇女等不同群体生活的描绘,有拯物济世的宏伟抱负的抒写,有个性自由解放的追求,有爱情和友谊的讴唱,也有祖国大好河山的颂歌,从多方面反映了唐王朝由全盛向衰败转折期的社会生活与时代心理.诗篇气势雄放,想象奇妙,语言清新自然而又瑰丽多采,有强烈的抒情气息,形成天马行空、飘逸不群的艺术风格,成为后人追摹难及的典范.
　　杜甫的作品则为动乱时代的“诗史” 李白的诗歌主要是动乱酝酿时期的写照,杜甫的作品则为动乱时代的“诗史”.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揭开了大唐帝国繁荣富强的外衣,潜伏已久的社会危机,阶级的、民族的以及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矛盾,象火山一样喷迸出来,一发而不可收.从此,藩镇割据、宦宫专权、朋党相争、边患频仍,经济的凋残衰敝和政治的动荡不宁,支配着唐代后半叶的历史,直至唐末农民大起义和唐朝灭亡.社会的剧变引起诗歌创作的重大变化,兴象超妙、声韵和美的诗歌意境,让渡于面向惨淡人生的沉吟悲慨.这一变化具体体现在杜甫的创作中,杜甫的诗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变乱和人民的苦难,对受迫害者寄予深挚的同情,成为后来白居易等人倡导新乐府运动的先声.他善于把时事政治和个人身世遭遇紧密地结合起来,既有生活场景的典型概括,又有主观情感的浓烈发抒,融理、事、情于一炉,包孕深闳,形成沈郁顿挫的独特风格.在诗歌语言、格律、技巧等方面,他善于“转益多师”,广泛吸取前人和并世作者的创作经验,“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为后来诗歌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万户千门、大途小径.
　　同时的元结,也曾经写过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诗,词意深挚,为杜甫所激赏.元结选有《箧中集》,提倡为人生的质朴的诗风,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入选的作者有沈千运、孟云卿等7人,诗24首,全是短篇五古,没有一首律诗.内容多半为愤世嫉俗和抒写个人牢骚之作.在风骨与声律兼祟、古体和今体并重的盛唐诗坛上,他们这种“好古遗近”的创作态度,代表着一种特异的倾向,形成一个小小的流派.
　　中唐诗歌 　 刘长卿、韦应物和以钱起、郎士元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 杜甫之后,从代宗大历初至德宗贞元中的30年间,唐王朝处于大乱过后的衰落时期,诗坛上也很不景气.著名的诗人有刘长卿和以钱起、郎士元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他们多工五言律体,语言精致妥贴,韵度娴整秀润,诗风近似王维.但他们大半是权门清客,诗中有大量投献应酬和流连光景之作,内容浮浅,气象单弱.其中卢纶、李益有一部分色调苍凉、意境雄浑的边塞绝句,尚可作为盛唐的嗣响.这时期比较杰出的诗人是韦应物,他的田园山水诗继陶渊明和王孟之后,“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乐府歌行则又接近杜甫、元结,“才丽之外,颇近兴讽”（白居易《与元九书》）.此外,戎昱、顾况、戴叔伦诸家也各有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佳篇,成为从杜甫过渡到元、白、张、王之间的桥梁.
　　白居易、元稹等倡导“新乐府运动” 围绕着以顺宗永贞革新和宪宗元和削藩为标志的政治改革浪潮的兴起,积衰不振的唐王朝,曾经一度给人们以中兴的展望.与此同时,诗坛重又出现大活跃的景象.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等一派作家倡导“新乐府运动”,写下大量政治讽喻诗,在揭露现实的广泛性和批评时政的自觉性方面,继承杜甫而有所前进.张、王乐府精警凝炼,风格不同于元、白.元、白发展了叙事的技巧,剪裁集中,情节曲折,描写细致,《新乐府》中就有不少首尾完整的叙事诗,长篇歌行如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又分明可以看出传奇小说的影响.与元、白舒徐坦易诗风相对立的,则有以韩愈、孟郊、李贺、贾岛为代表的另一诗派.他们在诗歌艺术上,继承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标新立异,洗削凡近.韩气豪,孟思深,而皆能硬语盘空,精思独造.韩愈同时又是杰出的散文家,其诗有散文化的倾向,雄奇恣肆,挥斥自如,但有时不免矜才使学,斗险争奇,流于怪诞僻涩.这两者都对宋诗发生了重大影响.李贺的诗,在作意奇诡和思路峭刻方面接近韩孟,而旨趣幽深,色彩秾丽,又自与韩孟异趋,孕育了晚唐温李一派的作用.贾岛及其诗友姚合,则胎息于王孟及“大历十才子”摹写山水景物的短章,从其中吸取灵秀之气,加上字句的刻苦推敲,形成清奇僻苦的诗风.虽然格局狭小,也能自辟门庭,开宗立派.他如卢仝、刘叉等人,都以奇崛见长,各有名篇传世.
　　两大诗派以外,卓然成家的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柳宗元一部分写田园山水的五言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风格近似陶渊明,与韦应物并称韦柳；而另一些政治抒情诗,则哀怨激越,富有楚骚意味.刘禹锡才力雄健,有“诗豪”之称.《竹枝词》诸首,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音调,成为后世文人学习民歌的范本；一些抒情写景的小诗,则又往往在情景描绘中蕴含人生的哲理,对宋诗的讲求“理趣”有一定影响.“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这一时期诗坛上所呈现的创新精神,诗歌里所表现的个性风格,是异常突出的.
　　晚唐及五代诗歌 　 “元和中兴”的势头消逝后,唐王朝衰亡的命运逐渐逼临.反映在诗篇里,感伤颓废的情调和藻饰繁缛的风气逐渐增浓.
　　李商隐,唐代诗坛的殿军 从文宗大和、开成到宣宗大中年间,杰出的诗人如杜牧、李商隐,诗作中充满伤时忧国的感喟,而哀怨深沉,给人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的没落感,毕竟缺乏鼓舞人心的力量.他们对诗歌艺术的技巧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尤工七言近体,律对精切,文词清丽,笔意宛转,情味隽永,开拓出声情流美、翰藻酭的胜境.二人中,杜诗俊爽,李诗深婉,各有千秋,而尤以李商隐的影响更大,成为唐代诗坛的殿军.由于时代唯美风尚的习染,其部分诗篇中存在着隶事过多,过于追求词藻精丽,文胜于质的情况,成为宋初西昆体的滥觞.同时与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才思清绮,词采秾丽,但比较缺乏思想深度,格调不高,不能和李商隐相提并论.其他如许浑、刘沧、薛能、马戴、赵嘏、张祜等人,体貌各殊,也各有佳篇秀句流传于世,而“风容色泽,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章大篇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俞文豹《吹剑录》）.
　　懿宗咸通以后直至唐亡的半个世纪内,社会动乱不宁,诗歌创作领域也出现普遍衰退的趋势.这时期的作者大多是前代诗风的追随者.如唐彦谦、吴融、韩偓学温、李的华美；李频、方干、周朴、李洞学贾岛、姚合的清苦;司空图、项斯、任蕃、章孝标学张籍的雅正；曹邺、刘驾、聂夷中学元结、孟郊的简古；皮日休、陆龟蒙学韩愈的博奥；杜荀鹤、罗隐、韦庄学元、白的通俗等等,虽然成就高低各有不同,然而“依人作计终后人”,总的说来,未能在艺术上超越前人有重大突破.其中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诸人用平易流畅的语言写的一部分反映民生疾苦的篇章以及罗隐的政治讽刺小诗和韩偓感愤时事的七律,为唐末社会变乱留下了真实的写照.